《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
《新五代史》由于作者的巨大声名，在欧阳修生前及去世后不久即广为流布，本文通过对《通鉴考异》《鸡肋集·五代杂论》及吴缜《五代史纂误》引《欧史》的梳理，展示了《新五代史》在欧阳修去世后二十年内各类文本的面貌，并通过抉发《新五代史》北宋文本与现存宋元本之间的联系，梳理了现存宋元本的版本系统，并展示了现存宋元本各自独特的文献价值。
《新五代史》今存宋元本十部，笔者顷因参与《新五代史》修订工作，有缘得通校上述宋元本中各代表性版本及北宋文献引录之《欧史》文字，发现其稿本和刊本在欧阳修过世不久即传布人间，成为宋元时代诸刻本之祖本，并影响了今日所见诸宋元本，今不揣浅陋，试推考《新五代史》早期版本之面貌及其与今存《欧史》宋元本之间的渊源，并略述各版本之价价值值。
一、《新五代史》早期版本的面貌
《新五代史》今存宋元本虽多，但最早为南宋刻本，其书在北宋时面貌如何，古本不传，所幸借于欧阳修的巨大声望，《新五代史》成书不久即流布士林，为诸书所称引，因此从北宋文献引录的《新五代史》文字中，我们尚可窥见其书当日的面貌。这些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资治通鉴考异》、吴缜《五代史纂误》、晁补之《鸡肋集·五代杂论》。此三部书中所引录的《新五代史》皆是欧阳修去世后不到二十年内的文本(说见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这二十年间《新五代史》究竟以何种方式在士人间流传，吴缜、晁补之等人所见到的究竟是什么文本，我们也许需要从《新五代史》长达三十年的撰作过程及其早期的流传谈起。
《新五代史》的成书过程，陈尚君师《欧阳修著述考》一文中有专节论述，然限于篇幅，似仍可作些许补充，本文即在此基础上稍作考补:
《新五代史》开始编纂于景佑中欧阳修任馆阁校勘期间。他在给王陶的信中说:“《五代史》，近方求得少许所阙书，亦未能了。人生多因循，已十三年矣。”这封信原注系于皇佑初年(约1049)，自此时上溯十三年，大概是景佑三年(1036)。其时宋初由薛居正所领衔编纂的《五代史》已流行约半个世纪，期间对其书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宋庠在上给宋仁宗的札子中对《薛史》有这样的表达:“范质《五代史》并是近代修纂，虽粗成卷帙，而实多漏略。义例无次，首末相违。……五代帝纪，则殆是全写实录，别传则更同铭志。”因此他希望能够“补辑散亡，勒成新书，或矫前病”，并且还提出希望“差李淑及臣弟(祁)等三人，同将……《五代史》别加撰著”。这大概可以代表时人对于《薛史》普遍的看法，因此一时间补辑、新作五代史的风气颇为盛行，流传至今的王禹偁《五代史阙文》、陶岳《五代史补》等皆是此类著作，甚至在天圣五年(1027)，知宁州杨及便已进上了他所撰修的五代史。欧阳修新撰五代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景佑三年五月，欧阳修被贬夷陵，此时他对于五代史的思考似乎更成熟了，在次年给尹师鲁的信中，欧阳修具体阐述了五代史的体例，并邀请尹洙和他一起合作:
开正以来，始似无事，治旧史。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此传，为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次;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传。
由此可知，此时，欧阳修对于五代史的修撰已经有了通盘的考量，而他在京期间所撰的《十国志》也正可因此纳入书中。
而后的几年，欧阳修出贬在外，四处奔波，不过官场的失意反倒让欧阳修有更多的余暇专注于五代史的撰作。他在给李淑的信中说:“修曩在京师，不能自闲，辄欲妄作，幸因余论，发于教诱，假以文字，力欲奖成。不幸中间，自罹咎责，尔来三年，陆走三千，水行万里……偷其暇时，不敢自废，收拾缀缉，粗若有成。”此信《四部丛刊》本题注系于宝元元年(1038)，虽然他谦称“编摭甫就，而首尾颠倒，未有卷第”，但似乎此时五代史已经初具雏形。
此后，欧阳修仍不断增入材料。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于滑州梁末名将王彦章后人处访得王氏家传。从《新五代史·王彦章传》来看，其中所叙王彦章以保銮军士五百人救郓州及王彦章约以三日破敌二事，都与《王彦章画像记》所述家传内容相合，而为《旧五代史》所不载，显然王氏家传是《王彦章传》的重要史源之一。而他与尹洙的合作大概持续了近十年，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在与尹洙的信中，仍敦请他将列传人名寄来。直到皇佑初年，欧阳修仍在搜求材料以增补其书，并在王回的建议下增入《张宪传》后的议论。此时距其最初开始撰修五代史已经十三年了。
皇佑四年(1052)，欧阳修丁母忧去职，这段难得的空闲使他得以全力以赴致力于修史工作，第二年，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已经基本完成了。他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以欣喜而略带自负的口吻提到了此书:
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奈何奈何。
读到欧氏文稿的并不止梅尧臣一人，差不多同时，曾巩也读到了欧阳修的新作，并且提出了可能是比较尖鋭的意见，以至于欧阳修在得知他的意见以后需要对已完成的稿子“重头改换”，而全书定稿因此“未有了期”。这次改动幅度应该不小，一直到六年以后的嘉佑五年(1060)尚未看到完工的迹象，欧阳修甚至因此拒绝了朝廷对新史的征求:
外方难得文字检阅，所以铨次未成。昨日还朝，便蒙差在《唐书》局，因之无暇更及私书，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渐次整缉成书，仍复精加考定，方敢投进。
