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陇蜀之城”的深刻内涵 娄炳成
二零一六年，陇南市委市政府提出和制定了要“把陇南建成'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特色城市、生态屏障、美丽家园，打造活力之城、生态之城、陇蜀之城”的宏伟构想和规划。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构想和规划，与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同步进行，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效，使得“活力之城、生态之城、陇蜀之城”在陇南大地上初步形成。陇南已经崛起，正在腾飞。
然而，对于打造“陇蜀之城”这一提法，至今仍然有人质疑。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两点原则，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另一个是“只干不争论”。其实，我市在打造“活力之城、生态之城、陇蜀之城”的具体实践中，就是以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为指导，扎扎实实去推进的。现在的问题是，任务已经全面铺开，步伐正在强力迈进，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不是如何争论、澄清是非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地去实践、努力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但是，笔者依然觉得，有必要对“陇蜀之城”的概念加以阐明，以达到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齐心协力去做好这项工作的目的。
对于打造“陇蜀之城”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主要有三种观点。其第一个观点是：“陇城非城”“蜀城非城”，历史上就没有过“陇城”“蜀城”这个说法；其第二个观点是：“陇南不是一座城”，仅仅打造一座城，就不是建设整个陇南，从而认为“陇蜀之城”这一提法不成立；其第三个观点是：陇南市除了文县的碧口镇略似川蜀风情之外，其余地方皆与陕西风情相近，即便与汉中相似，也属于陕西，而不是川蜀。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看似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经不住仔细推敲，其核心问题是没有从“陇蜀之城”的综合内涵着眼，从陇南的历史沿革、文化特征、地理区位、民族融合、经贸联系、人口来源等大背景去思考问题，属于一种比较狭隘的以偏概全的主观认识。
从陇南的历史沿革上来说，秦汉实行郡县制以后，直至民国初年，陇南大部分时间隶属于陇西郡、陇右道、凉州、甘肃行省，少部分时间曾经间断性的隶属于梁州、秦州、雍州、利州、陕西行省。武都郡作为三级行政管理机构，其治辖地域最广大之时，包括了现在的陇南大部、洮岷一部、甘南一部、天水一部、陕南一部、川北一部，跨越甘陕川三省六地区，可谓地域幅员辽阔，人口结构多元，山川地理复杂，文化形态多样，民俗特色杂呈，是名副其实的“陇蜀之城”。
从陇南的文化特征上来说，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饮食以及饮食习惯，都具有秦陇文化、巴蜀文化、羌氐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武都高山戏、西和乞巧节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秦陇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县玉垒花灯戏、武都角弓咂杆酒酿制技艺、康县木笼歌、武都三仓灯戏等，带有巴蜀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县傩舞池哥昼、宕昌羌傩舞，则属于具有陇南少数民族特色的白马藏族和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陇南方言更多的是南北混杂的语言，主体是北方语系，夹杂着南方语系的一些语音，形成了既独特又复杂的陇南方言，“西和礼县片”、“成县徽县两当片”和比较特殊的“宕昌片”，其语音主要靠近陕西宝鸡、汉中一带，以及甘肃陇东一带的方言；而“武都文县康县片”，其语音则靠近川北方言。陇南饮食，西和杠子面、宕昌锅盔、肉夹馍、烤羊肉串、鸡汤刀削面、武都酸菜汤、面疙瘩等，是典型的西北食品，广泛流行于陕、甘、宁、青、新；而武都洋芋搅团、米皮、面皮、文县豆花面、豆花子酸菜面、豆花子、麻辣洋芋粉、米豆腐等食用方法，以盛行于巴蜀的麻辣为主，呈现出了巴蜀文化的明显特征。康县阳坝的“二脑壳”酒，是地道的四川方言“erlaokuo”（二老廓）的读音，其酿造工艺、饮用方式、待客风俗具有非常典型的巴蜀文化的特征。
从陇南的地理位置上来看，陇南地处秦巴山区、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区域，这是我们陇南市一区八县，在中国版图上的宏观地理位置；具体地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坐落在秦巴山区的最西端，属于秦巴山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物普查考证的情况看，西汉水、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及其支流北峪河、沟坝河、福津河沿岸的黄土坪上，都埋藏着极为丰富的古文化遗迹和遗物，有距今七千年的仰韶文化，距今五千年的马家窑文化，距今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及商周时代武都白马氐族、宕昌羌族的寺洼文化遗迹等。证明了陇南与秦巴山区的古文明发展是同步的，在陇南这片热土地上，最迟于七千年前就有了祖先华夏民族的足迹，陇南的先民们与秦巴山区其他地方的先民们一道，共同开创了灿烂的秦巴山区的古文化。
