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播的物质性：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
摘要 传播的非物质性是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性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上的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近年来，随着数字时代技术、空间、身体等问题不断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其中，媒介理论以一种区别于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审视和讨论传播的物质性问题，试图扭转传播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在媒介理论的视野中，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中介物，在技术条件上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
传播学研究似乎总是与符号性互动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传播”常常被认为是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近年来，随着数字时代技术、空间、身体等问题不断受到传播学界的重视，传播学研究也愈加关注传播的物质性问题。[1]有学者指出，传播的非物质性是主流传播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上的；另外一方面，传播的物质性则指向物理性，并与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2]这种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可以追溯到西方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建构论对立。而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意味着对以文本为中心的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一种逃离。[3]
本研究将以媒介理论的演进作为切入点，探讨传播的物质性问题。鉴于上述研究问题，本研究的展开将主要建立在两个维度上：其一，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如何在媒介理论的演进过程中凸显出来；其二，媒介理论怎样理解、讨论和反思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本研究之所以把论述重点放在媒介理论上，主要是由于过往的传播学研究多以媒介承载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语言、符号、文本、认知、象征等问题，而媒介理论更加关注媒介本身，有助于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带到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拓展传播学界的视野，引发理论反思。
知识社会学主张，不仅要处理人类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经验“知识”，而且必须处理“知识”被社会地建构为一种“现实”的过程，因此有必要考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是如何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4]这些知识不仅包括学术场域的传播理论建构，也包括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在主观意义上视为理所当然的关于“传播”的经验知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也将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出发，考察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的主导性本体论基础，分析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这组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探讨重文本、轻物质的传播观念如何成为理所当然的经验知识，阐释数字时代传播观念与媒介理论的演进如何对这一知识框架发起了挑战，并辨析由此引发的理论争鸣。
一、“传播”与“媒介”的分野
要理解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分野问题，首先要考察“传播”和“媒介”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意涵。在施拉姆对传播学进行建制化的过程中，他选择了Communication（传播）这一概念，而非Media（媒介）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取向。施拉姆所认定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研究的都是传播内容对受众认知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媒介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多时候只是承载信息的工具。此种倾向也延续到了当前的主流传播学量化研究中，即在新媒体语境中继续检验文本与认知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对媒介本身的意义及其如何建构了社会空间、如何形塑了主体的变迁等问题存而不论。正是这种重文本、轻媒介的研究取向形塑了传播学研究的主导性本体论基础，即认为传播是建立在语言、意义、表征等基础上的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
