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我的大渠——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开篇（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天下第一渠》连载之开篇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8日，泰国清迈会展中心。
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暨第六十七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晚上8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侯赛因·甘德度宣布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评选结果：中国泾阳郑国渠遗址入选。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魏小抗从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塞义德·纳瑞兹手中接过奖牌。自此，郑国渠成为陕西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陕西又喜添一枚世界级“金名片”。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等并称为世界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自2014年开始在全球范围评选。每年由各个国家的灌溉排水委员会组织申报，经由国际专家组评审提出推荐名单，国际执行理事会投票通过后正式列入遗产名录。此次是第三批，全世界共申报四十八个遗址，入选了十二个，中国除郑国渠外，浙江溇港、江西槎滩陂一同入选。
从新闻上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广西北海。几天前，我刚刚参观了灵渠。灵渠是秦代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由东向西流淌，使兴安县东面的湘江源头海洋河和兴安县西面的漓江源头大溶江相连，是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一条古老运河，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我的眼前浮现出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云烟，遥想那个扫平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首位帝王，如何继续以“挥剑斩浮云”的决绝气概，派遣五十万大军南征百粤，命掌管军需供应的监御史禄督率士兵、民夫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开凿灵渠。士卒、粮饷沿着运河源源不断地运输，岭南随之一扫而平，归入大统……当这种波澜壮阔的雄浑景象还在我的心中翻腾时，远在北方我的家乡的郑国渠申遗成功，让我为之激动不已。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经久流传，妇孺皆知。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西部，地质地貌差异很大，水资源和水环境各不相同，人类生存和发展经常受到洪灾或者旱灾的侵扰和制约。一部中国文明发展史，一直与国人治水的历史结伴而行。中国人尊崇大禹，不管在防洪领域，还是在灌溉、航运、供水等领域，任何成功的水利业绩都被视为大禹事业的再现，大禹精神的回归。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秦人治水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工程历时五年，于公元前251年建成。两千多年来，都江堰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修建郑国渠是秦王嬴政登基当年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决策。公元前246年动工，公元前237年完成，历时十年。从泾河引水东注洛河，总长一百五十余公里，灌溉土地四万顷，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灵渠始建于公元前218年，完工于公元前214年，历时四年，全长近四十公里。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我在想象清迈会展中心那个夜晚的情景。