大概在五六年后，欧阳修仍在修改他的书稿，晁公武指出《新五代史》中的《晋出帝论》即是有感于治平二年(1065)濮议而发，时据其最初开始撰修《新五代史》已近三十年了。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去世，次月，朝廷即“诏求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其家何时以书稿进上，正史阙书，不过我们可以在吴充所撰的行状中找到些许线索:“公之薨，上命学士为诏，求书于其家，方缮写进御。”此篇行状作于熙宁六年，据此，欧阳修去世一年内，《五代史》的稿本已然奏进，故而熙宁八年，王安石和神宗得以谈及其书。他们所读到的文本应即是欧阳修家进上的稿本。
《新五代史》最早刊刻于何时，宋代现存官方文献都没有明确记录，不过从其他史料中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些推测。《郡斋读书志》云:“永叔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据此则《欧史》稿本进上后不久即付国子监刊刻。那么这个时点如何确定，我们注意到《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十年五月庚申有这样一条记载:“诏以欧阳修《五代史》藏秘阁。”尾崎康据此认为《新五代史》初刻应在此后不久。此说大致可从，但细节仍有讨论之余地。按《欧史》稿本已于熙宁六年左右奏上，四年之后又郑重下诏收藏，似乎此时入藏秘阁者乃官方钦定之文本，而已非最初未定之稿本，而这钦定之本应是经过官方校勘的文本。《宋会要·勘书》中记录了大量当时国子监勘书的实例，据此我们知道，当日国子监在刊版之前都需要经过校勘，而这也是文本定型的过程。校勘本身当然需要时间，从现有的记录来看，校勘费时长短与文稿篇幅及其本身整理的难易程度有关，如篇幅较小的《道德经》的校勘前后只花了两个月时间，八十五卷的《隋书》因为有“内出板样示之”，所以从校勘到版成就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而三十卷的《新校定玉篇》，从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奏上到天禧四年(1020)七月板成，前前后后接近七年。而同样是三十卷的刘昭注《补后汉志》，则只用了一年多时间。那么尚未定稿的七十四卷《新五代史》，从篇幅和校勘难度两方面考量，整个校勘过程用去三四年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定。若然，则国子监刊本确在熙宁十年之后不久即已问世，这是《新五代史》最早的刻本。
因此，如果考虑到在欧阳修生前，其初稿亦曾在师友间传阅，则熙宁十年以后，《新五代史》大抵有刻本、国子监校勘本、稿本(含初稿)在士林流传。
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资治通鉴》及《考异》、吴缜《五代史纂误》、晁补之《鸡肋集·五代杂论》具体的编纂时间及其可能用到的《新五代史》文本。
三部书中以《通鉴》的成书时间最早。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进上《资治通鉴》，此时距《新五代史》首次刊刻不超过七年，理论上司马光利用的应该是《新五代史》的刻本，但是如果考虑到《通鉴》漫长的编纂过程，情况就并非如此简单。
《资治通鉴》的编纂，最初是由司马光的几位助手将原始材料以系日的方式分拆排列，之后做成长编、广本，而司马光则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删削去取，形成定本和《考异》。《通鉴》的五代部分则是由刘恕负责的。这部分内容用《新五代史》处甚多，《考异》中直接引用者即达数十处之多，可以说《新五代史》是刘恕完成《通鉴》前期工作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刘恕卒于元丰元年九月，司马光在《十国纪年序》中详细叙述了刘恕最后几年的行事:
未几，光出知永兴军。道原……即奏乞监南康军酒，得之。光寻判西京留台，奏迁书局于洛阳，后数年，道原奏请身诣光，议修书事，朝廷许之。道原水陆行数千里至洛阳……留数月而归。未至家，遭母丧，俄得风疾，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每呻吟之隙，輙取书修之，病益笃，乃束书归之局中，以元丰元年九月戊戌终。
司马光出知永兴在熙宁三年，不久刘恕即归南康，直至熙宁九年，其方自南康军赴洛阳与司马光商讨修《通鉴》事。数月之后，刘恕再度南归，两年以后去世。然则刘恕自熙宁三年外任南康后，仅熙宁九年间数月在洛阳。此时，《新五代史》稿本已经进呈朝廷，而刊本尚未行世。然则刘恕所见《新五代史》应即是欧氏稿本之录副。如果考虑到刘恕父亲与欧阳修系同年进士，且有直接交往;同在书局的刘攽、其兄刘敞都曾在欧阳修生前即读到过《新五代史》初稿，因此刘恕甚至可能更早即看过《欧史》之未定稿。虽然刘恕去世之后，《通鉴》在修撰和定稿的过程中已经可以使用到《欧史》刊本，但《通鉴考异》所用《新五代史》仍旧留下了与现存诸宋元刻本不同的文字。如卷二一〇先天元年(712)十月辛酉条引《庄宗纪》论赞中记沙陀世系文字，“延陀”，《考异》引作“薛延陀”，是。“宪宗时”，《考异》引作“当宪宗时”，文义较长。虽是吉光片羽，但却恰恰为我们识别传世文本提供了重要线索。
《鸡肋集》是晁补之晚年的自订文集，卷首有晁氏于元佑九年(即绍圣元年，1094)所作自序，称集中所收乃此前其所作之诗文，而晁氏结衔为“朝奉郎、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官”，表明其时他在秘阁、史馆任职。《鸡肋集》所引录的《新五代史》集中于《五代杂论》一篇，此篇虽未明确写作时间，但同书有风格相同的《唐旧书杂论》五卷，系读《旧唐书》时杂抄及议论，内容遍及纪、志、传各个部分。《旧唐书》在北宋没有刊刻记录，仅皇家秘阁藏有经官方校订后的文本，外间传本似不多。晁补之能如此从容阅读，并写下五卷笔记，或在其任职秘阁之时，而《五代杂论》也很可能作于同时。熙宁十年《新五代史》之官方校订本已入藏秘阁，然则晁氏所读到的很可能正是此本。