如果说上述以“传播”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主流传播学研究主要来自于美国传播学界，那么，另一种以“媒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媒介”理论则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学术传统。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卢汉最早提出了“媒介即讯息”这一论点。麦克卢汉解释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5]。因此，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的塑造力正是媒介本身，新的媒介创造了新的尺度、新的速度和新的模式。[6]形式本身承载着意义，由此引发的变化与媒介内容甚至可以是毫无关系的。从麦克卢汉这里开始，媒介理论为传播学研究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促使我们重新理解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这组二元对立的问题。
延森认为，媒介理论是媒介史的产物。[7]梅罗维茨曾将媒介史划分为口头、手抄、印刷以及电子文化四个不同阶段。[8]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与数字时代的来临重新开启了学者对于媒介史的划分，并促使更多学者从媒介理论的角度考察传播技术的影响力，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媒介所传递的内容及其产生的效果。这类媒介理论关注特定媒介的特征或特定种类的媒介，并试图追寻每一种不同的媒介何以产生了与其他媒介以及面对面交往不同的物理、心理与社会影响。[9]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可能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技术决定论—即媒介技术决定了社会与文化的组织形式。但延森指出，媒介理论只是认为作为物质性基础设施的媒介为我们的表征和交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进而使之得以实现。[10]概言之，技术为社会生活和跨文化交往提供了条件，而非原因。[11]
二、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
上文已经解释过，传播学建制化过程中的导向性选择使得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没有获得主流传播学界的足够重视。那么，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这组二元对立又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就要追溯到西方哲学里的实在论与建构论划分。实在论主张，外在的客体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知识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外在世界中的客观规律；建构论则认为，“实在”不可能独立于人的思想而存在，知识是建构的产物，知识的对象是人所认识到的“实在”。
社会学领域也经历过这种二元论的激烈交锋。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社会学强调，社会整体是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客观结构，这一结构对个体行动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1960年代以来，解释学、现象学等引发的理论争鸣极大地消解了这一所谓的正统共识。这些理论流派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强调语言和意义扮演的重要角色。吉登斯认为，应当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结构二重性，即能动性与结构的关系问题。[12]在此定义下，过往二元论中的主客体不再成为对立，而是共同渗入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中。社会就是由嵌入在时空关系中的社会实践构成的。
具体到传播学领域，正如彼得斯所考察的，19世纪中叶，以电报为发端的电子媒介逐步兴起，“传播”这一概念才开始进入公共话语。[13]在此之前，信息的移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而电报的出现终结了传播和运输两个词的同一性，从此传播这一概念更多指向经由技术中介的大众传播。[14]大众传播在物理意义上跨越了时空距离，因此常常使人忘记这种距离本身，从而将信息、符号和文本置于前台的显著位置，并将起到中介化作用的媒介置于后台的隐匿位置。举例而言，当人们手握手机浏览社交媒体时，吸引他们的是屏幕上的文本，手中的手机此时似乎“抽身而去”，人的知觉经验由此被遮蔽。再比如，每当人们以虚拟世界来称呼互联网时，无疑忽略了作为基础设施的计算机、通信技术以及身体的知觉经验等传播的物质性基础。
这种重文本、轻物质的传播观念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而被承继下来。直到数字时代，数字化传播技术整合并衔接了固有的大众媒介，时空延伸的范围也拓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再次建构起超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固有的传播本体论基础。无论如何，传播得以实现的技术性与流程性手段无可避免是物质性的。[15]媒介必然存在于物质域中，它们都是物理性的。唐·伊德（2012）认为，借助技术把实践具身化，这是一种与世界的生存关系。在当今的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实践是以媒介技术作为中介的，而传播的物质性基础就意味着作为身体的“我”借助“媒介技术”与“生活世界”相互作用，并产生一种具身关系。言下之意，我是借助技术来感知的，并且由此转化了我的知觉和身体的感觉。[16]
因此，我们可以把前技术时代的面对面交往表述为：
作为身体的我—生活世界。
同时，在经由技术中介的媒介化时代，我们可以把媒介实践表述为：
作为身体的我 媒介技术—生活世界。
三、媒介理论视域下传播的物质性问题