国际灌排委员会第六十七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与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合并召开，来自八个国家的部长级领导人和五十八个国家的一千二百多名代表参会，中国国家灌排代表团五十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那应该是让会议现场中国人激动兴奋的时刻。他们当中一些人，作为郑国渠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专家组成员，此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会同来自国家灌排委、水利部有关司局及中国水科院、中国水利史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深入郑国渠遗址区、陕西水利博物馆、陕西省泾惠渠灌区，参观陕西水利发展史展，实地踏勘遗址保护现状及泾惠渠灌区发展、建设和管理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交流会，编写申遗报告，对申遗报告提出意见建议，为郑国渠申遗不遗余力。现在如愿以偿，两千多年前的祖先兴水利除水害、改造山河的丰功伟绩得到认可表彰，足以振奋国人，足以告慰那些留下姓名和没有留下姓名的郑国渠的建设者们。
我的思绪飞回故乡泾阳。在故乡，两千多年前的郑国渠遗址尚在。它的故道上，后世接续秦帝国的事业，修建了一个又一个引泾水利工程，这些渠水还在流淌。现在的泾惠渠就从我们村前流过，家乡人叫它大渠。一辈又一辈人早就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门前的路、南边的原、北边的山一样。在他们看来，那是老祖宗留下的造化，如同把土地、屋舍、村庄留给他们一样。它与地里的庄稼、囤里的粮食有关，与农时节令、雨晴旱涝有关。它有干渠、支渠，支支汊汊地流经一个又一个村庄，一个又一个乡镇，流出泾阳，又流进三原、高陵、富平、临潼等县区。干渠宽阔的堤岸，是人走车行的道路，支渠的小岸，是阡陌便道。大人们在渠水浇灌过的土地上劳作，孩子们在大渠里浮水，在小渠岸边割草，蹦蹦跳跳地从窄窄的渠岸小道上学去。很多村名都和大渠有关：大渠拐弯处的村子，就叫它拐渠村；渠水绕着村子转了一个弯，就叫它湾子杨；有斗口的地方，就叫它斗口于村。它从古老的时光里走来，伴随着故乡的岁月，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蜿蜒前行。它是故乡的组成部分，就像血管是肌体的组成部分一样。人们对它太熟悉了，太过熟悉就觉得寻常。他们不会想到，在远离他们的地方，在泰国清迈的一个特定时刻，全世界水利专家会把目光聚焦于他们门前的大渠，它在接受一种带有挑剔眼光的严格检阅。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它被授予崇高的荣誉，赋予创造人类文明的历史性意义，并昭告全世界。当故乡人民获悉这一切，一定会因此而激动，而骄傲。我的那些正在大渠岸边劳作的父老乡亲们，一定会重新打量那流过村前的千年大渠，心里说：哦，你原来这么了不起！
■ 郑国渠故道遗址保护碑（王静怡 摄）
■“家乡的郑国渠申遗成功，标志着它作为一种文化被继承和延续，而且已经融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保护中。这真的是激动不已。”2017年4月，带着对家乡风土的一份虔诚膜拜，白描开始了他泾河流域的文化探寻之旅。从甘肃、宁夏开始追根溯源，访山问水，实地踏勘，劳顿和辛苦，荆棘和险峻，为创作《天下第一渠》聚集更多的素材……
2017年，我两次回到故乡泾阳，第二次回泾阳足足住了四个月。我为郑国渠归来，我要重访大渠。
我七次奔赴郑国渠渠首。那是泾河出山的地方，山叫仲山，渠首的地方叫瓠口。两千多年来，由于泾河河床不断下切，秦以后历代修筑的引泾渠口逐代上移。郑国渠渠首处在泾河下游一片高高的台地上，台地上荒草丛生，趴地龙、野莴苣、刺蓟、野蒿、艾草、野酸枣、狗尾草布满了沟沟洼洼。渠首遗址、古老的引水渠道、人工筑起的高高的土坝，都立了保护碑。在台地边缘陡峭高耸的泾河岸边，栽着遗址保护区东西南北四面方位起止的界桩。我踏着荒草，小心翼翼地拨开酸枣刺丛，便能看到渠首遗址保护碑。
■历代引泾遗址保护区（徐峰 摄）
郑国渠大坝古遗址耸立在渠首一侧，长约一千五百米，高七米左右，不明就里的人看到它，会以为是道墚。好在考古工作者在大坝上挖开一段土皮，层层叠加的镇压层理方可得见。依稀可辨的古渠道是条浅浅的沟洫，已被荒草覆盖。岁月的帷幕把中国古代这个伟大工程几乎快要遮蔽了，它留在这个世上的，除了保护碑之外，只有隐隐约约的痕迹。
我心中感慨万端。
我知道，它虽然古老，但并没有寂灭死去。