从《五代杂论》引文来看，此本与传世宋元本差别不大，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卷二三《王虔裕传》较诸本在“晋兵复来”与“迁执虔裕以降于晋”之间多“虔裕不能支”一句。考《旧五代史》卷二一《王虔裕传》叙其事曰:“(晋人)复来围邢，时太祖大军方讨兖、郓，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携贰，迁乃絷虔裕送于太原。”考虑到两五代史之间的因袭关系，“邢人困而携贰”云云对应的正是“虔裕不能支”一句，则《欧史》原应有此句，而后世刻本已脱去。
吴缜《五代史纂误》撰成时间，据吴元美《新唐书纠谬》后序，大约与《新唐书纠谬》同作于元佑中(1090年左右)。按《新唐书纠谬》吴缜自序称“《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考《新唐书》自嘉佑五年诏镂版颁行，下推三十年，正元佑年间。此时《新五代史》早已刊行，从理论上来讲，吴缜所见应是《新五代史》的刻本，但是从吴缜引录的《欧史》文字来看，却有其特别之处。
《纂误》卷上“长兴二年三月赵凤罢”条，注文有“忘其日”一句。吴缜对此表示不解:“今按，谓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则未可也。”按《新五代史》注，题欧阳修门生徐无党作。但欧阳修在给徐无党的书信中明确表示:“《五代史》……仍作注有难传之处，盖传本固未可，不传本则下注尤难，此须相见可论。”因此吴缜认为系欧阳修“授徐子为注”。此说颇为后世所认可，清代俞正燮即认为“其注……疑欧自注而署徐名”。陈尚君师、葛兆光皆同意此说。以吴缜所引注文观，所谓“忘其日”颇似欧阳修自己口吻，而今诸宋元本皆无此注，疑系有意删去。
又《纂误》卷上引《废帝纪》云:“庄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与我同年，其敢战亦类我。'”“帝”今宋元诸本皆作“其”。按此事本于《旧五代史》卷四六《末帝纪》上。《旧五代史》本纪叙五代诸帝登位前事皆曰“帝”，而《新五代史》皆直呼其名。《纂误》引《新史》文字极严谨，此处异文应非吴缜随手改写，或系欧阳修袭《旧五代史》旧文而未及改定。而今所见各宋元本已然划一。
总体而言，《五代史纂误》所引《新五代史》，异文较《通鉴考异》及《五代杂论》所引要多。而上述两例则可能保留了《新五代史》更为原始的状态，吴缜所见《新五代史》应是稿本系统，甚至可能源出欧阳修未定之初稿。
二、传世《新五代史》宋元本源流及其文献价值
欧阳修身前身后的显赫文名使得《新五代史》在成书之后便备受士林重视，自国子监初次刊刻之后，历代刊印不绝，今日传世宋元本达十部之多，九部见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着录，另一部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尾崎康《正史宋元版研究》将此十部宋元本分为四个版本系统，分别为国图藏残宋本(本文简称国图本)，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本文简称台湾本)，南宋庆元年间曾三异校本(本文简称庆元本)，元大德间宗文书院刻本(本文简称宗文本)。除此之外，尚有北大图书馆所藏残宋本六卷(本文简称北大本)，分别为卷四三至四五，卷四八至五〇。因此现存的《五代史记》宋元本版本系统达到了五个，这五个版本系统之间各自的祖本情况如何、相互之间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对于判断这些宋元本的文献价值有着关键的意义，然而尾崎康氏并未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申论，因此笔者拟结合上文对于《新五代史》早期流传的推测，勾稽现存各宋元本之源流，并进一步讨论今存各版本系统之文献价值。
1国图本
今存诸宋元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图本。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栏，版心题“史本纪一”等，下方有刻工名。存卷一至卷十四，共十四卷，其中一至十二卷原系傅增湘旧藏，第十三、十四卷系周叔韬旧藏，后二本皆归国图，今合为一本。卷前有章钰题记及傅增湘附记，今移录如下:
壬戌十二月自津来京，二十三日，沅叔同年招游藏园，并集同好五举祭书之典。是年，沅叔所得为北宋本《五代史记》十二卷、北宋本《唐百家诗选》、宋本《义丰集》一卷、宋巾箱本《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卷、宋本《扬子法言》十卷、宋本《太玄经》一卷、宋本《播芳大全文粹》四卷、宋本《尚书注疏》二十卷、元本《辽史》一百十六卷、元本蒲道源《闲居丛稿》十三卷、元本《道园类稿》五十卷、明藏本《墨子》十五卷，尤为铭心绝品。墨缘书福，岁益光大，敬书《欧史》卷端，以志盛集。长洲章钰记。
汾阳王式通、仁和吴昌绶观。
是日同集者，嘉定徐祯祥、长白彦德、萧山朱文钧、吴兴徐鸿宝、吴江沈兆奎、丰润张允亮。期而不至者，仁和王克敏、丰润张恂。年年与祭而以岁暮南归者，江宁邓邦述也。
祭书方毕，书友魏经腴又持《欧史》序目一卷来，以百番易之。“厚价收书不似贫”，雅为我咏矣。傅增湘附记。
又王文进《文录堂访书记》着录宋刻本两卷，称系卷一三及卷一五，但《文禄堂书影》所收乃卷一七《晋家人传》中两页，从书影来看，其行款、版式、书迹与国图本一致，而原本已不知所踪。
