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皇帝，其实就是门阀士族的吉祥物

按照田余庆的论证，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和王导、王敦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王衍与东海王司马越的关系的复刻版。

西晋的八王之乱最后是东海王司马越和成都王司马颖的对峙，东海王司马越的封地在今天的徐州和山东南部一带，王衍是当时名士，也是东海王司马越的谋主。当时司马睿在西晋宗室中并不显眼，是相对比较边缘的人。

原因很简单，他并非出自晋武帝司马炎一系，而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伷。司马伷在曹魏末期开始出仕，历任兖州刺史等职。入晋后，先封为东莞郡王，改镇徐州。参与了平吴之役，率徐州军队数万出涂中，立有大功，因为后来被改封为琅琊王。

司马伷死后，其子司马觐袭爵，司马觐死后，即由司马睿袭爵为琅琊王。但西晋的爵位是一回事，实际的职务和权力大小又是另一回事。在八王之乱中，司马睿的军职还是安东将军，在当时的军事职务序列中，前面还有征东、镇东，地位都比安东将军高，安东将军的地位并不算特别高。

在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和司马颖对峙，双方都从自己的封地和辖区征调军队来进行战争。所以，司马越和王衍率军前往都城洛阳一带去作战，并且一度控制了洛阳朝廷，留下来在司马越的东海封地负责弹压地方，征调军队和后勤物资的，主要就是司马睿和王导。

江南一带当时属于扬州刺史辖区，也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范围。所以司马睿和王导南渡的初期，主要任务仍然是为司马越筹集军队和物资，来支持司马越在中原地区的战争。

但从王家内部尤其是王导的打算来看，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中原大乱，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司马睿作为相对边缘的宗室，南渡之后如果中原沦陷，就可以支持他称帝登基，承继大统。

司马越和司马颖在中原地区的战争最终耗尽了双方的主要力量，就开始各自援引北方少数民族。刘渊、石勒等匈奴、羯族力量即是由司马颖招引来的，主要用于对付司马越。后来，也是石勒俘虏了司马越和王衍。而司马越一方则主要招引鲜卑势力。

顺便说，田余庆先生认为，后来东晋立国后和刘渊、石勒等不来往，实际上也是司马越和司马颖两个阵营的自然延续，而并非出自所谓的民族大义。

南渡的时候，司马睿名位和权力都不算太大，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导在江东地区的经营和支撑，没有王导的弟弟王敦镇守荆州地区，东晋即便想偏安江南一隅也不可得。所以，南渡之处，东晋的偏安之局也是由王家内外支撑起来的。

司马睿在后来被王敦胁迫的时候曾表示，如果实在不行，他可以退位以避贤路。这也说明司马睿也很清楚，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实力，真正掌握东晋局面的是王氏兄弟，他不过是个作为门阀政治的点缀的皇帝而已。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田余庆先生说，西晋是皇权以门阀为点缀，真正掌权的都是司马氏宗亲，而东晋则刚好相反，是门阀以皇权为点缀，真正掌权的是相继而起的门阀。先是琅琊王氏，其后是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而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前期是指琅琊王氏，后期是指太原王氏。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由一家掌握，下游由另一家掌握，保持着平衡局面，避免出现上下游和内政和军政由一家全面掌握。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么越往后，皇权就会越没有点缀的作用。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后来门阀在内斗中衰落，作为二等士族的北府兵将领的崛起，东晋也就走到了尽头。

无论是上游的荆州还是下游的扬州、徐州、豫州等刺史，实际上的支撑力量都是从北方来的流民。王敦叛乱的时候，朝廷赖以平叛的力量即是所谓流民帅的苏峻，但苏峻都来又叛乱了。之后，经过郗俭整顿，流民才成为下游的主要军事支撑力量。而到淝水之战前，谢安命谢玄从流民中招募军队，是为北府兵。

北府兵的主要将领基本上出自二等或低一些的士族门第，并不是纯粹的寒门出身。初期，流民受门阀操纵，作为门阀政治的棋子被使用。但随着门阀士族内斗的扩大，门阀士族也无法持续出现足够的军政人才，所以作为北府兵将领的刘毅、刘裕等相继崛起，最终由刘裕取代了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一开始确实是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享东晋的政治权力，但实际上正如这个说法所表明的，王在前，司马在后，皇权只是门阀士族的点缀。就整个东晋一百年的历史来说，则是司马氏与门阀士族共享权力，皇权始终不振，门阀始终掌握着东晋的内外军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