它像一位老祖宗，而它的子嗣后世累朝累代从它脚下溯泾水而上，沿着泾河左岸衍传流转：汉代白渠、唐代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清代龙洞渠、民国和当代的泾惠渠，皆因循它而相继出世。在关中土地上，它曾经泽润过的地方，被它后世这些渠道继续泽润。它把恩惠人间的大德懿范传递给它们，它与岁月同在，与大地同在。
我的目光越过高高低低的丘墚壕沟，眺望泾水流出的山口。泾水似练，青山如黛，轻薄的雾岚氤氲在山水之间，现今的泾惠渠渠首在山口那里。在雾岚和清晨太阳的光晕中，我恍惚看见一个少年彷徨的身影，他的头顶是一轮明月，他瘦削的身板在大山的衬托下显得非常单薄。他仰头对着月亮，似乎面临什么困境，向头顶的明月讨主意。
我知道那是我，是四十八年前的我。
四十八年前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我曾在那里逗留。那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对大渠源头的造访。那天晚上，我的血滴洒在泾惠渠的水流里。这如同一个象征，一个隐喻。那次特殊经历足以昭示：我的血脉是和这条大渠融汇在一起的。
如今我又来造访你了，我的大渠！
1969年——我初中毕业回乡做农民的第二年，初夏槐花开的时候，生产队派工运送蜜蜂转场。十七岁的我和队里十多个精壮劳力一同出发，去十多公里外的南原上拉蜂箱。大队里办了个养蜂场，蜂场是随着花儿的开放转移的。南原上放蜂的地方在顺陵，也就是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陵墓，那一带的村落和路边槐树多。槐花自南向北次第开放，南原上的槐花谢了，北原上的槐花也就开了。我们要做的是把四处散放的蜂箱收拢起来，黄昏时候装车，趁着蜜蜂夜晚归巢，把蜂箱拉到北原上去。
装好车，我们稍事休憩等待出发。我被顺陵的石雕吸引，先转悠着看陵墓边上那些石人、石羊、石狮子。最让我惊奇的是用一整块青石雕的独角兽，足有两人多高，像鹿，又像宫殿屋脊上的“望天吼”。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处长有双翅，翅上刻卷纹，四肢雄健，长尾拖地，神态威猛。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天禄”，《汉书》里又称此兽为“獬豸”。那个权倾天下的女皇武则天，在她母亲死后，以王礼葬，追封为孝明高皇后，将墓改称为陵，这顺陵也就建得像皇陵一样气派。石雕在陵墓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都有，我想多看看，但拉蜂的车队要出发，我只好拉上架子车，随众人开拔。
就在我刚把架子车襻绳搭上肩膀的时候，我的鼻子开始流血。那一阵子我经常流鼻血，以为是上火，从未去就医。流血了，撩几把凉水拍拍头，随便找团棉花或纸团往鼻孔一塞，血就止住了。这一次没有棉花，也没有纸团，我从田地里捡了块土坷垃，堵在流血的鼻孔里，拉起架子车上了路。
转场要去的是北原上的张家山。张家山是仲山的一个小地名，泾河流经宁夏、甘肃和陕西的黄土高原，冲出泾河大峡谷，从这里进入关中平原。张家山山清水秀，林木葱茏，这个时节槐花正开放，蜜蜂在那里会采酿出上好的槐花蜜。天气晴朗，一轮满月刚刚从东方升起，顺陵距离张家山三十公里，鸡叫三遍前赶到那里不成问题。
一路无事。
麻烦出在最后不到五公里的地方。在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我的鼻子又流血了，先是左鼻孔流，路边捡块土坷垃堵住，右边又流。临近大山，一路都是上坡，车上装了十个蜂箱，平路上不算重，但上坡路必须弓腰低头用些力气。这一低头一用力，鼻血流得更是难以止住。土坷垃已经不管用了。从路旁扯一把苜蓿，揉成团，挤掉汁液，把两个鼻孔都塞上，还是不管用。鼻血滴答下来，滴答到路上，滴答到我胸前的衣服上。就这样，拉着车子，不时停下对付流淌的鼻血，我已经被前边的车队远远甩在后边。
好在月光很亮，大地如同白昼，可以看见前边车队的影子。我加快脚步追随，上坡路大家都累，他们行进的速度不算快，我终没有被落得太远。
终于到了张家山，众人在山下的一片坡地上等我。我刚从学校回乡参加劳动，他们以为我拉车体力不支落在了后面。待我来到他们身边，一干人首先看见我胸前的白衣衫染了很多血点子，以为我在后边遭遇不测，被人打了，一下子慌了神，围拢在我身边。我告诉他们是鼻血，没有打架。我拔出塞在鼻孔里的苜蓿叶，这一拔，那鼻血又涌了出来。
我不知道我流了多少血，只觉得头发蒙，眼睛有些花，身体很疲劳。这里是泾河左岸，离泾惠渠总渠口不远，坡地的一边就是哗哗流淌的泾惠渠。村里一个我叫三哥的，拽着我的胳臂，从渠岸斜坡上人们取水走的一条小台阶路下到渠里让我洗脸，把渠水往头上撩。鼻孔经水一洗，非但没有止血，反倒是流得更多，一小滴一小滴变成了一大滴一大滴。
月光在粼粼渠水上像撒了一层银，血滴滴到水面上，迅速洇染开来，像落英一般，随着水流漂散而去。
血一直止不住，我只好反身回到渠岸上。众人看见我的样子有点发慌。我只能仰起头，对着天，对着悬挂在天幕上的那一轮银盘，希望借助这个姿势能止住长流的鼻血。