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此本版心上鱼尾下记“史本纪几”，下鱼尾下记刊工姓名及字数。刊工有高安礼、熊焕、吴世荣、徐信、高安道、吴信、蔡侃、王受、吴小二、王日知、宋元、蔡信、高智、罗升诸人。笔者所见胶片，刻工已被分割于不同页，不过除徐信、王受、王日知、宋元、蔡信、罗升等人外，余尚能辨识。这些刻工中蔡侃、高安道、高安礼等为抚州刻工，蔡侃曾刊刻过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谢幼槃文集》，高安道曾刊刻过淳熙四年(1177)刊抚州公使库本《周易》《礼记》，高安礼则见于绍熙年间(1190—1194)刊刻的《坡门酬唱》，因此国图本应是南宋前期抚州刻本，从时间上来看，并不算太早，但是它却极为忠实地保存了祖本和底本的面貌，让我们得以窥见北宋监本的风采:
首先，此本避讳极为特殊，其避神宗及此前诸帝讳字极严，朗、弘、殷、敬、玄、匡、胤、贞、恒、勖等阙笔一丝不苟。而卷一二“御史中丞张煦”，哲宗讳“煦”字不避;卷六“生子邈佶烈”，徽宗讳“佶”字不避。从这批讳字来看，此本俨然是神宗朝刊本。然而在卷一二中，我们却发现“鲁桓公弑隐公”句，“桓”字缺末笔，显系避钦宗讳。而本卷首陈师锡序“夷灭构祸”，高宗讳“构”字不避，亦不避高宗以下诸帝讳。那么此本似乎又是钦宗时代(1126)的刊本。但是上列此本刻工中年代最晚的高安礼已下及绍熙，据钦宗时代约有七十年，这批刻工的活动年代不可能跨越半个多世纪，因此此本刊刻年代只能是南宋前期，但这些讳字表明，它的底本刊刻于钦宗时代，而这个底本又忠实地保存了北宋神宗时代刻本的面貌。
其次，以国图本与其他宋元本相较，可以发现此本曾经过细密的校勘，兹举二例:
卷四《唐本纪》“张存敬入新口”，“张存敬”，他本皆作“张文敬”。按作“张文敬”者是，此人在《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皆作“张文恭”，仅《新五代史》恢复其本名，然仅此一见，而张存敬乃同时名将，两《五代史》有传，大抵校勘者习见张存敬而不知有张文敬，故随手改易。
又卷一四《唐家人传》“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同光二年二月癸未”，吴缜《五代史纂误》所见本作“同光二年四月己卯”，吴氏按曰:“《庄宗纪》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刘氏，与此不同，未知孰是。”宗文本同《纂误》引文，台湾本作“同光四年己卯”，应系“二年四月己卯”脱误而来。按《旧五代史》卷三一《唐庄宗纪》五:“(同光二年二月癸未)制以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四月己卯)册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四月己卯乃行册礼之日，吴缜所见本不误，而此本校勘者大抵熟知史实，然将立后与行册礼之日期混为一谈，故有此误。说者或谓此本刻于吴缜《五代史纂误》成书之后，或据吴氏书改。然吴缜《纂误》提及《新五代史》各类错误不下数百，此本皆未吸收，最典型者卷六《明宗纪》“在位十年”，未从吴缜之说改为“在位七年”，因此此处当系与吴氏所见偶合，并非据其说而改。
从国图本的避讳我们可以看到，此本极为忠实地保存了北宋神宗刻本的面貌，因此上述校改应承袭自其祖本。北宋重要书稿奏进后，朝廷往往会下旨刊印，而雕版之前一般都会派专人校勘。吴缜《新唐书纠谬序》曰:“《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颁之天下。”《新五代史》付国子监刊刻之前也应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上述两条皆系国图本中因有意校改而产生的错误。正是由于校勘者对五代史事较为熟悉，因而才能发现这些较为隐蔽的史实纷歧。对此我们可以将庆元本与此作一番比较。庆元本的整理者是周必大门生，研究整理欧阳修文集达数十年的江西当地学者曾三异，但他亦仅能据吴缜《五代史纂误》改正少许史实错误。相形之下，国图本祖本———即北宋刻本的校勘者虽然最终校错，却能发现原书这类根植于史实的错误，可见其学养。《欧史》最初由神宗敕国子监刊刻，这些校改之处或即是《欧史》初次刊刻时校勘官留下的痕迹，因此国图本的祖本很可能即是国子监初刊本。
另一方面，此本字画疏朗，绝少误字，一度被傅增湘认为是北宋本，这应该也是其忠实地保存了北宋监本面貌的缘故。因此与其他宋元本相较，国图本虽系残卷，但其优长之处甚多，今聊举其特出者以表之:
(1)卷一《梁本纪》“甲子天子出幸”，“甲子”，各本皆作“甲”。中华原点校本校记曰:“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载:'甲子，昭宗发离凤翔，幸左剑寨，权驻驆帝营。'《新唐书》卷一〇《昭宗纪》及《资治通鉴》卷二六三亦云唐昭宗于'甲子'日赴朱全忠营。此处'甲'下当脱'子'字。”此本正作“甲子”。
(2)卷二《梁本纪》“(四月)壬子至自泽州”，“至自泽州”，各本皆作“至泽州”。按本卷上文已云三月丁丑如泽州，《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四、《通鉴》卷二六六叙其事皆云丙午离泽州，壬子至东都。此本是。
(3)卷三《梁本纪》“为友珪所弑”，“弑”，各本皆作“杀”，《通鉴》卷二六八同。本书卷二“弑济阴王”下徐无党注曰:“弑，臣子之大恶也……书'弑'，正梁罪名。”此注叙述欧阳修用字义例，原文当作“弑”。
(4)卷三《梁本纪》“四年春正月”，“春正月”，各本皆作“正月”，按《新五代史》体例，正月皆书“春”字，此本是。
(5)卷七《唐本纪》“磁州刺史宋令询死之”。“磁州”，各本皆作“慈州”，按《旧五代史》卷四五《唐闵帝纪》:“元从都押衙宋令询为磁州刺史。”此本是。
十四卷中此类文意优长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列举，其文献价值于此可见。
2宗文本
