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第一次在台湾出书
“第一次在台湾出书”，就我个人来说，非同小可。一个不是写书就是教书，不是教书就是读书的人，在他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比出书更重要的？何况，“第一次在台湾出书”，如果把这件小事和那个“大时代”连在一起，还确有一点“历史意义”。
陈文新教授
事情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说起。其时高校教师下海的人急剧增加，原因很简单，呆在高校里太苦了。那个时候，流行的话题中有三大难的说法：一是出书难，二是评职称难，三是住房难。
那个年代，正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真可用“了得”来加以形容。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除了李泽厚这一类特殊情况之外，大多只有一两本书；如果一个学者要证明他在职称评审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最有力的一个理由是：我有书，他没有书，凭什么他上了，我没上？
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是：“要摔得响！”所谓“摔得响”，就是有自己的专著，往桌上一丢，其声清脆，而这本书的作者，理所当然“自我感觉良好”，在他人眼中也确实非同小可。那真是一个“一本书主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帮人出一本书，或者求人出一本书，都是大事，出书能不难吗？
现在流行一句话：“教授满地走，讲师不如狗。”回想当年评职称的艰难情形，恍如隔世，如果不是亲历者，也许不会相信那竟是实情。
武汉大学校园一角
有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四十出头了，还是讲师；有一位直到退休的时候还是副教授。一个系（那时候习惯于叫系，不叫院）的教授，就那么几个，个个都是大牌，不像现在教授太多，要将“大牌教授”标出“长江”或是“黄河”等名目。
上职称之所以难，是因为文革前后长期不评职称，积压的人才太多，以致那几个职称指标，杯水车薪，压根儿就不顶事。无奈之下，许多单位在评职称时，总是同时用两个指标来卡人：资历和成果。只有资历和成果都占上风的人，才上得了职称：要是只有资历而成果并不显眼，或者成果显眼而资历不够，在评职称时都免不了大受委屈。
文革期间，高等学校若存若亡，其住房规模，只有萎缩的，没有扩大的。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员数量和教职工数量急剧增加，住房紧张的状况，直到本世纪初才得到缓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住房难，难于上青天”的时候。
曾有一部电影名叫《蜗居》，那时候，高校里边，到处都是蜗居。一到晚上，“老子”要做学问，子女要做作业，两代人争空间、争灯光，也算一道风景。
《蜗居》海报
出书难、评职称难、住房难，在这三个难题中，高校教师，尤其是文科教师，首先要解决的是出书的问题。何也？书多，上职称就可能快一些；职称上了，住房就有可能大一些。出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对于我个人来说，出书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之外，还有另一层特殊的重要性。
所谓破格，是说这些人的职称名额由学校单列，他们不必与本系的其他老师竞争，而只要达到学校的评审标准就行。这种特殊年代才会实行的政策，我是得到了好处的人之一。1991年5月，三十四岁那年，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在武大中文系，算是很早的了。
《论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
破格晋升副教授之后，高兴了没几天，自己就觉得有些不自在了。有一个事实，别人不说，我也清楚：有些教师，虽然还是讲师，可是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在下虽然已是副教授，出的书却并不比别人多。人人心里有杆秤，自己心里当然也是有杆秤的。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法子，就是赶紧出书，否则就会感到尴尬。
出书的焦虑在那几年一直困扰着我。
我曾经假定过各种可能的出书途径。一个途径是，请名家推荐。有些名家，他们在学术界有影响力，也热心于提携后进，只是，我生性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找任何人开口，生怕遭到拒绝，伤害了那份脆弱的自尊心。
还有一个途径，是请人赞助出书。有一些口袋比较暖和的人，崇尚风雅，乐于资助那些著书立说的人，只是，我对补贴出书，不只是羞于启齿，甚至有些避之惟恐不及。一个人急于出书，又想端架子，这就难办了。
一天和内人闲聊，又说到了出书的事情。内人试探地问：能不能把书拿到台湾去出？
三民书局版《新译古文观止》
把书拿到台湾去出，在当时已经不是新鲜事。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戒严，大陆也逐渐改革开放，此后两岸文化交流渐趋热络，台湾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不少大陆学者的新著。像文津出版社，就已经成系列地推出大陆博士学位论文，而三民书局，也出版了不少由大陆学者译注的古籍。
只是，我的书不属于这两个系列，不会有台湾的出版人主动来找我约稿。既然不能守株待兔，那就只有主动找兔。
接下来的几天，昏天黑地，我持续不停地忙着这几件事情：在学校图书馆里，一本一本地查阅台湾版书籍的版权页，把出版社、出版社通讯地址、发行人等数据一一抄录在笔记本上；用复印纸复写《中国传奇小说史》的目录（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自己用复印纸复写是准确率最高的），一连复写了一、二十份；把《中国传奇小说史》的目录分装在信封中，从邮局寄往台湾。