运蜂人中有一位名叫“牟娃子”的中年汉子，同姓白，长我一辈，我叫他“牟子叔”。他从坡地下面的荒沟里撅来一把野刺蓟，那肥厚长条的叶子周边呈锯齿状，有针刺，扎手。他管不了那么多，在手里把刺蓟叶揉碎，让我头再仰高一些，把叶汁挤进我的鼻孔里，之后再把揉碎的刺蓟团塞进我的鼻孔。刺蓟是一种野菜，不过人们嫌它扎嘴，很少吃，猪却很喜欢吃。刺蓟也是一种草药，具有凉血止血、祛瘀消肿的功用。农村人下地，不小心跌破、割破了手脚，就把刺蓟嚼烂或者捣碎，敷在伤口上，伤口就会止血和避免感染，很快好起来。刺蓟能长很高，家乡有句俗语：“荞麦地里刺蓟花，人家不夸自己夸。”刺蓟长在荞麦地里，高出荞麦一大截，荞麦开白花，刺蓟开红花。那高高的茎秆上方顶一个球苞，花儿从那球苞上绽放，粉中带紫，紫里透红，花瓣像菊花瓣一样弯曲细长、密匝繁盛。在荞麦的白色碎花里冒出几株这样高挺的花朵，自是分外惹眼。家乡的俗语意思是这刺蓟花好出风头，但眼下于我，这野物成了解脱危机的指望。
牟子叔这方法真管用，渐渐地，我的鼻血止住了。
蜂箱放置在早已选好的山洼里，正是鸡叫三遍的时候。一干人各寻方便，在山坡的草地上香香地迷糊了一小觉。待天色大亮，东方的霞光越过张家山的山头把泾河水映得闪金耀银时，我们拉着空架子车踏上归程。
■张家山泾河出山口（陕西省水利厅宣教中心 提供）
回村的路二十五公里，一直沿着大渠走。我的鼻子完全好了，疲乏的身子也歇息过来。从大渠往下游走，一路都是慢下坡，人人步履轻快，我也是一身轻松。几个时辰前，我的一滴一滴的血就是从渠里流下去的，血与渠水融汇在一起，早已合为一体，分解不开。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血先我而行，也奔向家乡的方向。下游有一处地方叫作三渠口，三渠口的地面上有一个叫作手巾白的村子，那里有我的家。我一来到这个世界，命运就注定要和大渠联系在一起。
我是在渠岸边出生并长大的。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一位史逸其名的朝中大臣奏请穿泾引水，《汉书·沟洫志》只记载他是赵中大夫白公。白公奏请的原因是由于泾河河床下切，一百多年前的郑国渠引泾渠首高于河面，再从泾河引水已经很困难了。武帝准奏，白公规划并督导穿渠，渠首从郑国渠首上移一千二百米，在下面几公里的地方与郑国渠故道重合，在下游又开凿了一些新的渠道。
白公主持修建的这条渠，史称白渠。
白渠流经池阳（今泾阳）。《水经注·渭水》载：“又东南径池阳城北，枝（支）渎出焉。”这个“枝渎出焉”的地方，在唐代又设三限闸，白渠在这里分而为三，建成太白、中白、南白三条渠，后世就把这里叫作三渠口。查阅清代泾阳县志，三渠口早先涵盖的地域面积较大，到了后来缩小，只限定五个村庄的范围：朱家桥、韩家店、角雒村、蒋家村、手巾白。五个村子的分布形状好似梅花瓣，手巾白村是最靠近大渠的一个花瓣。
村子南面，自西而东有两个斗口，放水的时候，大渠水从开启的斗门哗哗流进小支渠，这两条支渠要灌溉好多个村庄的土地。我们村子靠近大渠，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是首得灌溉之利。七八月酷暑季节，骄阳炙烤，大地生烟，地里的玉米正起身生长，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叶片拧成了绳子，有些叶尖已经枯萎。小支渠又分出引渠，引渠直达田间地头，渠岸上的口子一开，一畦一畦挨着浇灌，一畦地里水还没有灌到头，前头浇过的禾苗就挺起了身，叶子舒展开来，颜色变得鲜绿。这真像渴极的人，咕咚咕咚痛饮一番，立马止渴，真是神了。人们把及时雨比作甘霖，这渠水就是甘霖，禾苗的甘霖，庄稼人的甘霖。麦子也是一样。家乡有农谚：麦成八十三场雨。这“八十三场雨”，不是说要下八十三场，而是指农历八月、十月、来年三月，麦子播种、分蘖、灌浆的时候需要雨水。当然不能完全指靠老天，天公不作美的话，就用渠水，渠水保障了麦子的生长需求。
村里小渠放水的日子，大人们忙浇地，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快活地忙碌起来。水在渠里像游龙一般向前蹿腾，干涸的渠底发出嗞嗞的吸水的声音。有时我们拿泥巴捏个小人儿、小房子，有意放在渠里，水一来被吞噬，我们就喊：发水啦！发水啦！然后光着脚片子，踩着水头在渠道里奔跑，溅起高高的水花。水头漫过的渠底和渠岸，在泥土的裂缝和草棵丛中，会蹦出惊慌失措的蚱蜢、蛐蛐、油葫芦和土黄色或绿色的小螳螂。我们逮蛐蛐，挑那个儿大、看上去勇猛善斗的带回家养。渠水流满的时候，我们就在渠里浮水，不会游漂不起来，手就抓着渠底，狗刨式地往前拱，兴高采烈地欢叫，好像自己有了漂洋过海的本领。