梅罗维茨把英尼斯和麦克卢汉认定为第一代的媒介理论学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第二代的媒介理论。[17]他认为，媒介理论可以分为两个维度：第一，微观的个人-情境维度，旨在考察特定媒介何以塑造了特定的交往情境与互动形式；第二，宏观的文化维度，旨在考察新媒介与原有媒介矩阵的融合何以改变了社会互动与社会结构。梅罗维茨指出，主流传播学研究往往过分关注媒介内容以及形塑这些内容的社会力量[18]；媒介理论则旨在扭转这种研究取向，转而历史地分析传播媒介如何构成了文化环境和文化实践形态[19]。这并非代表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而是指媒介技术的兴起推动并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中介式交往，为特定形式的传播提供了得以实现的条件。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提出，无论考虑多少中介因素，绝大多数的传播学研究都未能摆脱最初的假设，即媒介将某些东西“注入”给我们，所以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就是媒介信息，媒介在此只是被当作一种中性的传送系统。[20]与之相较，媒介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媒介的物质性有其形塑特定传播或沟通环境的能力。[21]换句话说，媒介不应再被想当然地当成是内容、频道或机构，与传播或交往相关的媒介问题需要放在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制度、过程产生连接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探讨媒介如何被勾连至真实生活的各种场景。由此，特定媒介的质地与特征、媒介被人们使用的方式以及与媒介使用相关的日常生活实践、环境配置、权力关系等，都是媒介研究的范围。这些研究从产生中介化作用的媒介物入手，描绘了物的使用与日常生活场景转变之间的关系。[22]
延森认为，传播媒介处于物质实在和非物质实在之间。[23]他通过考察三种物质媒介的特征来重新审视实现与约束传播的物质条件。这三类物质媒介分别是：作为人际交流媒介的人的身体、经典的大众媒介以及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延森作出上述划分的标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物质资源和文化发明构成的特定形式的表达、表征和交流。在他看来，物质条件既促使某种形式的传播和交往成为可能，也限制了其他形式的传播和交往。延森把媒介视作一种特殊资源，这种资源拓展了不同的行动语境下人类的身体，即麦克卢汉所言人的延伸的范围。延森还指出，物质是传播和交往过程中的特殊资源，除了具有持久性与共享性以外，一旦形成某种媒介形态，物质就获得了一种自我发展的动力。[24]
1980年代以来，德国媒介理论也试图将关注重点由意义如何通过符号来表征，转移至表征形式的物质性条件，从而扭转诠释学、符号学或结构主义等文化理论的文本化偏向，凸显符号以外各种媒介技术所引发的有意识或无意识过程。[25]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基德勒。他的核心观点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及人对时空与空间的感知都与媒介技术的物质性转变有关。[26][27]基德勒将媒介放在整个文明制度的视野中进行检视，提出了一种物质化取向的媒介史观：文化的历史就是媒介的历史，文化或文明的过程可以借由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或技术的使用来一窥究竟。[28]基德勒提出，19世纪以前的印刷与书写技术造就了当时种种的社会配置、权力关系—也就是他所言的“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进而造就了人的主体性意识。[29]换句话说，人的主体性是在与印刷、书写相关的社会配置之下诞生的，媒介不仅是承载语言意涵的客体，更是基德勒所言的文化技术，即信息储存、处理、传输的机制、制度与过程。[30]电影、留声机、打字机等透过声音、影像的精准储存，挪动甚至逆转了人类的时间感知以及心理、意识状态，并将真实时间转化成经由中介化的技术时间。因此，在基德勒看来，人不是历史的主体，而是技术的客体。媒介犹如启动世界的基础设施，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空间、主体性的感知意识。[31]
基德勒把他的媒介理论概括为一种“信息物质主义”的路径[32]，波斯特则提出了“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的概念，指向不同历史时期符号交换情形的结构性变化[33]。波斯特把信息方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将其与主体的构型方式勾连起来：第一阶段为面对面口头媒介的交换，特点是符号的互应，自我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主体性中，因而被构建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第二阶段为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特点是意义的再现，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动者；第三阶段为电子媒介的交换，特点是信息的模拟，主体在此阶段表现为持续的不稳定性，自我呈现为去中心化、分散化、多元化。[34]可见，波斯特和基德勒一样，都把媒介视作建构自我和人的主体性意识的物质性动力源。
在传播的物质性这一问题上，法国学者德布雷认为，“精神只有通过在一个可感知的物质性（话语、文字、图像）中获得实体，通过沉淀于一个载体之上才能作用于另外一个人。没有这种客观化或发表，任何思想都不能成为实践，也不能成为俘获力或抵消力的作用”[35]。由此可见，在德布雷这里，话语、文字、图像本身就是物质性的，是与人的知觉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传播的文本性与物质性是不可分割的。德布雷甚至提出创建一门名为“媒介学”的新学科，并以“媒介域”作为他的核心理论框架。他所谓的媒介域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介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在此基础上，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36]德布雷和基德勒一样，都认为信息的记录、传递和储存是媒介研究的起点，他们也同样把媒介的中介化作用置于制度配置、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等语境中加以考察。不同的是，基德勒把媒介视作一种文化技术，德布雷则把媒介视作一种环境和一种文化生态系统。此外，德布雷还关注媒介技术的历史特征与象征系统之间的关联，并把这一关联落在记忆的维度上，发展出了区别于“传播”的“传承”概念。在德布雷看来，占统治地位的痕迹保存系统（输入、存储和流通）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媒介域的组织核心。如果说传播是在空间中传递信息，那么，传承就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传承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指向文化的延续性。[37]