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了我的稿子，就有戏。有一个情况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我所联系的那些出版社，有好多家其实已经关门，往那里投稿，只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寄发那些邮件的时间是1994年初。
正中书局版《文字学概说》
邮件寄出去一个月之后，我就感到了沉重的压力。那段日子里，只要我去了系里，回来时内人一定会关切地问：台湾回信了没有？起初我总是用一句话回应：哪有这么快？但这句话在两个月之后就不管用了。两个月之后，内人得出了一个结论：看来你只能在武大混混；台湾的出版社水平高，没有一家看得上你。
对于我来说，出书是跟脸面联在一起的大事。
1994年4月，事情真应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在日复一日的期待中，终于收到了正中书局的来函。至今我还记得，正中书局的信封上印有“反攻大陆”的字样，让我好生惊讶：这样的信居然也能安然无恙地通过海关。
若干年后，我对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解释：也许，在海关看来，“反攻大陆”其实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正中书局的来函，内容主要有两点：一、书局对《中国传奇小说史》目录很感兴趣；二、书局希望我提供第二章、第七章的完整书稿，书局拟请专家匿名审阅。
我难以说出我读了这封信之后的感受。当时的一个念头，和中举时的范进极为相似：“好了！”但兴奋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加倍的忐忑不安：
书稿寄去之后，是不是能够通过匿名评审？当时我对台湾的学术界了解甚少，也不知道那位审稿专家有没有特殊的学术立场。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未知数。
陈文新教授
忐忑不安归忐忑不安，书稿总是要寄去的。送审的书稿，不光要再加打磨，而且要多复写几份。那个时候，大多数出版社或刊物都有这样一个声明：请作者自留底稿。言下之意是，如不采用，不负责退稿。
一个作者，尤其是一个尚未成名的作者，谁又能保证你的稿件一定被采用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自留底稿”。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自留底稿”的办法就是多复写几分。
有一个情景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是盛夏，我住的地方是珞涵邨一栋一门一号，27平米，主房间11平米，正对着西嗮，室内温度不知道是三十几度，只是感觉打着赤膊也会不停流汗。
就是在那间房子里，大概是傍晚八点钟的时候，定稿的事终于接近尾声，只剩最后两千字了。我站起身来，舒了一口气，不知怎么突然有一种撑不住的感觉，很疲倦，很累。但我不想把事情拖到第二天，就两千字嘛，一鼓作气写完多好。于是连喝了两杯浓咖啡，希望能提起神来。
出乎意料的是，两杯浓咖啡下喉，睡意就迫使我躺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自从有了这一经历，此后再也没有用咖啡提过神，也不再相信咖啡提神的说法。不知是咖啡误我，还是我误咖啡。
在1994年那个炎热的夏季，在那间正对着西嗮的房子里，《中国传奇小说史》和《中国笔记小说史》这两部书先后定稿。一个月之后，我们迁入珞涵村五栋二门三号，住房面积增加了十一平米左右。
陈文新《中国传奇小说史话》
给正中书局的送审稿，是迁居之前寄出的。
1994年的8月下旬，那天下午，终于收到了正中书局的正式出版合同，随合同一起寄来的还有匿名专家的审稿意见。这些审稿意见，对于别人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对于我，一个做学术的人，他不能不在乎同行的认可。所以，我愿意把这些审稿意见原原本本地抄在下面：
“一，本书对于中国传奇小说做历史性的评介，分析得当。二，在刘开荣撰《唐代小说研究》之后，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唐人传奇研究出现，台湾后有祝秀侠、刘瑛等人之《唐代传奇研究》等多本唐人传奇研究，缺陷仍多。本书贴近各个时代的情境来分析传奇作品，较为合理。三，对于传奇作者及传奇单篇之分析皆颇为恰当。”
正中书局同时提出了一个建议，将书名定为《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尤其是对书稿中的“斗争”“革命”“武器”“渠道”这一类术语，建议改换表述：两岸文化生态的差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中国笔记小说史（志一版）
一边是正中书局的审稿意见让我感到兴奋，一边是出版合同让内人感到兴奋。兴奋之余，她关心的事情是，能不能请正中书局在1995年3月前出书？
内人之所以关心这个时间点，是因为按照惯例，这是武汉大学评职称的时候。如果我在1995年参评职称，还可以享受“破格晋升”的优惠。
我们试着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正中书局，没想到正中书局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记得《中国传奇小说史话》的责编是张淑芬女士，她对作者的体谅真是令人感动：不仅出书的时间与作者的期待同步，还特意用快递寄来了样书，以便参评职称时能按时上交。
《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在正中书局的出版，还带来了另外两个副产品：台湾志一出版社稍后要走了拙著《中国笔记小说史》，1995年3月出版；台湾的扬智书局约我写了一本《禅宗的人生哲学》，稿酬较高，并承诺在1995年3月准时出书。
之所以有这两个副产品，也许是得益于正中书局的品牌效应。而我从这些副产品得到的好处是：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确实可以说是脱贫了。
《禅宗的人生哲学》
从1995年起，稿费收入明显增加，家里的伙食多了些花样，孩子的零食也稍稍丰富了一些，老家来人时，也有能力提供一点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