从陇南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来看，陇南是古老的吐蕃、氐、羌等民族逐步南移的驻足和必经之地，历时很长。其中，氐人的后裔白马藏族，现今大部分居住在陇南市文县铁楼乡白马河流域和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一带，不仅体现了其深厚得历史渊源，还有着现实的深刻联系。宕昌县的羌族后裔，与毗邻四川的羌族，同出一族，实为同胞。在明清大移民、土著氐羌主体居民融入汉藏民族之后，陇南的主体居民大都来自于“四川大槐树下”，与川蜀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我们与黄河流域中上游紧密相连，但属于甘肃省唯一的长江流域，按照“大河文明”的划分，自然也就被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双重覆盖。特殊的地理位置、地缘关系，迫使我们不得不“得陇望蜀”，即身在陇地、与蜀思齐。我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所有物产，都出自于秦巴山地的“山”；人畜饮用、土地灌溉的是长江流域的“水”。广泛流行于甘青宁的著名民歌花儿，是黄河文化的产物，因而它传播到定西市岷县与陇南市宕昌县交界的麻子川分水岭就戛然而止了，不再东移南下。这种文化现象不是人为造成的，麻子川分水岭既是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的天然分水岭，也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自然分界线。“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这条古老的大河，将我们与川蜀大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尽管历史上，蜀道之难，曾经制造了多少死生契阔的悲剧，但被马帮汉子走出来的，却是一条为实现小康生活梦想而一直畅通无阻的生存之路，致富之路，希望之路。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陇南是秦人和秦国的发祥地，但对“秦”的认识却极为狭窄，很不到位。在先秦历史上，“秦”不仅仅是指陕西，即所谓的“三秦大地”，而是包括甘肃、陕西、川蜀在内的广大地域，秦人从甘肃礼县、天水、陕西宝鸡一带逐渐东移，定都咸阳之后，又占据了川蜀之地，使得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范围包括陕甘川以及重庆等地。出于地缘区位的主要原因，处在秦巴山地最西端的陇南，一直与川蜀通商贸易，与川蜀形成了以茶马古道、陇蜀古道等为纽带的长期而又稳定的经济互惠依存关系，陇南将自己出产的皮革、中药材、骡马、山货等土特产贩运到川蜀，又将川蜀的丝绸、盐巴、水烟、腊货等土特产贩运到陇南，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中药材、花椒、核桃等土特产品，依然与四川周边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调味品等相互贸易，互通有无。
是的，历史上虽然以地域之名冠于城市之名者比比皆是，譬如，“雒城”“肥城”“交城”等，纵览中国历史，的确没有“陇城”“蜀城”之说。但是，“陇蜀之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并非“陇城”“蜀城”狭义的简称或合称；所谓的“陇蜀之城”，是指“处在秦巴山地的城镇”，是泛指而不是专指，是指广泛的地域，而非某个具体的城镇。在古汉语中，“城”是“墙”的意思，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都指的是厚厚的墙。后来引申为围绕都市的高墙，便有了“城池”一说；之后，“城”才与都市有了关联，被引申为都市了。因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此为都城之谓。依此来看，都城的本义还是泛指，是指“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的地方。因而，“陇蜀之城”亦同样，是指“处在秦巴山地的城镇”，也就是指陇南全境。
退一步来说，倘若硬要将“陇蜀之城”理解为一座“城”的话，即陇南市府所在地的武都城，以及八个县城和其他几十个小城镇，也未尝不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成了城市带动农村。城市具有经济文化的巨大辐射力和带动力，建设好了市县首府城市，无疑可以带动、影响和促进周边广大乡镇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每当说起一个较大的地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座城，然后才是它的全境，譬如天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天水市，然后是天水市的全地域。之所以说“陇南不是一座城”，原因就在于我市行政区划名称变更时所犯的一个错误，历史上，大多数时间内，陇南全境包括陕南川北陇西一些接壤之地，都被武都郡或武都地区所管辖，而“陇南”只是一个方位名词，作为地名很难与一座城市相联系；而“武都”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既是一座城，也是一方地域的名称。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们没有必要纠缠在字眼名词上，作茧自缚，自寻烦恼，应该从陇南的历史变迁、地域文化、地缘经济、区位优势、地理物产、风土民情、现实基础、发展走向上，找到我们自己的准确定位，打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品牌，形成我们自己的发展格局，应该自然而然地去接受打造陇蜀之城的新思维、新观念，新谋画，坚决拥护、积极参与、努力实践这一宏伟构想和规划，为全面实现小康之后，陇南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兴旺寻得出路，开辟新路，走出一条可持续全面发展的长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