从刊刻年代来看，元宗文书院刻本是传世宋元本中最晚的文本，但是此本的诸多特征却表明它有着更为古老的来源。
宗文书院南宋淳佑年间所建，在信州铅山县鹅湖寺，元改铅山县为铅山州，属信州路，此本系大德九路儒学刻本之一，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传世有五本，皆系元明递修本。国家图书馆藏宗文本虽有明代补版，但仅数页，《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今即据此本讨论宗文本之面貌。此本白口，单双鱼尾皆备，版心上方部分书页记有数字，大抵记录每叶字数，版心下方时有刻工名、姓，皆仅一字。原系铁琴铜剑楼旧物，首页有“垚丰山房”印。卷三三末有大型长方印，首字“学”，以下被剜去。
此本字体古拙，版刻误字甚多，但其文字却颇有与《五代史纂误》《通鉴考异》引文相合，而与国图本、台湾本、庆元本(本页下文“各本”皆指此三本)异者:
如《考异》引《唐本纪》论赞中记沙陀世系文字，《考异》引作“薛延陀”，各本皆脱去“薛”字，惟宗文本与之合。
又如卷一一《周本纪》起首载周太祖谥号，宗文本与《纂误》皆作“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各本皆阙“孝”字。按《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太祖纪》一、《五代会要》卷一、《通鉴》卷二九一、《册府》卷三一等文献记周太祖谥号皆作“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纂误》引文及宗文本是。
又如上文提到的卷一四中刘氏册为皇后的时间，《五代史纂误》引作“同光二年四月己卯”，宗文本同，而国图本改作“同光二年二月癸未”。按四月己卯正是行册礼之时，《纂误》引文及宗文本是。
以上皆系《通鉴考异》及《纂误》引文是而宗文本与之合者。而宗文本与这些早期引文，特别是《五代史纂误》引文的共同错误或共同特点则更能说明彼此的同源关系:
如《纂误》引《梁末帝纪》“刘鄩为兖州安抚制置”条，宗文本同，而各本皆作“安抚制置使”字，显然《纂误》及宗文本皆脱去“使”字。
又如《纂误》引《唐愍帝纪》“次陕州”一句，宗文本同，各本皆作“次陕”。“次陕”或“次陕州”无所谓正误，然《纂误》引文与宗文本又一次站在了同一立场。
如前所述，《通鉴考异》及《五代史纂误》引文很可能源出《新五代史》的稿本系统，而宗文本中这些与《考异》及《纂误》引文的一致表明，它们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说者或谓区区五条异文，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事实上，排列《新五代史》卷一到卷一四所有宋元本的四百六十一条异文，可以发现宗文本独有的异文占到异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而国图本、庆元本独有异文皆不超过百分之十，台湾本也仅有百分之十五。因此即使去除掉版刻误字的影响，也可以发现宗文本与其他三本差异巨大，如果将这一因素一并考量，可以认为宗文本有着不同于其他三本的祖本。
从内容来看，宗文本异文优长之处所在皆是，今仅于取十二例，与国图本、台湾本、庆元本比较，以见其佳处。
(1)卷四《唐本纪》“嗣昭败汴军于沙河复取洺州”，“沙河”，各本作“汴河”，按沙河县属邢州，地接洺州，《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卷五二《李嗣昭传》叙其事皆作“沙河”。
(2)卷四《唐本纪》“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七年梁兵十万攻潞州”，“七年”，各本作“后七年”。按据《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晋破潞州，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在天佑三年(906)，而梁兵攻潞州在天佑四年(907)。按本书同卷曰:“克用以谓……天佑非唐号不可称，乃仍称天复。”故天佑四年即天复七年。此“七年”指天复七年。
(3)卷六《唐本纪》“陕州硖石县民高存妻一产三男子”，各本无“陕州”二字。按本书卷一〇《汉本纪》叙类似事件曰“魏州内黄民武进妻一产三男子”，其体例兼书州县。
(4)卷七《唐本纪》“杀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各本无“马军”二字。按《旧五代史》卷四五《唐闵帝纪》、卷六六《朱洪实传》、《通鉴》卷二七九皆云朱弘实时为“马军都指挥使”。
(5)卷八《晋本纪》“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嬀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莫”，各本作“漠”。《通鉴》卷二八〇叙其事同宗文本，按《旧五代史》卷一五〇《郡县志》河北道有“莫州”。
(6)卷八《晋本纪》“考绍雍谥曰孝元庙号宪祖”，“宪祖”，各本作“献祖”，《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五代会要》卷一皆同宗文本。
(7)卷八《晋本纪》“杀戍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白奉进”，“马军”，各本作“马步军”。按《旧五代史》卷七六《汉高祖纪》二、卷九五《白奉进传》、《通鉴》卷二八一叙其事皆作“马军都指挥使”。又《旧五代史·白奉进传》:“是日，步军都校马万……闻奉进遇害，率其步众攻滑之子城。”则此时总步军者为马万，白奉进所率者仅马军。
(8)卷九《晋本纪》“为其父母报”，“报”各本作“服”。按《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
