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我和魏书生：“君子之交淡如水”（18年前的文章）
我第一次见到“魏书生”这三个字，是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九八三年。我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了介绍魏书生的文字后，真是激动万分。那时我正沉迷于苏霍姆林斯基之中，所以我很自然地把魏书生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比较，他们两人都是自学成才，都在农村中学任教，都把自己的心融入了学生的心……于是，我得出的结论是：魏书生就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我决心做一个像魏书生那样的老师――不仅仅是决心，我真的开始了自己的行动：魏书生老师要他的学生办班级日报，我在自己的班上也开办了班级日报；魏书生老师要他的学生写日记，我要的学生也写；魏书生老师让学生画“语文知识树”，我也让我的学生画……说魏书生影响了整整一代语文老师，可能有点夸张，但说他影响了年轻时的李镇西，是一点不夸张的。
第一次见魏书生老师是1995年夏天，我回老家乐山看望母亲，正碰上魏老师来乐山讲学。魏老师讲的题目是《自强育人教书》，他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社会、人生和教育，把我的心也引到了一个澄明的境界。下午听报告之前，我在去剧院的路上碰到了魏老师，烈日下，他也步行前往剧院。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我追上去和他打招呼，并和他一起走到剧院。一路上我们聊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但他的平和从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天报告完了以后，我买了一本他的著作《班主任工作漫谈》，然后请他题词，他写了四个字：“解放自我！”
那个暑假我一口气看完了《班主任工作漫谈》，心灵的原野阳光灿烂，同时身上有一种飞翔的冲动。合上最后一页，我作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要求学校给我两个班，我要进行真正的教育科研实验！后来的几年里，我同时担任“优生班”和“差生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把主要精力用在“后进生”的研究上，做课题、写随笔，正是那几年艰辛的教育教学探索，孕育了我后来那本《爱心与教育》。
后来，我又先后三次在不同的场合与魏书生老师有过近距离接触和交谈，但都没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不仅仅是没有时间，而是我的自卑，使我觉得除了仰视，我没有资格与魏书生老师进行平等的对话。随着我教育思考和实践的深入，我开始反思自己也反思包括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叶圣陶等等教育大师的教育，我开始从单纯的感情崇拜转向相对成熟的理性审视。我开始意识到，正如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并不能取代我的实践一样，魏书生的具体做法也不能取代我富有个性的创造。在《给青年校长的谈话》中，苏霍姆林斯基有几句话说得非常精辟：“某一教育真理，用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而用在另一种情况下就可能不起作用，用在第三种情况下甚至会是荒谬的。”
比如，魏书生老师指导学生画“语文知识树”，以我现在的眼光看，可能不太符合语文学科的学习特点，但如果放在魏书生老师的语文教育体系中，可能是最符合他教学个性和他学生个性的做法；又如，他当班主任能够带着学生练拳击练气功，我显然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去做。我认为，任何一个杰出的教育专家或优秀教师，其教育模式、风格乃至具体的方法技巧都深深地打着他的个性烙印。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阅历、智力类型、知识结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以及所处的环境文化、所面对的学生实际等等因素，就决定了任何一个教育专家都是惟一的、不可重复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苦苦“学习”于漪、魏书生却老也成不了第二个于漪、第二个魏书生的原因。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向优秀教师学习，而是给自己也给其正在成长的他青年教师一个提醒：向优秀教师学习主要是学习其教育思想，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其方法；而且，其先进的教育思想也必须与自己的教育实际和教育个性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将别人的精华融进自己的血肉。
于是，我在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于漪、钱梦龙、魏书生等人的旗帜下，从这几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中提取“人性”、“民主”、“个性”、“创造”等精神元素，开始走自己的路了――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口语－思维训练、“语文生活化”与“生活语文化”、语文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培养、班级管理从“人治”走向“法治”、充满爱心的人格教育、面向未来的民主教育……
我渐渐取得了一些教育成果，并开始引人注目了――我的“事迹”出现在一些报刊上。特别是随着我“影响”的逐渐扩大，我所在的城市有人把我称为又一个“魏书生”，在网上也常常有人这样评价我。面对这些赞誉，我总是很认真地说：“请不要把我同魏书生老师相提并论。”
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是不可比的。对于魏书生老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没有想过成为他，也不可能成为他。我就想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长期以来，不少人喜欢用“中国的＊＊”来赞美一个人，比如把张海迪称作“中国的保尔”，再早一些把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我不怀疑赞美者的真诚，但这是一种很不恰当的说法――在这样的称谓中，张海迪消失了，只有保尔；鲁迅消失了，只有高尔基。在我看来，作为独特的个性，张海迪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更是无与伦比的。
