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一声暴动——开国中将彭嘉庆回忆吉安官田“四•九”革命暴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党在赣中吉安地区曾连续组织过几次农民武装暴动。曾山、王庭、周冕等同志，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九日在官田附近领导的暴动，后称“四·九”暴动就是其中之一。这是继该县富田暴动之后，较大的一次地区性暴动。参加者来自吉安西部山区的官田、永阳、敖城等广大农村，号称近一千人。
这次暴动，在这个地区第一次公开举起夺取武装的旗帜，缴了国民党散兵的武器，镇压了地主土豪，分了他们的财产，其影响震动之大，在当地前所未有，引起了统治阶级极大震惊，多次派兵来“清剿”、镇压，逼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上山打游击，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官田、敖城地区系吉安县西部偏僻山区，与安福、永新、泰和三县交界，属于几不管的三角地带，是党组织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特别是官田，四周群山环绕，中间为小平原，村落棋布，盛产粮食，远离县城上百里，与外界交通极不方便。
当地地主恶霸剥削压榨农民虽厉害，但县城官方武装之足迹却很少深入到那里。尤其官田西面的梅花、水源等大山，官兵更不敢进去。当时党组织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背靠大山，面向平原，积极活动，发展革命势力。加上这里外出做生意的人较多，凡是县城和外地有什么革命风浪，他们都带点消息回来。经过长期工作，这里培养和积蓄了不少革命骨干，群众基础比较好，农民运动发展较快。
“四·九”暴动，就是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基础上爆发的。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下吉安城后，九月间，吉安县成立了农民协会筹备处。
一九二七年二月，官田周围的举州、平田、林下等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官田地区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永阳、敖城地区也成立了农协组织。我们举卅f村成立农民协会时，王庭等人在村后的长山开了三四千人的群众大会，其他村庄的农民都赶来参加。
农会斗争针芒所向，直指土豪劣绅，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骤然大减，许多地主土豪在那段时间内都变得“老实”了。但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地主和土豪劣绅重新抬头，反攻倒算，官田村豪绅勾结了反动军队，前来镇压农民革命，屠杀共产党员，摧残贫苦百姓。
由于党组织早在举州农民协会中，物色了一批骨干分子，组织了一个秘密农民协会。因此，在反革命逆流倒转的时候，革命骨干才较好地保存下来。其他村的农会组织，基本上也与举州村差不多。这批人后来成了“四·九”暴动的主要力量。
在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官田附近的党组织并未停止活动，仍以举州学校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举州村有一幢彭氏宗祠，分为前、中、后厅，原先在里面办私塾。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全村曾在祠堂开过悼念大会。后来就在中厅办起新学校。官田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到这个学校念书。我以前没房子，住在祠堂旁屋，为了腾出房子办学，就搬到祠堂后面的伯父家里住。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我见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以教书办学为掩护，经常进行革命活动。校长刘雄飞是南门村人，个子高大，性格爽朗，生活朴素，喜欢接近群众。
我父亲很好客，刘经常到我家玩。王庭从一九二五年起就是这间学校的老师，家住江下村，离我家门口才两三百米，中间只隔一条两三米宽的小河沟，常和校长一起到我家串门。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其他学校老师肖世梅、肖志铎。他俩都是淡江村人，知识分子，听说曾在武汉读书，国共分裂后，才回家教书。周冕不是老师，但常来学校与老师们一起活动。
以上这些都是二十多岁的共产党员，虽不暴露身份，但在周围村庄的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们在我家里讲了不少革命道理，谈吐举止，令人敬佩。我家后面有家裁缝，名叫谢元生，常去外地做衣服，回来后，也老到我家里与老师们在一起。我哥哥彭嘉蒙也是党员，担任地下交通员，以当挑脚夫为掩护，去敖城、永阳、天河等地与其他组织接头联系，回家后给老师们汇报情况。
特别是冬天，他们常挤在我那间又黑又小的伙房里，烤火吃地瓜，谈话到深夜。听说当时王庭曾掩护过曾山同志在周围村庄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来过学校活动。党组织除了以教学为掩护外，还利用村里两家铺子了解、收集情况。一家是村前拱桥边大路口的药材铺，来往湖南、吉安等地做生意的人，经此路时，都在这里停歇。