(9)卷一一《周本纪》“甲申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甲申”，各本作“甲辰”。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甲子朔，无甲辰。本书卷一〇《汉本纪》、《旧五代史》卷一〇三《汉隐帝纪》下、《通鉴》卷二八九皆系此事于甲申。
(10)卷一二《周本纪》“荣为左监门卫将军”“将军”，各本作“大将军”。按本书卷二〇《周世宗家人传》、《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纪》一叙其事皆同宗文本。
(11)卷二〇《周世宗家人传》:“贞惠皇后刘氏，不知其世家……世宗从太祖于魏，后留京师，太祖举兵，汉诛太祖家属，后见杀。”“汉诛太祖家属，后见杀”一句，各本作“汉诛其族”。按郭威起兵，汉所诛杀者皆郭氏子孙，刘氏以世宗妃被杀，其本不知所出，故无所谓家族，亦不可能牵连被杀。宗文本是。
(12)卷二二《牛存节传》“迁滑州牢墙遏后指挥使”，“牢墙”，各本作“牢城”。按牛存节墓志同宗文本作“牢墙”。《册府》卷二一〇注:“梁祖讳诚，故曰牢墙。”宗文本是。
从上列十二条来看，宗文本与《旧五代史》等原始文献皆一一吻合，事实上类似佳胜处所在皆是，修订本《新五代史》皆已吸取，可参看。说者或谓宗文本晚出，曾经刊刻者校改，然则仅从上列十二条来看，其佳处不仅仅在于文字的优长，更在于史实的准确，这一点甚至连源出于北宋监本的国图本都无法媲美。而宗文本纸墨非精，版刻误字甚多，可以想见，当日刊版，并不精心，很难想象这个本子的校勘者，能够准确无误地据《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当时并不容易得到的书籍，一一改正其史实错误，反而在刻版过程中留下满纸的版刻错误。
如果进一步分析上述诸条，我们可以发现，宗文本的文字在校勘中更容易)脱为其他各本文字，而其他各本则很难校正为宗文本文字。比如第(1)条，汴河习见而沙河稀见，“沙河”涉上文“汴军”误作“汴河”非常容易，而要将“汴河”改为“沙河”，则需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对于古代的校勘者而言，并非易事。又如(3)、(4)二条，他本皆系脱落文字，版刻中后出版本文字脱落非常常见，而要正确补入则并不容易。又如第(11)条，他本文字粗看并无错误，唯校以宗文本，方知其误，这类错误非有渊源，则无从校补。又第(12)条，“牢墙”系“牢城”避梁祖讳改，梁亡，复作“牢城”。据牛存节墓志，牛氏卒于梁龙德元年(921)，所谓“牢墙遏后指挥使”，保留的正是史源文献的面貌，而各本改作“牢城”，已失其原貌。再如第(2)条，欧阳修对于李克用使用天复年号的方式作了非常明晰的解释，宗文本的“七年”，正是这一特别年号使用方式的最佳注脚。而他本所谓“后七年”则表明校刻者并未注意到欧阳修的这一解释，遂想当然地增入了“后”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文本的祖本是一个在史实上准确度更高、文字更为原始的文本，结合它与《五代史纂误》引文的一致之处，可以推测，宗文本的祖本应出于欧阳修的稿本系统。
明初以后，九路本书版归入南京国子监，故《新五代史》南监本及其后的北监本皆源出宗文本，而明清时代著名版本如汪文盛本、汲古阁本、四库本、武英殿本亦皆系宗文本一脉，在百衲本以庆元本为底本之前，当时的通行本皆属宗文本一系，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宗文本中的优长之处。
3北大本
此本存卷四三至四五，卷四八至五〇，共六卷，配补约占一半，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版心偶记刊年，如“丙辰刊”、“壬戌刊”等，有“绝振青”、“木樨轩藏书”。原系李盛铎旧藏，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园群书经眼录》在着录国图本及王文进藏本后又云:“又见卷四十三至四十六，四十八至五十，计七卷，补刻之板已居八九，写刻俱草草，避讳亦不谨严矣。”原注:“李木斋先生收去。”此部较傅增湘所言少第四十六卷。尾崎康认为“此本字体与《文禄堂书影》所载宋刻本存第十三卷、第十五卷之书影相仿”，故断为与国图本为同一版本。按笔者2010年曾赴北大目验其书，其写刻不精，鱼鲁之)，触目皆是，与国图本绝不相类，不可能为同一版本。尾崎康又据其版心刊年认为系南宋中期刊本，或可从。
此本独出异文无特别可取者，唯有数处与宗文本相合者值得注意:
(1)卷四三《王敬荛传》“乃以精卒为殿而还，至石会，留数骑以大将旗帜立于高冈”，“至”，台湾本、庆元本无，按《册府》卷三六七叙其事云:“因选精卒殿后，徐而退之，至石会关，留数马及旌旗，虚设于高冈之上。”有“至”字是。
(2)卷四三《王敬荛传》“敬荛乃沿淮积薪为燎，为作糜粥餔之”，“为燎”二字，台湾本、庆元本无。北大本、宗文本是。
(3)卷四三《蒋殷传》“殷惧，不受代”，“惧”字，台湾本、庆元本无。按《旧五代史》卷一三《蒋殷传》叙其事云:“殷自以为友珪之党，惧不受代。”《通鉴》卷二六九略同(98)。北大本、宗文本是。
(4)卷四四《康延孝传》“而梁兵悉属段凝于河上”，“兵”字，台湾本、庆元本无。按本书卷三二《王彦章传》:“是时梁之胜兵皆属段凝。”北大本、宗文本是。
(5)卷四五《朱友谦传》“友谦会晋王于猗氏，友谦醉寝晋王帐中”，“友谦会晋王于猗氏”一句，台湾本、庆元本无。按《旧五代史》卷六三《朱友谦传》叙其事云:“因与友谦会于猗氏……友谦乘醉鼾寝于帐中。”北大本、宗文本是。
(6)卷四五《袁象先传》“年六十一”，台湾本、庆元本作“年六十”，按《旧五代史》卷五九《袁象先传》记其卒年为六十一岁。北大本、宗文本是。
(7)卷四八《卢文进传》“昪以文进为天威统军宣润节度使”，“天威统军”，台湾本、庆元本作“天雄统军”。按马令《南唐书》卷一:“以天威统军卢文进为镇海军节度使。”北大本、宗文本是。