在我们村东南方，大渠上有一个跌水。那是一个很大的跌水，渠里放水的时候，激流倾泻而下，状如瀑布，浪花翻滚，响声如雷。渠岸是土岸，跌水却是用石头和水泥筑成，流水的扇形斜坡是水泥，周围一圈岸堤砌了石头，围成一个葫芦形状的深潭。大渠上游关闸的日子，渠里没水了，但这“葫芦”里仍有蓄水，便成了周边几个村孩子们的天然游泳池。那些会浮水的大孩子，从跌水口沿着水泥斜坡奔下，一头扑进水里，溅起很高的浪花。有一些则顺势扎进水里，不见了踪影，过一会儿才从前边冒出头来，这是潜泳，我们的叫法是“钻冒淹”。我羡慕那些会浮水的大孩子，先是在跌水边看，后来便跃跃欲试，下到水浅的地方，试着学“狗刨”，或者撩水和小伙伴们打水仗。过了些日子，我突然觉得自己能浮起来了，手不触底居然可以向前游动。这令我兴奋不已，但我仍不敢到水深的地方去，跌水底是个慢坡，最深的地方一人多深。我们村有个叫“和尚”的小子，大我四五岁，会上树掏鸟窝，会牵着狗撵兔，会用一种灌水的方式在野地里逮黄鼠，单腿蹦玩“斗鸡”谁也斗不过他，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英雄。他水性好，别人从跌水的斜坡上扑进水里，他却从石头砌成的峭岸上扑进水里。一天，他叫我不要害怕，撺掇我到深水区去。他一只手托着我游过深水，游到跌水斜坡的地方，我战战兢兢坐在斜坡上歇息，“和尚”却不见人了，扔下我不管了。从斜坡到前面水浅的地方，足有十多米，看来是要靠我自个儿游过去了。无奈之下，我给自己壮胆，扑通扑通地“狗刨”起来。还好，什么事情也没有，我顺利地游到水浅处。尽管还有点后怕，但心里却涌出一阵狂喜——我行，我会浮水了！
自从长了这样的本事，大渠就成了我的水上乐园。夏日里，大渠里枯水的时候，跌水自然是个好去处；大渠放水了，满渠的水流滔滔滚滚，我就和小伙伴们在渠里游。从渠岸上边某个地方下水，顺着渠水一会儿“狗刨”（我们把这种泳姿叫“打浆水”），一会儿“漂黄瓜”，游一段再上岸，又跑到上游再下水。游累了的时候，就赤条条地躺在渠岸上歇气。太阳把土渠岸晒得热烘烘的，渠里的泥水黏在身上，很快晒出一层白硝。指头一划，一条印痕，鼻子里闻到的都是晒热的泥土的腥味。
跌水和渠里都淹死过孩子。大渠上游开闸放水的时候，孩子们是不知道的。有时正在跌水里尽情撒欢，突然，不期而至的渠水从上游滚滚而来，跌水即刻变成了瀑布，来不及爬上岸的孩子就会被冲走，或者卷进瀑布下的漩涡里。只要卷进漩涡里，就很难再出来。我认识朱家桥一个小子，就是这样被淹死的。打捞尸体的时候，我们很多孩子凑在旁边看。捞上来后平摆在岸上，奇怪的是那尸体的肚子平平的，像是并没有灌进多少水。大人们说他是被泥水呛死的，夏日里上边的泾河常有洪水暴发，大渠里的水泥沙量很大。在大渠里淹死的大多是初识水性，以为自己会浮水便下渠折腾，结果遭遇不测的孩子，当然也有大人。一个醉鬼晚上回家，东倒西歪沿着渠岸走，一个趔趄竟栽到了渠里。第二天被人在下游五六公里外发现，尸体被岸边伸进渠里的柳树根挂住，像一扇门扇一样漂在水上。在上游八支渠一个跌水里还淹死过一对情侣。这对情侣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在《三打白骨精》这出戏里，男的演孙悟空，女的演白骨精。剧团去王桥演戏，安排有卡车接送演员和戏箱，别人都坐车，两人正谈恋爱，男的就骑了一辆自行车驮着女的自行前往。到了跌水的地方，渠岸是一个陡坡，男的想冲上去，不料力气不够，自行车一歪，栽进了翻滚的跌水里。此后很多年，县里人都为这一对青年男女痛心，为县剧团失去了台柱子而惋惜。
我在跌水和大渠浮水，父母是不允许的，我只能和小伙伴们偷偷地去。有时是趁父母看管不严，溜出村直奔大渠，有时是趁在野外给羊割草，逮住机会下水玩个痛快。这种事情常常瞒不过父母，他们的感觉很准。怀疑我下水了，先是质问，见我不承认，伸出手指，指甲在腿上一划，划出白痕那就算是定案了。其实我一般是有预防的，从渠水里出来，在渠岸外的洼地里找一汪清水，把身上的泥水痕迹冲洗干净，但即使这样，腿上那白印子还是能划出来。为此，我没少遭受父母的惩罚，轻则不许吃饭饿着，重则挨父亲的巴掌。父亲对付我还有更严厉的招数。在我开始上学读书时，父亲教我写毛笔字，有时我偷着去浮水耽误了练字，回到家父亲就让我跪在地上，头上顶一块方砖，一手扶砖，一手持笔，另一方打磨光滑的青砖平放在面前的地上，让我蘸着清水在上面书写。这便是我最初的毛笔字功课。
年纪稍长，就要离开三渠口，去七八公里路外的永乐店读初中了。上学的路，就是沿着大渠走，走出三四公里，沿着一条支渠的渠岸一直向南。那渠岸很高，我们叫它高渠岸。下了高渠岸，就是仪祉农校。这是以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名字命名的农业学校，泾惠渠就是李仪祉主持修建的。经过仪祉农校南门，朝东南方向有一条小渠，顺着小渠岸走到一个叫河南窑的村子，就到了另一条大渠，人们叫它南干渠。沿南干渠再走一段，朝南拐，经过一个矗立着高铁塔的丘墚，不远就是永乐店。那矗立高铁塔的地方是个地理测绘点，后来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也就是我国地理坐标——经纬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全国统一的坐标系就是据此建立的。上学路上，我曾攀爬到铁塔的最顶层，可以俯瞰方圆五六公里范围内的景致：南面泾河蜿蜒东流，东边是永乐店，我就读的永乐中学在镇子的最南端；镇子东边是咸阳通往煤城铜川的铁路线；西边可以看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九嵕山；北边可以看到仲山、嵯峨山。我沿途走来的两条大渠，自然在视野之内。流经我家门口的那条大渠的影子模糊一些，而稍近的南干渠渠岸上栽植着高大挺拔的杨树，形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带。那些杨树有的近一抱粗，在渠岸上遮天蔽日，绿色长带犹如绿色游龙，在丰沃的原野上游向东边看不见的地方。