铺主彭怡和与外地做买卖人接触谈论，听到什么风声，也三言两语地给老师们说一说。另一家是在张家祠堂内开的油盐酱醋铺子，主人叫彭慎德，除了卖货之外，还吸引各种人在里面打牌。打牌的人不赌钱，谁输了就买点豆腐干或猪肉给大家吃。这里是本村群众活动的场所，秘密农民协会也有些人常到那里看热闹，我虽不会打牌，时而也在旁边看。
这里人多嘴杂，消息五花八门，对革命态度各式各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回到家里，老师们旁敲侧击，问这问那。我经常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他们，其他秘密农协会员也是这样做。
秘密农民协会是由以上几个党员领导的。被吸收进这个组织的都是穷苦农民、长工、独子，生活富裕或与地主关系密切的人都没有吸收进来。初时活动很少，随着形势发展，事情逐渐增多。
当时，国民党与几个军阀混战，一些散兵流落山区，时而出没活动，抢劫东西，搞得人心惶惶。地主土豪为了保其财产，到处收罗人马，购买枪支，建立地方民团，既对付散兵，又对付农民协会。有的地主还收罗散兵，作为看家狗。
党组织看到地主土豪拼命搞武装，也针锋相对，要秘密农民协会建立武装，叫每个队员都准备好一件武器，大刀、梭镖、鸟铳都可以。同时派人打听哪里有散兵，就到那里缴获武器。当时，为了防盗防匪，不少富豪家庭开馆教练武术，其子弟常持刀枪出入，练武到深夜。农民协会便有所效仿，学习拳术，有时活动也带小刀，借以防身。这些，都是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的筹备工作。
经过长期的秘密准备，终于在农历四月初九举行了武装暴动，暴动的直接起因是抓散兵，夺取枪支。
四月初七下午，我先接到裁缝谢元生、后接到刘雄飞校长和谢宋生的口传通知，说秘密农民协会会员带武器和白毛巾(或白布条)，于初八下午到彭氏宗祠集合，接到通知不去者将要杀头。但不说集合干什么。
八日下午，谢元生又叫我到他家里，说不在祠堂集中，分头到村后长山的五里亭集合，也没有讲干什么事。傍晚，我跟谢元生几个人带梭镖上长山。按规定，我们将梭镖的尖刀和木把分开，把尖刀藏在身上，到了长山才插在木把上。当时在五里亭周围的树林里已聚集着许多人，有些是官田附近几个村的，有些是从敖城、永阳等地赶来的，有些听说是从延福乡来的。人们从那么远赶来，由此可见，这次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我们举州村虽小，也有二十多人参加。到那里后，编了队，指定了负责人，每个连一百多人，然后静坐在一块，不准讲话和乱走动。当时领导人正在五里亭内开会，不知道要干什么大事。过了一会儿，四周站了岗哨，宣布戒严，只准进不准出，气氛很森严，人们心情有点紧张。
接着，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站在一块大土堆上宣布开会。听说曾山同志也在里面，但当时我不认识他。王庭宣布开会，他说：“今晚组织大家打国民党散兵，维持社会治安。有十个散兵带六条枪，从天云山下到谢村，大家要团结一致，勇敢战斗，消灭几个匪兵，夺取枪支，武装起来。”
大家一听说去打散兵，群情激奋，摩拳擦掌，非常激动。后来，肖世梅等人讲了话，并规定了行动口令和暗号，要大家把白毛巾或白布条扎在手臂上。同时，宣布了几条纪律：要求只能前进不准后退，谁要后退就不客气；前进中不准讲话出声，咳嗽时要用手捂住嘴；大刀要背好，梭镖不准拖在地下，鸟铳放在肩上不要平扛，以免走火伤了后人；冲锋时喊杀声要整齐，听到枪声不准乱动，等等。而后，编了三个纵队，我们编在第一纵队，作为冲锋纵队，由谢元生当队长。到了半夜，大队伍在黑夜中鸦雀无声地向谢村开去。
走了十几里，到了黎明前我们就把谢村包围，占领了村口。大队伍分几路，齐声呐喊，向前冲锋。杀声震天动地，划破夜空，响彻山冈，惊醒散兵。不知他们躲藏在哪里，放了几排枪，便逃跑了。
我们冲进谢村没有找到一个散兵，便继续向北面搜索。结果在下罗村前的田坑水沟里捉到四个，其他几个逃掉了。还缴获了四支步枪，搜出了一百多块银圆。战斗结束时，太阳已经出山。王庭等人当场向四个散兵做工作，把钱分给他们作路费，指了路线，释放他们回家。
枪已经到手，战斗已结束，集中着这么多人，下一步怎么办?领导人立即开会商量这个事。有的认为，现在地主土豪正想建立地方民团武装，可趁此机会，仍以打土匪维持治安之名，派少数人带枪，打进地方民团里当团丁，进行瓦解、控制工作，逐步扩充自己力量，待时机成熟，把整个武装拉过来。但也有的人主张，这次要旗帜鲜明，公开亮出武装暴动的大旗，打土豪分田地，反对剥削压迫和废除一切债务。
正当领导人开会议而未决时，所有的队伍都赶到了下罗村，吵吵嚷嚷，鸣枪欢呼胜利。有人带头打开了地主刘金山、刘文山的仓库，把谷子分给当地群众。
村里人出来看热闹，地主刘玉山也鬼鬼祟祟跟着探视情况，并恶毒咒骂农民协会。当场激起人们的义愤，有人就振臂高呼：“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吓得他转头就跑。一些人拿着大刀、梭镖去追赶，一直追到田垅，在怒气之下，用梭镖将他斩首。有些人当即放火烧了他的房子。这时，大家当即开庆祝大会，到了这时，事情已闹开了，领导人只好因势利导，在会上宣布武装暴动，提出武装夺取政权，打倒土豪劣绅。
暴动旗帜已经打出去，下一步该怎么办?曾山、王庭问大家：我们是集中起来上山打游击好呢?还是先分散回家?因为当时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没有武器装备，没有生活保障，也没有很好准备，难于坚持下去。因此大部分人都主张分散回家。
这样，领导人决定：除了领导人带四支枪及少数几个人上山外，大家都分头回家去，并且要求大家保密，如果村里有人问，就说不知道，回去后还要继续做好各种斗争准备，防止敌人报复。大家分散后，王庭、周冕、肖世梅、肖志铎、刘雄飞等人带了少数人和四支枪，上梅花、水源大山打游击去了。
