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坡下傅抱石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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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抱石（1904-1965），我国著名画家，“新山水画”代表画家。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祖籍江西新余。少年家贫，11岁在瓷器店学徒，自学书法、篆刻和绘画。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一师范艺术科，并留校任教。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在徐悲鸿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1935年回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抗日战争期间定居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1946年迁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由于长期对真山真水的体察，画意深邃，章法新颖，善用浓墨，渲染等法，把水、墨、彩融合一体，达到翁郁淋漓，气势磅礴的效果。在传统技法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对解放后的山水画，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其人物画，线条劲健，深得传神之妙。1965年9月29日病逝南京，卒年六十二岁。

　　傅抱石在艺术上崇尚革新，他的艺术创作以山水画成就最大。在日本期间研究日本绘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会日本画技法，受蜀中山水气象磅礴的启发，进行艺术变革，以皮纸破笔绘山水，创独特皴法-----抱石皴。他的人物画受顾恺之，陈老莲的影响较大，但又能蜕变运用，自成一格。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以古代文学名著为创作题材，用笔洗练，注重气韵，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人物以形求神，刻意表现人物的内在气质，虽乱头粗服，却矜持恬静。傅抱石先生人物画的线条极为凝练，勾勒中强调速度、压力和面积三要素的变化，不同于传统沿袭画谱的画法。他还把山水画的技法融合到自己的人物画之中，一改清代以来的人物画画风，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傅抱石是开宗立派的一代艺术大师。为了缅怀傅抱石同志，新余市人民在新余市建设路西端的龙虎山修建了占地面积29.13公顷的抱石公园，用以对这位新余籍的画家的最好纪念。

抗战期间，傅抱石自1939年入蜀寓居重庆西郊金刚坡下，羁留川东前后八载。在这八年里，画家以超常的勤奋和无限的热情，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以前无古人的“抱石皴”令画坛为之一振。

（如果对“抱石皴”进行分期的话，各个时期的时限及其境界是这样的：

1936-1942年，是散锋笔法与“抱石皴”法的酝酿探索期；

1943-1946年，蜀中四年，是“抱石皴”的成熟期；

1947-1949年，则是其稳定和巩固期；

50年代-60年代初，傅抱石的访欧写生、为人民大会堂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国画及二万三千里壮游写生，使傅抱石的艺术影响遍及海内外，“金陵画派”、抱石画风为画坛所称道，“抱石皴”也同时进入它的辉煌期。

1961-1965年，以“抱石皴”为主要特色的傅抱石艺术进入它的鼎盛期，而此时的傅抱石和“抱石皴”已人画俱老矣。）

1942年，画家在重庆成功举办了“壬午个展”。初到重庆时，由于傅抱石长期以来在美术史方面的著述，许多人都以为他根本不会画画。这时的傅抱石虽然也曾在南昌举办过画展，但确实平素不愿将作品示人。面对川东的山山水水，傅抱石在苦苦酝酿着画风的转型。他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写到：“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院子里原来是做门房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只有不过方丈大……写一封信，已够不便，哪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照来的光线作画。画后，又把方木桌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途。”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傅抱石在“壬午个展”拿出了近百幅作品，并受到徐悲鸿、郭沫若、宗白华等的高度赞扬。对傅抱石来说，1942年的“壬午个展”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宣言，不仅让其画名大振，更关键是让其在“抱石皴”的探索完善上坚定了信心。

傅抱石自己曾说：“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缅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落款“金刚坡下”。长期以来，金刚坡一直被视为傅抱石的艺术圣地，而这批金刚坡时期的作品也一直被视为傅抱石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抱石先生常画陶渊明，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主要的创作思想还是由于他有“史的癖好”，喜欢传统题材，他研究中国美术史也特别注重东晋至六朝这一段。比较可以和陶渊明相联系的因素，是饮酒和贫穷。他出生在小手艺人家庭，幼年失学，做过学徒，做过小生意，生活贫困；由于徐悲鸿先生的赏识和帮助，得以公费赴日本留学，出国时已届而立之年。二千元的公费，安家费用去一半，在日本不得不在留学生监督处做录事，半工半读，还背着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的负担，仍然是生活贫困；四十年代大后方重庆，物资匮乏，物价不稳，教授工资低微，家庭负担沉重，他还是生活贫困。至晚年虽生活好转，但背上已是八口之家的重负，儿女幼小，尚在学中，长女长期重病，甚至不得不卖画换取药物，经济上仍然捉襟见肘。抱石先生嗜酒善饮，常常是“闲来无事酒当茶”，而在“抗战期间，由于种种烦闷”更是“日以杯中物自遣，有时从醒眼（早起）到闭眼（上床），不入其它一滴，而只有大面，于是习以为常，非此不办矣！”“大约二十年来，此病渐深，再当忙乱、兴奋紧张……都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往往醉后”的佳话已为美术界所津津乐道。这一切或许已能说明抱石先生对陶渊明特别有兴趣的原因。

1934年，抱石先生曾作楷书条幅一轴，在东京个展上展出过，至今尚保存在武藏野美术大学图书馆。这幅书法作品写的是：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鞠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倘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有，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此诗为唐王维《偶然作六首之四》，王维是“偶然作”，抱石先生可不是偶然写。“其性颇耽酒”，“家贫不能有”，喜得斟酌，不问升斗，奋衣野田，兀傲东西，鞠花满手，酣歌醉归……。此种心态，此种现实，使人觉得至少在精神上先生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两者心灵的脉动是相通而共起伏的。

抱石先生所作“陶渊明”，的确是“题材虽旧”，却“出之以较新的画面”，大体早年所作多风景为主，晚近所作以人物为主。风景则又以冬风雪，秋疏林为多，人物画得很小。人物为主的，背景多寥寥数笔，甚至只松或菊一枝，也有画杂树成林的，但作大山水为背景者较少，也就是郭沫若先生两首题诗中所谓的“林梢栖碧雾，流水响潺溪”，“悠悠天地宽”，“苍苍古木寒”的意境。而无论怎样的构图，所画人物总是一老者前行，一小僮提酒壶随后，也如郭老诗所云，画的是“前村沽酒去”，“提壶相往还”，“有酒且饮酒，有山还看山”，“呼童急急行，莫怨道途赊”。

傅抱石金刚坡时期活动年表

1938年，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进入国民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1939年——四月，辗转到达四川重庆，寓居西郊金刚坡下，自署居处为“金刚坡下山斋”。五月，所编《中国明末民族艺人传》出版。六月，完成《中国美术史——古代篇》，作《关于印人黄牧父》。

1940年——四月，发表重要论文《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作《云台山图卷》，郭沫若先生为题四绝。八月，政治部三厅改组，随郭沫若先生退出，回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该校已迁重庆沙坪坝。九月，著《中国篆刻史述略》；《木刻的技法》一书出版。

1941年——一月，发表《读周栎园“印人传”》一文。四月，再画《云台山图卷》。五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

1942年——三月，作《大涤草堂图》，徐悲鸿先生为之题塘：“元气淋漓，真宰上诉。”八月，郭沫若先生为《屈原》、《陶渊明像》、《龚半千与费密游诗意》、《张鹤野诗意图》等作品题诗。九月，在重庆举办“王午个展”，展出作品一百件。《大涤草堂图》、《对牛弹琴图》、《初夏之雾》及郭沫若先生题诗之《屈原》、《陶渊明像》等作品均在此次个展中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