那时我养了一条狗，取名“鹞子”。鹞子极聪明，我们感情很深。我在永乐中学上学时住校，每周回家一次取粮取馍它都能算准时间。据母亲讲，一到周六，从午后它就不吃不喝，趴在家门口，眼巴巴望着东南村口，等待着我的归来。我沿着大渠回家，走到跌水那儿，手指伸进嘴里，打一串呼哨，不一会儿，远远就看见它从渠岸上一路奔来的身影。它在迎接我，往我身上扑，前爪搭在我的身上，喉咙里发出激动的“呼噜呼噜”的声音，之后就是围绕着我转圈儿跳跃、蹦跶，寸步不离地伴我一路走进家门。鹞子后来被人残忍地打死了，是在“社教”运动中。父亲在生产队一直当队长，运动来了成了“四不清”干部，被“积极分子”强令站在一个凳子上，三伏天夜里头顶上悬挂一只二百瓦的灯泡，让交代问题。社教驻队工作组组长姓赵，彬县人，长一张大嘴，一说话唾沫星子乱溅。他高喉咙大嗓门地呵斥父亲，这一切都被鹞子看在眼里。平日里，每当赵组长从我家门前经过，鹞子一定要冲上去堵住他的路，凶狠地朝他狂吠，吓得他连连后退，这时候父母忙跑出来呵禁鹞子。如此遭遇多次，赵组长忍无可忍，决计要除掉鹞子。他来了手绝的，不叫别人动手，而是勒令父亲两日内把狗打死。父亲背着“四不清”干部的黑锅，已经挨了不少批斗，现在家里的狗又给他惹出事来，可怜的父亲慌了神，在家里闷着头难受了两天。第二天傍晚，给鹞子喂了两个麦面蒸馍，叫来村里几个小伙子，哄骗着把鹞子拴到屋后小渠岸的一棵杨树上，用䦆头、铁锨、棍棒朝鹞子一阵乱砸……
那个周六从学校回家，到了跌水那里，我开始打呼哨，任我的呼哨打了一遍又一遍，却不见鹞子来迎接我。我心里有一种不妙的感觉。回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屋里屋外、屋前屋后到处找鹞子。找不见，问母亲。母亲支吾着不回答，也躲闪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出事了，再三追问，母亲才红着眼告诉我鹞子的遭遇。我像疯了一样，大哭大喊，呼唤着：“鹞子！鹞子！还我的鹞子！我要我的鹞子！”父亲进门的时候，我冲到父亲面前，连哭带嚷地质问：“为啥要打死鹞子？你是叫谁打死了鹞子？”好像父亲一说出谁谁的名字，我就会去和人家拼命。父亲自知对我亏欠，不理我，也不敢看我。进厨房抓了两个馍，蹲在房檐台上，却吃不下去。见我啼哭不止，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闷声闷气地说：“甭哭了，谁家狗下了狗娃了，再逮一只来。”我梗着脖子顶撞：“不要，我就要我的鹞子！”
那一晚，在打死鹞子的小渠岸边，我搂着那棵杨树瘫坐在地上，像搂着我的鹞子，泪流满面。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我十六岁的那个寒冷的冬夜，行驶在村边公路上的那辆马车，以及马车上那团红红的火光。
1968年，是我回乡当农民的第一年。冬季，麦田和秋里收完玉米的“撂茬子”地都要进行冬灌。每个生产队用水是安排了时间的，大渠上有斗门，支渠上又有斗门，斗门一开，多长时间已安排好，轮到你，你就得白天黑夜连续浇地。
一个晚上，队长派我和几个社员浇地。
天气很冷，但渠水尚未结冰。水在小渠里汩汩流淌，小渠下面顺着地头又有小引渠，有劳力守在渠边负责在每畦的顶头开挖口子，挨排一畦一畦地浇。有人提着马灯在地里巡看，见有些高处浇不到，就高声喊叫：“口子开大些！”水到头，一畦地浇满了，再大喊：“到头啦，改口子！”守在渠口的人就按这喊话去做。一畦地很长，水从这头流到另一头需一些工夫，在渠头负责开口子轻松一些，只需坐在地头守候。在地里巡看的人就辛苦了，黑夜里要提着马灯在田地里查看，要向渠头的人喊话。那天夜里在地里查看的是杨叔。杨叔旧社会在县保安团干过，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生产队的活路，但凡有轻重苦乐差别的，不用人指派，他一定会主动挑拣苦的累的干。他在地里忙活着，地头连我三个社员，抱来一大捆玉米秆，拢起火来，一边烤暖一边东拉西扯，用家乡话说就是“胡吹冒撂谝闲传”。到了后半夜，几个人都没精神了，除了遵从地里杨叔的喊话，封口子、开口子，其他什么兴趣也没有了。
我感到又冷又饿，困得不行，但不敢让自己睡着，怕冻着了感冒。月亮沉下西天，满天星星很明亮，不时有流星从天际划过。除了渠水哗哗的流淌声之外，四周听不见任何动静。夜是如此漫长，长得让我心烦，也有一种恐惧。我才十六岁，十六岁就告别了人生一个重要阶段——学生时代，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看样子，我就要守在这块土地上了。我的前边，还有无数个像今天一样的寒夜在等待着我，这黑黢黢的一片就像我将要守候的年华。我冻得发抖，心更是冷得缩成一团。