“四·九”暴动，宣告了共产党在官田、敖城地区，公开领导农民举起革命旗帜，夺取反动武装，向统治阶级开战。这个革命行动，大长了农民的革命志气，一些乡村的农民协会重新挺起腰来，向土豪劣绅作斗争，使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这次暴动大大惊动和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阶级。
暴动后几天，官田村的地主派人打听暴动情况。住在我家后边的地主狗腿子也威胁说：你们躲得过我，躲不过靖卫团!周围村庄的地主土豪也互相串连，要搜钱买枪，成立地方民团。下罗村大恶霸刘玉山的弟弟见其兄被杀，便伙同敖城的土豪到吉安县请兵，镇压革命。
四月二十一日，吉安府靖卫团派了一个营兵力，和吉安县民团一百多人，一起来官田、敖城，捉拿共产党，镇压农民运动。但是，党员事先已有准备，作了隐蔽。反动军队抓不到党员和干部，不甘心回去，就在举州、官田大烧房屋。
他们的镇压手段毒辣至极，不准参加集会，就连五六个人在一起也不准；不准群众探视亲友，实行三家五户连环保。被抓去的人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悬吊毒打。王庭、肖世梅等人，后来在敖城也被惨杀。
在反革命的嚣张气焰之下，我们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就进梅花、水源、董芽一带打游击。一九二九年红军里应外合，将官田靖卫团消灭。不久，刘作述又带工农红军来到官田，我们又回到当地闹革命。后来我们吉安独立团编入红三军。从此，我离开了家乡，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之中。
彭嘉庆同志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09年12月28日 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今为市）永阳镇举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参加赣西起义，随后加入吉安县西区游击队（后扩编为江西红军独立团，编入红3军）。193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3军9师25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兴国教导第2团政治委员，红9军团22师64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1月调任红5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后任第37团1营教导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红5军（红5军团改称）编入红四方面军，任5军卫生部政治委员、供给部政治委员，出色地完成了部队往返草地、雪山的医疗和后勤保障工作。到陕北后，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继任西路军第5军供给部政治委员，艰苦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1月红5军血战高台失利，他因负重伤被俘，先后被囚禁于凉州、兰州、西安国民党监狱，受尽严刑拷打、非人折磨，在敌人威逼利诱面前坚贞不屈，并组织狱中中共党员坚持英勇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中共组织营救出狱，转至延安，遂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八路军第115师卫生部政治委员。1939年到山东，先后任苏鲁支队政治委员，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第5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开辟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反攻作战。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后参加本溪、四保临江等战役。1948年起任辽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后任辽西军区司令员。1949年7月调任江西军区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起任山东军区、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60年调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后勤学院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两年。1972年11月恢复工作，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75年8月退居二线，任广州军区顾问，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四大特邀代表。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8月14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