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带村隶属陕西省韩城市昝村镇，位于市区东北７公里黄河西岸的台地上，遗址紧临黄河。初步确定，梁带村村北一带为一处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大型墓地，墓地面积约为33万平方米。梁代村遗址的发现，为了解和研究陕西及黄河沿岸周代的考古学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考古发现，3座大墓很可能是两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墓葬。
继清理完陕西韩城梁带村19号墓葬之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韩城考古队又完成了26号墓的清理，27号墓葬也已见到墓室底部。发掘清理表明，19号、26号、27号3座大墓是成组分布的一组墓葬，很可能是两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墓葬，其出土文物之精美为前所罕见，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手工艺以及古芮国的文化内涵、世系、地望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春秋早期，各诸侯国仍然沿袭着周朝的礼仪，在天子、诸侯、大夫与士四级官宦之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便是葬礼，也必须遵循严格的丧葬制度，陪葬品的规格、礼器的件数都有着严格规定。如果说礼器的件数体现了国君夫人的等级，但器物的大小却无法解释国君对该夫人宠爱有加的行为。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让两位国君夫人拥有的礼器个头相差这麽远？谜底或许就藏在墓中，或许伴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被永远地带走……
在外棺东侧，6件青铜“弄器”（手中把玩的铜器）的出土，将发掘人员的成就感推到了顶峰。这些“弄器”器型小、铸造精细。其中，短流匜、单耳罐和鍑均为国内首次面市。它们的造型和图案独树一帜，不仅反应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结合，也是墓主生前奢侈生活的真实写照。 死者佩戴的玉器和饰物遍及全身，这些玉器组合清楚，位置准确。计有面饰1组，颈饰四组，腕饰三组，握饰两组。仅左手玉握就由189颗玛瑙珠、16颗玉贝、16颗玉蚕、48颗玉龟、8颗玉珠和4颗玻璃珠编排组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两周时期玉握。 右手腕饰由1件方形牌、16颗玉蚕、 8颗玉龟、8颗玉贝、2件玉面兽和100颗玛瑙珠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细小的玉蚕上还巧夺天工地琢上了小米粒般的眼睛，且十分传神；玉龟身上绘有龙首细纹；这些具有有相当难度的加工工艺，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玉器制作水平，为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在组玉佩饰中，以七璜联珠和梯形牌饰最具代表性。也是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其中，人龙合雕璜尤其值得称道，小玉人的发束每毫米竞有5根，并且根根互不交错，堪称西周中期高超琢玉工艺的代表性作品。 随葬的珠串饰物中，一串由38颗煤精石龟形珠、14颗煤精石圆珠和2件造型各异的龙形觽玉佩饰组成的煤精石串珠，排列巧妙，制作精良，格外引人瞩目。古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把煤精石当作饰物，这个发现或许会成为明天的商人说服时尚人士的最好广告用语。 在出土玉器中，不同时期的玉器各领风骚。年代跨度最大的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其后是代表商代龙山文化的素面玉璧；西周的龙纹交尾玉璜和春秋时期的龙纹玉牌。它们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制玉工艺和文化，也标志着拥有它们的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 大量稀有的和未曾面市的玉器陪葬品，如女立人、回首长尾凤鸟、双凤首花蕾玉佩等散放在墓主身边的单个玉器，不仅对研究商代至春秋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也成为早期断代的标准器物。它们，与青铜礼器的铭文，共同为两座墓葬的年代确认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梁代村遗址出土玉组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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