就在如此的静夜中，东边公路上传来的声音打破了沉寂，那是马蹄敲击石子路面的嘚嘚嘚嘚的声音。一辆马车从南边过来，驶上三渠口大桥，赶车人为了驱寒，在车上的马槽里拢了一堆火，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那火光特别红亮、特别耀眼。嘚嘚嘚嘚的马蹄声自远而近，那火光也愈发显得明灼红亮。也许那赶车人为了驱走寂寞，突然吼起秦腔来，先是一个叫板：
啊——实可怜啊实可怜——
这个“啊”字，由低到高，中间拐了几个弯儿，到了最高音处，突然煞尾，接着紧促地蹦出“实可怜啊”。第二句“实可怜”却速度放慢，后边跟着一个长长的拖腔。
我一激灵，像是身上浇了盆冷水，那声音直刺透人的心肺。身边另外两个浇地人也直起脖子，朝公路上看。
一声叫板之后，赶车人接着唱道：
枪刀林里向外闯
虎口里逃出两只羊
夜茫茫难辨别南北方向
黑漆漆找不见路在哪方
唱腔高拔凄婉，苍迈悲凉，在这样一个夜里，旷野悲风，寒流衰草，那声音破空而来，任谁听了都会心酸。
身边有个同伴懂戏文，说赶车人唱的是《走雪》。
大概赶车人也觉得唱得过于悲戚、没劲，腔调一转，另一段高亢激越的戏文唱了起来：
喝喊一声
绑帐外
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某单人独骑把唐营踹
马踏五营谁敢来
敬德擒某某不怪
某可恼瓦岗众英才
当年一个一个受过某的恩和爱
到今日委曲求全该不该
敬德不能把头借
二十年后某再来
……
这段戏我熟悉，是《斩单童》。单童也叫单雄信，是瓦岗寨的一条好汉，手持一柄金顶枣阳槊，罕逢对手，《隋唐演义》里有他的故事。在昔日的弟兄纷纷投唐后，他宁被斩杀也不投降，在刑场上，李世民和原瓦岗寨众弟兄向他祭酒，他则是一顿痛骂。很多剧团排演过《斩单童》，我最喜欢西安三意社的演出，著名净角周辅国扮演单童。他的唱腔高亢激昂，尽显秦腔慷慨悲壮之风。
赶车人吼的正是周辅国的唱腔，第一句先是尖板，第二句转接二反紧塌板，从“马踏五营谁敢来”以后转为二六板。那声音是运丹田之气，顶到脑袋顶，经过颅壳共鸣后发出来的，有很强的穿透力。这声音竟让我周身热血涌动。单童本是一个重情重义、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的豪杰，并不懂得人世间还有打江山、坐江山，为王称帝一说。他临死前的骂声，是一股悲壮之气，但悲壮中却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无论他对李世民、敬德的臭骂，对罗成的狠骂，还是对徐懋功和秦琼的恶骂，通过骂声尽情地发泄着他心中的怨气、怒气。无论谁一听，都会觉得过瘾，把自个儿心中的怨气、怒气彻彻底底地发泄了。
远处地顶头传来杨叔的喊声：“水满啦，改口子！”
我拿起铁锨，一跃而起……
第二年春上，要种棉花了。家乡的土地两年三料，小麦收后种玉米，秋里玉米收后，要让土地歇一冬，攒一攒地力。这歇着不种的土地，叫“撂茬子”地。棉花是在“撂茬子”地里种的。经过泾惠渠水的冬灌，三九天满地冻成冰，白晃晃一片；开春，冰化了，先化成冰凌，渐渐全化成水，渗透到土地里边。这一冻一化，土地变得酥软。春天的太阳照晒着，土地经过翻耕、耙耱，土块变成了碎土面面，表面上干燥，下边却有着很好的墒。这个时候，先要整好地垄，我们把这活儿叫“搂畔子”。我扛着刨耙和社员们一起出工。
■三支渠春韵（ 杨新利 摄）
春天总是那么美好，万物复苏。田野里的草绿了，小渠沟岸上白的、黄的、红的野花在开放，风儿轻轻吹在身上，像看不见的小手在柔情抚弄。劳动间歇息，人们坐在一块儿抽烟、闲聊，我躺在细绵如沙的土地上，太阳在头顶暖暖地照着，泥土里散发出只有苏醒的土地才有的那种土腥和芬芳混合的味道。不远处的大渠岸上，柳树的枝条像女人的长发一样轻拂，谁家放羊的孩子折了柳枝，做成柳笛，一声一声在吹。
那时我正望着天上的白云发呆，想着虚无缥缈的心事。农村、农民、祖辈的命运，还有青春、前途，以及远方那些我没有看过的世界，生命里没有经见过的事物，一股脑儿都往脑子里钻，想着想着竟有些感伤。让我更感伤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暗恋初中一位女同学，她高我一个年级，比我大一岁，“文革”中在学校是一派，接触较多，我喜欢上了她。一个少年，情窦初开，什么是喜欢，什么是爱情，根本不懂，我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天天想看到她，看到了想和她多说话，却笨嘴拙舌不会讲。她家在永乐店街道，居民户口，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我看来，她就是城里人了，这让我在她面前总是胆怯自卑。这纯粹是一场单相思的暗恋。我心中的秘密大概被姐姐看出来了，她从没问过我，但是有一天，她似乎不经意地在我面前透露，说我那位女同学订婚了，对象是姐姐的同学。我一下子被打蒙，戳在那里不动，表面上什么也不能表现出来，但心像掉进冰窖里一样冻僵了。这是一种不可告人的痛苦，我强忍着这种痛苦，在绝望中不停地回想她的模样，她的笑、她说话的声调，回想着我和她的种种接触。我不能闲下来，闲下来面前总是她的影子。现在躺在春天的土地上，我又想起了她。一场恋爱没有开始就宣告终结，我认为自己十分无能，倒霉透顶。