近年来，媒介理论试图以“中介化”和“媒介化”（mediatization）两个概念展开论述，重新定位媒介与文化、社会等的关系。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这样定义中介化：介入并居间调和、传输的手段以及切割对分等三层意涵。[38]利文斯通认为，中介化包括三层意涵：1.扮演调和者的角色（即调和对立的政治举动）；2.扮演媒合原本分立的各方并使其产生关系；3.将一种原本无以名状的关系以政治的方式直接表达之。[39]在拉图尔看来，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40]因此，我们可以把媒介视作行动者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中介化就是使网络中的节点与节点或与环境产生关系的一种机制。
中介化更多是空间意义上的，而媒介化具有明显的时间意涵，更强调一种历史变迁的过程，即与特定媒介相关联的社会与文化变迁。[41]可以说，媒介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将象征资源聚集于特定组织化中心的结果。[42]舒尔茨认为，媒介化过程的四个关键角色包括：1.延伸：媒介技术延展了人类沟通与传播本能的界限；2.取代：媒介部分或完全取代社会行动及社会机构；3.交融：媒介行动渗透到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与专业化领域中；4.迁就：各种不同专业领域里的组织或个人必须迁就媒介操作信息的方式。[43]媒介是各方社会旨趣交汇的场域，拥有培植特定象征资源的权力。[44]在媒介化这一元过程中，媒介不仅作为一种象征资源，还在技术条件上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联结性，成为串联其他元过程的关键环节。[45]
无论是中介化还是媒介化概念，都强调了媒介的联结性，而这种联结性无疑是以传播的基础设施，即传播的物质性作为条件的。由不同媒介提供的联结性所构成的传播或沟通网络，在日积月累的实践下可以被物化为特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46]有学者指出，媒介理论应以“媒介实践”作为进路，这种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关涉媒介。[47]实践是具身的、以物质为中介的各种系列的人类活动。[48]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实践无可避免地嵌入在技术中，而这种实践无疑是具身的、以物质作为中介的。
四、传播物质性问题的分析维度
上文考察了媒介理论怎样理解、讨论和反思传播的物质性问题，下文将探讨传播物质性问题的四个分析维度：技术、身体、空间、话语。在技术维度上，传播的物质性问题涉及到解蔽。有学者指出，作为传播物质性基础的媒介技术常常是不可见的。[49]海德格尔早在《技术的追问》中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打了个比方，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作为观看的用具，使人能够看到挂在墙上的画，人与画之间的距离因而消除，但与此同时，眼镜却被观看者忽视。技术让人感知到的瞬间，就是技术从直接经验中抽身而去的瞬间；而当技术显得不合用时，它才重新变得触目。[50]正是这种被遮蔽的具身关系，使得人们忽略了技术的近身存在，而只关注被观看到的文本。因而，在技术维度上分析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就是要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解蔽，承认媒介会制造感知，承认媒介实践无法脱离技术的中介化作用。[51]在此种视角下，媒介研究可以探讨不同的媒介技术使得人们产生了何种新的知觉经验以及具身关系，以及技术的中介化作用何以塑造了感知、知觉、经验、意识与主体的变迁。
在身体维度上，传播学界一直存在一种悖论，那就是一方面认为面对面的交往才是传播的理想类型，另一方面，又不断试图通过媒介技术的升级来实现无需身体在场的交流。数字时代以来，许多学者都期望，数字化传播能够打破时间、空间、权力的界限，使人类重回理想的交往模式，在数字环境中进行不经中介的本真性交流。然而，身体可以彼此接触，心灵却不行，这是传播的悖论之处。彼得斯指出，心灵与心灵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事实。[52]此种视角仍然把人类置于传播的核心地位，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使传播的身体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后人类的概念正在模糊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因此，如果以人类的传播经验作为研究主题，那么，相关研究可以探索媒介的可供性何以中介了身体的感知经验，如何使得特定的传播与交往成为可能；如果超越人类概念去探索更为广义的传播经验，那么，就应当关注身体性存在与机器性仿真之间的关系。[53]
在空间维度上，对传播物质性问题的考察包含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是关注更加剧烈的媒介流动性[54]；第二个路径是关注网络、场所、社会关系之间更为加深的彼此联结与彼此依赖[55]。在此视角下，传播被视作是一种联结、聚合与组织的实践，并引发学者们关注传播基础设施、运输与流动性、移动技术以及城市、区域和跨地方社会场所的生产等问题。[56]有学者认为，传播学界对于空间物质性问题的兴趣是1990年代社会理论空间化转向的一种拓展。在数字时代，传播学研究的空间化转向致力于把传播当做地方和边界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物质性元素，考察媒介再造空间关系的能力。[57]此处的空间可以包括三种定义，第一种是个体在其中运用媒介创造日常生活实践与经验的空间；第二种是实体性的空间，包括城市、区域以及跨国等层面的空间；第三种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空间。