(8)卷四八《卢文进传》“唐兵屯涿州岁时馈运自瓦桥关至幽州严兵斥堠常苦钞夺”，“岁时馈运”，台湾本、庆元本作“岁时钞馈运”。按《旧五代史》卷九七《卢文进传》叙其事作“军屯涿州，每岁运粮，自瓦桥至幽州，劲兵猛将，援递粮车，然犹为寇所钞”。北大本、宗文本是。
(9)卷四九《孙方谏传》“莫州清苑人也”，“莫州”，宗文本作“鄚州”，台湾本、庆元本作“郑州”。按《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孙方谏传》称其为“鄚州清苑县人”，按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清苑县属莫州，“莫州”、“鄚州”文献往往混写。北大本、宗文本是。
从以上诸例可见，北大本有价值之异文皆与宗文本一致，似与宗文本同出一源，但考虑到其卷中配补比例颇大，这部分与宗文本一致的异文，本身即出于配补的宗文本系统文字，故尚不可遽下结论，但于此亦可见宗文本之价值。
4台湾本
此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版心题“史本纪一”等，下端或有刻工名。藏印有“东宫文库”、“古家馆”、“杨印守敬”、“星吾海外访得秘笈”、“云轮阁”、“荃孙”等，系杨守敬自日本访得，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有日人校字浮签。此本多有补抄，据尾崎康统计，此本首陈师锡五代史序，次五代史记目录首七叶，卷三四至四二第三叶，卷四九、卷五〇、卷五五至五七，卷一二第四叶，卷四二第一〇叶，卷四七第一二叶，卷五一首三叶，卷五四第一〇、一一叶，卷六一第九叶，卷六八第二叶，卷七一第八叶，卷七三第七叶，卷七四首二叶等皆系补钞，另有部分补版。
原版刻工名有:郎和陈用陈忠屠适中王用亨杞汴玘言周孟忠胡梁郎信连陈屠华机适恭
补版刻工名有:付先安上华元上下万公元付尔立先全何宗奇徐夏华贵黄源董蒋
此本避讳“玄、朗、敬、弘、殷、匡、胤、贞、勖”诸字缺笔，补版又避“弦、铉、朗、惊、让”诸字，皆不及哲宗以下，尾崎康疑此为南宋覆刻北宋版，而北宋版当为神宗朝所刊，大致不误。又《中国访书志》据此本刻工推定其为南宋初期浙江刊、南宋前期修本，尾崎康更疑其与陈振孙所谓南宋湖州思溪版有关，但亦骤难认定。
此本祖本源流，颇难认定，如据尾崎康氏描述，则其祖本应与国图本同出一源，亦应是国子监刊本系统，但其卷一四《唐家人传》“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的时间，此本作“同光四年己亥”，虽然既脱且)，但与《纂误》引文及宗文本的“同光二年四月己亥”同出一源，而国图本作“同光二年二月癸未”，显与此不同。虽然我们不能凭此孤证骤然认定此本与宗文本一样出于稿本系统，但这一证据至少说明，它与宗文本亦有所关联，且其祖本晚于宗文本之祖本。
台湾本配补用书似非一本，卷三九《王镕传》“乃为书诏镕”下有双行小注“古本作'招'”;“镕依违不决”，下有小注“一作'诀'”，皆与庆元本同，乃曾三异校语，则此处抄配乃庆元本，而卷四〇《李茂贞传》“吾不能孱坐受凌弱”，庆元本“坐”下有曾三异校云“古本作生”，此本无，正文文字与庆元本、宗文本不同。又卷四九《王进传》“显德初卒”同宗文本，而无庆元本下校语，大抵据宗文本抄入。可见其补抄各卷，情况颇为复杂。
此本写刻不精，独出异文多系版刻误字，惟卷四九《冯晖传》“是时出帝昏乱，冯玉李彦韬等用事”一句，各本皆作“隐帝”。按据《旧五代史》卷一二五《冯晖传》，事在晋出帝开运间，台湾本是。
此本后传入日本，至杨守敬访书东瀛，方才重被发现。清刘世珩玉海堂取以覆刻，号称影宋本，其实)夺改动之处甚多，甚至有整段漏刻者，难称善本。
5庆元本
此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卷一八后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一行，另有数卷后刊“鲁郡曾三异校定”一行，系南宋庆元间曾三异校订本。
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着录有三部，百衲本所影印者称据傅增湘所藏影印，《藏园群书经眼录》着录此书云:
宋刊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原注:间有十九字者)，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鱼尾下记“五代史几”，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刊工姓名，有王荣、爱之、子明、君粹、仲斋、汝善、国宾、野卿、德甫、秀实、兴宗、国用、吕善、程元、天、谦、粹、成、仲、希、德、亨、祥、正、茂、荣、文、远、寿、用、徐兴、枝、佑、青、山、志、中等。左阑外有耳，记“某纪”、“某传”等字。(原注:卷三十七、三十八、七十二至七十四卷无耳。)宋讳贞、恒、桓、慎、让、朗、玄、煦、构，均为字不成，然亦有不尽避者。卷十八后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一行。卷二十三、二十四、三十四、五十七、五十八各卷后刊“鲁郡曾三异校定”(原注:或作“校正”)一行。卷三十三卷以后竹纸印。序目钞补七叶，卅五卷后钞一叶，五十九卷后钞一叶，六十卷钞三四两叶，七十四卷钞十二叶。按此书江南图书馆及常熟瞿氏均有之，余曾检阅，都非初印，江南本补版尤多，模糊特甚。北京图书馆所藏乃内阁大库旧储，蝶装精印，而存者只三十八卷。求如此完好整洁者殆不易得。丙辰九月获之上海来青阁，云出宁波旧家。又按:详检全书，仅卷一首数叶阑外无耳者宋刊，余均元刊。前后纸色不一，疑是配成者。
按此本不见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着录，现下落不明，今仅可就百衲本讨论其特征。此本除徐无党注外，又多有双行小字注称“曾三异校定曰”云云，记古本、别本异文，间有考证，避讳缺笔至“慎”、“敦”字，尾崎康云:“行格、字体皆与《史记》黄善夫本、《两汉书》刘元起本、《唐书》魏仲立本及不知刊行人之《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相仿。可知《五代史记》庆元刊本，于南宋中期建安一地与他史共同形成十史。”但其刻工除六人外，余已入元，故尾崎康断为元刊本，可从。