由我和魏书生，我自然想到到了我和苏霍姆林斯基。无论怎样形容我崇敬（注意，是“崇敬”不是“崇拜”）苏霍姆林斯基都不过分，但我始终清醒地认为，我就是我，我不可能成为也不愿意成为另一个苏霍姆林斯基。
1998年我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时，她曾给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您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这当然是过奖，是一种鼓励，但这句话后来竟然被讹传为“你是中国的苏姆林斯基”！于是我不止一次被人这样“赞誉”，真让我无地自容。说实话，苏霍姆林斯卡娅的原话我能够接受，因为做苏霍姆林斯式的教师正是我的追求，但我远远不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也不想做。我曾经对人说过：“如果硬要说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的眼里，辽宁的魏书生可能是，上海的冯恩洪可能是，但我不是。”――当然，现在我认为，魏书生和冯恩洪也都不是苏霍姆林斯基，虽然他们的身上有着苏霍姆斯基的某些影子，但他们仍然只是他们自己。
著名教育专家查有梁教授在为拙著《爱心与教育》写的“跋”里有这样一句话：“作者的思想源于苏霍姆林斯基，又超越了苏霍姆林斯基。”这话显然有些过头，但我把它看作是查老师对我的鼓励或者说为我指出的一个奋斗方向；后来，《爱心与教育》出版后，有些读者朋友也爱把我的名字同苏霍姆林斯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一位好心的青年学者在写《爱心与教育》的评论文章时，标题竟然就是《超越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这绝不是出于谦虚或者世故，而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哪里有资格侈谈“超越”？这些说法实在让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
不是说苏霍姆林斯基不能超越——尽管我非常敬仰他，可我从不认为他作为科学而不是宗教的思想理论就没有历史的局限或其他的不足；但是，就我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过是一名刚刚起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而已，离“超越”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且，即使从发展的眼光看，我为什么一定要“超越”苏霍姆林斯基呢？苏霍姆林斯基属于他的民族和他所处的时代，也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神个性。我们可以学习他，借鉴他，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超越”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同时代、同一民族的杰出教育家之间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要“发展”与“超越”不可，而是互相借鉴融汇、交相辉映而又保持自己思想个性、时代特色、民族气派。——中国的孔夫子、陶行知还有外国的卢梭、苏霍姆林斯基，你能说谁“超越”谁呢？
对苏霍姆林斯基是如此，对魏书生也是如此。
今年国庆，我去北京参加“全国著名中青年特级教师课堂教学艺术展示活动”，又一次见到了魏书生老师。尽管我和他以前就见过几次面，也算老朋友了，但我仍然在他面前“放肆”不起来――同样是面对名师，我和程红兵、韩军、程翔等人却可以很随便地调侃。其实，魏书生老师是非常平易平和的，和我聊天也很随便，但我心中始终把魏书生当作我的老师来尊敬。
在去会场的车上，我对魏老师说：“八十年代前期，我就开始学你的具体做法，但越学越不像；后来我只取你的思想，然后结合我的实际走自己的路，我便找回了自己。”魏老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有的你没有，你有的我也没有。”我说我曾读魏老师的书，问他现在又出了什么新著，他说现在因为忙写得少了，然后又说：“我读过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很有文采与思想。”我知道魏老师是在鼓励我，但我还是为自己的文章能够被魏老师读到而高兴。
上午听魏老师上课，讲《人生的境界》。实话实说，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上法，如果我来上我不会这样上，但这是魏书生式的上法，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上完课，魏老师又做了一个报告，他没有就语文讲语文，甚至没有就教育谈教育，而是从做人谈起，从改造自己谈起。魏老师的许多话我已经在他的著作中读到过，但今天亲耳聆听，仍然引起我强烈的共鸣：“要改造别人，先改造自己。”“不要老是和别人比，要和自己比，活出自己来！”“过年过节的日子很快乐，这容易做到；但要把平常的日子也活出滋味来，那才是一种境界！”“不提口号，不搞运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用平常心做平常事！”……他谈到任何一件事都有一百种做法，举到刚才的语文课：“同样一堂课，我有我的上法，李镇西有李镇西的上法，上出个性来就是最好的课。”讲台上的魏老师谈吐从容优雅，语言平和朴实而不乏幽默。他把我们的精神引向崇高的境界，又让我们的心回到平凡的世界。他用最朴实的大白话娓娓诉说着人生的哲学，让我们在感受他博大胸襟的同时，也禁不住审视着自己的灵魂。
中午在饭桌上，我和魏老师闲聊，他关切地问我现在身体怎样，我说还行，就是头发掉的厉害，而且近几年不断发胖，他要我加强锻炼，我问他如何锻炼，他马上忍不住挥了挥拳头说：“我坚持打拳，而且如果不外出的话，我每天都坚持跑三千米。”我说我平时在家每天都坚持步行半个小时，他说这足够了。我说：“魏老师，我会继续向你学习，但我不会做你，我要做最好的自己！”他直说“好好”。我发现魏老师和我一样，不喜欢喝酒，只喜欢喝白开水。于是，我举着纯净的白开水和魏老师碰杯：“君子之交淡如水！”
200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