大渠岸上小羊倌的柳笛又吹响了。我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把口琴，那是我的心爱之物。上小学我就会吹口琴，在西安工作的姐夫为我买了一把。这时我把口琴取出来，想借助口琴吹出我的“失恋”。在我学过的口琴曲里，唯一与爱情有关的是用毛主席的词谱成的歌曲《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我一遍一遍吹奏这首曲子，燕子在空中飞，白云在天上飘拂，想那白云上边，就是重霄九了。我的爱，我的梦想，我对未来的寄托，是不是也飘到九霄云外去了？
最后一次在家乡土地上的劳作，是往队里一块叫作“方块”的地里担肥。正是玉米结棒的时候，马上轮到我们生产队浇水了，这个时候，村里那些打掉的土炕、老墙是玉米最好的肥料。炕土、老墙土堆壅到玉米根上，紧跟着渠水一浇，肥劲儿绽出来，都催到玉米棒子上了。我们把这种活儿叫壅肥。妇女拉架子车，负责把墙土炕土运送到地头，精壮男劳力负责把墙土炕土担进地里，壅到玉米根上。
半个月前，我已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要去省城西安上学。上学的各种手续——户口转移手续、粮油关系转移手续、公社开具的身份证明等已办好。还有物质方面的准备：母亲为我缝制了新被子新褥子，扯了几尺格子布，让裁缝轧了边，做成床单；还花十八元钱在县里的百货公司买回一个人造革手提箱。我将实现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机——要跳出“农门”了。
我把在“方块”地里的劳作，看作是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
■《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是著名作家白描的最新散文集，作品分为“生生死死”“玉记”“朋友与岁月”三部分。“生生死死”是讲述的是面对绝症，生死煎熬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这一特殊时期对人生、生命的感悟，震撼人心。“玉记”讲述的作者多年来对玉文化研究的一些体会。“朋友与岁月”是作者的忆旧之作，无论是写人、写事，都让人为之动情。
在我的纪实散文《被上帝咬过的苹果》里，对此做过记述：
记得我穿着背心，在又高又深的玉米地里钻出钻进，脸上、胳膊上、脖颈上被玉米叶子划拉出道道血痕，但心里无比轻松畅快。再不要重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了，这是田间苦汗的最后一次流淌。留在身上的是幸福的伤痕，快意的伤痕，如同在告别祖辈宿命的文书上留下的戳记，也如同飞向一个全新大世界的祝福的披红。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铺盖卷，还有那个人造革手提箱，赶往永乐店火车站。我将从那里登上火车，去我梦想中的大学。父亲跟在我的身边，既是为我送行，也为着在我走后把架子车拉回家里。父子俩一路很少说话。我们沿着泾惠渠的大渠岸走，这是我上中学走惯了的路，渠岸上那些粗大的柳树和杨树，我像熟悉班里的同学一样熟悉，那些桥头，那些斗门，像是村人的面孔，我都认识。渠水在秋季变得清冽，水量很大，默然无声却涌动着巨大的力量，陪伴我们一路东行。关中地区鸟雀品种不多，麻雀、喜鹊、燕子、老鸹，还有斑鸠——我们叫它“姑姑等”，常见的也就这么几种。但在大渠渠岸上，时时可以看到一种不知名的红嘴黄颏绿翅的小鸟，只知道它以老柳树的树洞为巢，“叽叽啾啾”地鸣叫着，声音婉转清脆。这是一种水鸟，依赖泾渠而生。它在柳树丛中出没穿飞，时而贴着渠水划过，想必是叼食正在水面上游走的“卖油郎”。由于拉着架子车，不能抄近道走那条支渠高岸，要从大路经过仪祉农校，再上南边的南干渠。走在南干渠上的时候，我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心想，我的脚步真的就要走出这片土地了吗？真的就这样和我的村庄、我的乡亲，和我有烦恼又充满记忆的乡村青春作别了吗？真的要和我熟悉的这一切，包括我的大渠作别了吗？
在永乐店火车站，当我一手拎着铺盖卷，一手拎着手提箱，就要登上火车的那一刻，父亲对我说：“放假了就回来。”
我当然要回来的，这里是我的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生命之根在这里。
我没有骗自己，没有忘掉心中的承诺。上学、工作之后，我经常回泾阳老家，即使举家迁往北京之后，每一年，都要回老家看看。看看我的三渠口，看看我的手巾白村，为长眠地下的父母扫墓烧纸。
四十四年之后的今天我又回来了，这一次是专为郑国渠，专为有关它的前世今生的写作。
啊，我的大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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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