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翰：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对于文学研究，我始终有比较深的隔膜，不清楚其研究范式，也搞不懂那些理论。我的眼光，也始终摆脱不掉历史学的色彩与框架。这当然是我的局限。在阅读不同领域的研究著作之时，还是该“虚”心“弱”志，以“空”应之，如是方能避免“前见”的束缚。

以往所观文学研究，多就文本分析其艺术特色，予往往难窥其妙处；而近来所读，则多与历史结合，由文学以见时代。

李舜华教授

我总觉得，古代文学研究究其极处仍离不开历史，甚至属于历史学。过往一切陈迹皆为历史，而文学作品，其作者、读者皆历史之人，其书乃历史遗存，又如何能抛却时代而“空言”艺术性呢？

在此书之中，复庵师从嘉万之际章回小说兴起之时，书商、文人等对于“演义”和“小说”的不同态度入手，指出了章回小说兴起的两条脉络：

一乃以《三国》为代表之“演义”，一乃以《水浒》为代表之“小说”。前者俗而后者雅；前者为以通鉴为仿真对象之庶民之史，后者则为以《史记》为标准的文人之史；前者意在教化，后者乃是托言自娱之发愤之作。

二者虽有分别，却均为文人有意为之，代表着明中叶一部份士人面对宇宙秩序与人生困境时的不同思考与选择。如此，则小说中所蕴涵之时代精神乃昭然若揭。

就兴起时章回小说之题材而论，皆饱含对历史的兴趣。复庵师对比各小说之叙述模式，揭示出其共同具有所共有所本的“母题”及内涵。这些共性恰恰是时代精神之表现。

历史小说中体现的理性与个性、放纵与约束、天与人、热烈之追求与破灭之空幻等种种冲突、对立，正是中晚明文人对“人”在宇宙与人生秩序之中位置的苦苦追寻，是独立的个体在冲破一切时所面对的艰辛与彷徨。

《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

其实，这些章回小说的作者与期待读者和实际读者，在我看来，大多属于中下层士人和普通民众，大概不属于他们所属时代的“创造精英”。

在历史学的研究之中，他们是较少受到关注的。可文学史的研究恰恰提供了一个从比较下层来观察时代的视角。

这些人更为亲切而真实地认识、理解并生存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为我们提供的，实际是社会中绝大多数识字者对时代的感知。任何单独的视角都无法把握一个时代的全貌，而多层次的结合，无疑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不同的、以及更为全面的认识。

对于小说之研究，常常可以给予史学史研究以启发。前所读商伟之《儒林外史研究》如是，此书亦然。

李舜华教授

对于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朱先生曾指出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历史观念史和中外史学交往史。前两者概可对应为形式与内容，二者往往纠缠于一起，无法分开。但在研究之中，似乎以分而述之为主，少见综合研究。

在以往之史籍中，编纂之形式与所记载之内容，就某一特定之作者而言，同条共贯，密不可分；就一时代而观，形式与内容之背后，则有时代之精神与风气在焉。

对于章回小说，复庵师指出，“一种新文体的发生，其意义首先在于形式之新，究其根本，则在于这一‘新形式的发生’所寄寓的精神内涵”（31页）。

《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

同样，史学史上每一次文体的突破与复兴，都不仅仅是对历史编纂本身的推动，更关键的是要去探究它为何在此一时期发生，其背后的根本观念与推动力为何。

比如我所关注的《资治通鉴》所谓编年体的复兴，与《皇极经世》、与北宋前中期对《太玄》的重视、与北宋人的历史意识与时空观念等等的复杂关系，都远远超越了文体本身的问题，而更集中于其“所寄寓的精神内涵”。

就此而言，小说研究与史学史研究，实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大可互相借鉴。

2013年1月28日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