此本的校订者曾三异，《宋史》无传，张元济在《校史随笔》中有过考订，但尚可据南宋文献作进一步补正:曾氏字无疑，号云巢，庐陵人，乡贡进士，周必大门生，尝助周氏校订欧阳修文集，娶徐梦华长女。年七十，以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端平元年(1234)三月充秘阁校勘，时八十余。二年九月，除太社令，逾年而归，年九十卒。着有《宋新旧官制通考》十卷、《宋新旧官制通释》二卷。
作为欧阳修的乡人，曾三异对这位乡贤颇有研究，在此之前，他编订欧阳修年谱，并受周必大之托，用了六年时间校订了欧阳修文集。庆元二年(1196)，文集校订告一段落，曾氏大约因此进而整比《欧史》，此时，曾三异大约四十余岁。
从前十四卷的异文统计来看，庆元本与国图本的重合度最高，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如果去除掉各自的版刻误字，二本的重合度会更高。另一方面，从上文屡次提到的卷一四中“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这段标志性文字来看，庆元本此事的时间记为“同光二年癸未”，虽然较国图本“同光二年二月癸未”脱去了“二月”二字，但仍可见二者的承袭关系。因此，曾三异所依据的底本应属于与国图本同源的北宋监本系统，但要比国图本的底本更为晚出。
不过作为一个校订本，庆元本显然杂糅了许多文本，曾三异的校语引录的他本异文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参用的文本中应该包括了欧阳修的部分手稿。淳熙十年(1183)，周必大有幸从欧阳修的玄孙处得到了欧阳氏“《五代梁史》断稿九叶”，这大约在曾三异开始整理《欧史》之前十年，显然，曾氏完全有机会利用此稿。事实上，这一稿本之吉光片羽，或许可从曾三异校语中所记古本异文中考见一二。
庆元本全书记版本之校语共十一处，五处记“古本”异文，分别为:(1)卷三九《王镕传》“乃为书诏”下校语“古本作'招'”;
(2)卷三九《罗绍威传》“遂杀其帅乐彦贞”下校语“古本作'逐'”。(3)卷三九《罗绍威传》“怒辄遂杀之”下校语“古本作'逐'字”。
(4)卷四〇《李茂贞传》“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下校语“古本作'生'”。(5)卷四六《王晏球传》“以功拜澶州刺史”下校语“古本作'单'”。
按此四传所记皆梁代事，或许在周必大所得的梁史稿中，而此五处所谓“古本”者，(1)、(3)与宗文本合，(5)与台湾本合，或可从侧面证明宗文本、台湾本与欧阳修稿本之渊源。
然而曾三异所利用的文本远不仅止于此，剩余的六处校语，分布于全书各处，分别写作“一本作某”或“一作某”。
(1)卷一七《晋家人传》“而乱其人鬼亲疎之属”下校语“一作'序'”。(2)卷二三《杨师厚传》“三月”下校语“一作'日'”。
(3)卷三〇《史弘肇传》“与杨邠、苏逢吉等同授顾命”下校语“一作'受'”。(4)卷三九《王镕传》“镕依违不决”下校语“一作'诀'”。
(5)卷四九《王进传》“显德元年秋”下校语“一本作'初'”。(6)卷五三《王景崇传》“诣行在”下校语“一本作'宫'”。
其分布及用词的差异提示我们，这里的异文或许出于当时曾氏所见其他版本。而六条之中，(5)与北大本、宗文本、台湾本三本合，(1)、(6)与宗文本、台湾本二本合，(2)、(3)与宗文本合。五条与宗文本相合，表明其所见的这一个或多个文本可能亦出于与宗文本同源的稿本系统。
除了不同的文本之外，曾三异在整理过程中应据吴缜《五代史纂误》校改过文字。卷六《明宗纪》“在位七年”，各本及《纂误》引文皆作“在位十年”，吴氏按曰:“今按明宗以同光四年丙戌岁四月即位，长兴四年癸巳岁十一月崩，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强名八年耳，以为十年则误也。”又卷三一《王朴传论》“治国之君能置贤知于近”，“治国之君”，各本及《纂误》引文皆作“治君之用”，吴氏按曰:“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当是'治国之君'，传写之误耳。”此二处应皆据《五代史纂误》改字。
庆元本之优长，张元济百衲本《新五代史》跋中言之已详，今不赘，而自庆元本被影印入百衲本之后，其影响迅速扩大，终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五代史》点校中被选为了底本，取代了宗文本一系的通行本地位。
通过上述《新五代史》四个版本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画出这样一个版本源流图:
通过上述对于《新五代史》成书到早期流传的钩沉以及传世宋元本祖本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雕版印刷已经流行的北宋时代，稿本仍旧如同写本时代一样以各种方式保持着其生命力，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版本的面貌。而传世文本的价值也并不仅仅决定于其刊刻时代的早晚，其祖本的渊源或许才是判断其价值的最重要因素。（唐雯）
附记：本文初稿曾递交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讨论，承蒙夏婧、鲁明、史睿、仇鹿鸣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又本文定稿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防项目的大力支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