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这些著名诗人，为什么有能力做官治理国家？

有朋友问：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他们不都是写诗的吗，诗人怎么可能有能力做官治理国家？

这位朋友对“诗人”这个群体成见颇深啊。

“诗人”这个称呼相当独特，看上去高大上，实际上不值钱。

为什么不值钱呢？因为它不是一个职业，没有固定的价值兑换，无法保证人的生活需求。

但是写诗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出于对文化人的崇拜，诗人的称呼也就自带了一些官光环。实际上中国人几千年来对诗人的崇拜，对文化人的崇拜，大部分是出于文化能够带来生存环境改变，生活资料富足的崇拜。

在古代，普通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根本无法跻身于文人圈子。当管理阶层需要吸收新生力量来服务于政权机构的时候，最开始是通过相互推荐来实现。比如“举孝廉”，其实就类似于咱们有段时间的白卷大学生，只要你根正苗红，文化能力可以不在参考之列。但是没有文化，是无法和其他人进行正常沟通的，所以即使是这些借助时代错误上升的人，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最终淹没。

一个利益集团，为了加强统治和板结阶层，从一开始挑选新生力量的时候就会考虑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是血脉统治的起源，发展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形成了以家族为核心的豪门，垄断了政权统治。而凝聚这些相同政治倾向的人，互相交往、政令下达、都离不开文化之间的沟通浸淫。

为什么豪门英才辈出？因为文化垄断。

而诗歌从早期的讽谏作用到后来诗词的休闲怡情作用，只不过是在这些文化垄断者手中产生了变化，并不代表向下层普及，冲破阶级壁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诗歌，讲的都是公子美娇娘的故事，国破山河在的豪情——因为文化、诗歌在古代就是上层阶级的事情，下层劳动人民就只有欣赏、赞叹的份，根本就不能参与创作，自然在历史上也无从留下记载。

中国的历史，就是文人史，换句话说，就是贵族史。

到了隋唐，由于天下之广，能人异士突起，摧毁了豪门政治，普天下的人都渴望着出头。科举制应运而生，为广大年轻人上位提供了一条军功之外的途径，将年轻人的志气用诗文来消磨，并择优选取成为利益阶层——所谓“进士”，就是“进身成为士人阶层”，成为人上人的意思。

由于大量的普通人通过读书、写诗改变了命运，起到了典范作用，盛唐的诗歌文化也因此得以大行其道，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从唐朝开始，诗成为了一门科举必考科目。一个不会写诗的文人，就好像今天不会写作文的高考生，是自绝于进士之路。当诗人就成为一个想通过科举上升的文人的必备条件。

意识到诗文对为政其实功用不大，并取消以诗取仕的人，正是王安石。变法之后，虽然不再考诗，但是中国的文人，诗文是不分家的。一个政论散文写得好的人，有可能诗作不突出，但是肯定是会写的。

就好像今天的高考生，有可能作文不能得金奖，但是写个简历，写个检讨总归是没有问题。

不过王安石自己参加科举取士的时候，诗还是必考科目。

欧阳修1030年进士及第，王安石1042年进士及第，苏轼1057年进士及第。而王安石变法是到了他当宰相的时候，也就是1069年之后。所以这三位都是经历过诗歌考试的。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科班出身，写诗对他们来说，那都是手到擒来的小玩意、小本事。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还特看不起，认为诗词不过是末技，文字只要用来说明、行政即可，也因此才推动了科举改革。

但正是这位视诗词为末技的宰相，在退隐之后，情感格调走向唐诗，成就了宋诗中的最高境界“半山体”，也算得上情感突破成见的最好佐证了。

王安石、欧阳修、苏轼他们学文、求仕的目的是经国治事，是为天下，为君主、为苍生。学文是为了这个目的，写诗也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当世之时，有人称呼他们为“诗人”，即便是加上“最伟大”的马屁，估计是不会给好脸色看的。

因为只有李白、杜甫这些在官场混不下去的文人，才用“伟大的诗人”来称呼。可是他们毕其一生，都是“壮志未酬”。什么壮志？还是为国为民，指点江山啊。说的再通俗一点，还是想当大官。

这个大家不必急于生气并否认。

就好像我们今天去相亲，两个男孩子一个告诉你他是个正科，另一个自我介绍是个诗人，哪个让你心安？

只要脑壳不短路的女孩子都知道怎么选。

“诗人”这个称呼只能锦上添花，如果你硬要雪中送炭，估计就是个会被冻死的神经病。

小姐妹们相亲都看不上的，就是仅仅是“诗人”。

所以诗人与官员并不矛盾——就好像今天，官员和笔杆子并不矛盾是一样的。当代官员其实也都是在普通人中精选出来，在文才方面虽然不见得出类拔萃，但写写散文、诗歌，并不是什么难事——我们称之为文化型官员。

即便是普通公务员，文化水平也比普通群众要高——当然这只是大数据，只代表平均水平。

为什么如今文化型官员看上去少呢，在位时写诗表达自己的就更少呢？

那是因为当代管理监督机制远胜古代，即使是苏轼，不也被“乌台诗案”整得半死？而在职场、官场形势更加复杂的今天，大多数人选择“沉默是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