在文本和话语层面上重新审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就有必要在破除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打开新的研究视野，关注话语本身的物质性。无论是面对面的互动还是中介化的互动，都包括一种物质性过程，绝非仅仅停留在文本和语义层面上。在话语维度上考察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存在两种研究路径：第一种路径关注具身性和物质性的话语属性；第二种路径来自于福柯、德里达、基德勒等人，关注话语本身的物质性。[58]第一种路径把物理现实本身（如具身实践、物理场所、城市空间等）都看作修辞的和可沟通的，是数字时代传播研究范式转移的重要取向。第二种路径包括基德勒在福柯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话语网络理论，这种旨在探讨媒介技术和话语网络的相互作用何以推动人类文明变革的路径，采用的是一种更为激进的媒介物质主义取向。[59]这两种路径都能够帮助我们在媒介理论的脉络中理解话语的物质性。
五、结论
有关形式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建构论与实在论等二元对立的争论古已有之，也是传播的文本性与物质性这组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然而，重文本、轻物质的学科本体论基础却是在传播学奠基人的有意识选择下产生的结果，并伴随着主流传播学研究的取向而承继下来。当前传播学研究的物质化转向是对社会科学领域新物质主义倾向的一种回应。[60]同时，媒介理论一直在以一种区别于主流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审视和讨论传播的物质性问题，试图扭转传播学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媒介理论的假设前提是媒介的物质性有其形塑特定传播或沟通环境的能力。在媒介理论的视野中，媒介并非只是指向内容、机构以及形塑这些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中介物，开启了人类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意识，建构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并成为了形塑日常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形式的物质性动力源。
更多学者也在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础。拉图尔提出，以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体二元对立作为特征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未存在过。[61]在拉图尔的理解中，人类仍然存在于一个对称性的主客体不分的非现代性世界中，“人”相对于“非人”并没有支配性的中心地位。[62]基德勒认为，信息可以转变为物质，物质也可以转变为信息。[63]海勒指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64]以上这些学者的理论都在向我们启示，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基础早已不再坚固，传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关注传播的物质性问题并非意味着要悬置传播学主流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而是意味着要更多关注媒介本身的力量，关注媒介如何形塑了社会互动的形式，影响了其他社会制度的变迁，并参与了媒介化的现实建构。[65]正如学者所言，媒介化正在成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推动历史与文明的进程。[66]数字时代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促使学者更加关注媒介技术的中介化作用，尤其是作为物质性基础设施的媒介何以为表征和交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进而使之得以实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发展的未来，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更加模糊，人类传播的经验也将拓展至后人类的范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技术有可能成为具有自主性的“物”的力量，参与媒介化的现实建构。[67]上述变化表明，信息储存、处理、传输的机制、制度与过程以及人与信息的连接方式都将再一次面临革新，新的媒介逻辑将开启中介化实践和社会行动场域的更多可能性。因此，如果要考察这些新的经验现象，就需要在文本、表征、意义等主流的传播学理论框架之外寻找新的理论支点。伯格和卢曼曾提出，社会现实的建构基础在于人类对日常生活的意义阐释与传播。[68]在当前媒介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实下，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我们应当采用一种物质现象学的视角，考察这种意义的建构过程如何同时经由物质性基础设施的中介以及人类的阐释与理解活动而得以可能。[69]因此，借助媒介理论，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在技术、身体、空间、话语等维度上审视传播的物质性问题，从而更好地回应媒介化的现实建构问题，促进更多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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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方舟，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9年第1期71页至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