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国际】三 平 | 快 乐(小说第一章)

▼ 快 乐(小说第一章)
作者/三 平
作家/诗人风采】
作家/诗人简介】
  三平,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和教育科研工作,曾任全国目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香港现代教育研究员,正式出版专著5部。
热爱古今诗词,在国家及省市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诗作和论文,现为北京市大兴区“老教师诗词社”成员。
【作家/诗人作品】 
 乐(小说第一章)
三 平
 
三 平
大成、慧芳陆续送走了出席答谢宴会的亲友后,回到青玉庄园家里,已到深夜十一点多了。
小保姆听见隔壁门响,知道是伯伯、阿姨回来了,就赶紧过来,说:“欢欢睡着了。他挺乘的:他问我爸爸妈妈上哪儿了,我告诉他爸妈出去办事,要很晚才能回来,要他先睡。他玩了一会儿电动车,不到九点就自己上床,盖好被子睡觉了。”
大成说:“妳刚到我们家还不了解他。这个孩子也挺淘气的。如果有什么事儿他做得不对,妳一定要管他。”
小保姆答应着,又说:“我弟弟小时候也挺淘气,爸爸打他他都不怕。我常给他讲道理,慢慢地,我说他,他倒能听。”
慧芳说:“那太好了。妳也要像对妳弟弟那样带好欢欢。今天晚了,好好休息吧。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别拘着。”
小保姆道声谢,回屋去了。
小保姆张凤英是今天上午才从劳务市场雇来的。
据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求职者来自山西吕梁贫困地区,高中毕业,刚满18岁,会做一般的菜饭。她要求去一个有爱心的家庭作保姆或杂工,对报酬没有过高的要求。
大成要求和她见一见。
“按约定,过一会儿她该来了,”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回说。
果然,八点整,小凤英准时来到职业介绍所。
大成见她面带忠厚,衣着朴素,举止大方,看上去是个善良、诚实的孩子,普通话也说得比较好,马上就同意了。大成办好了聘用手续,把她领回了家。
屋里只有大成和慧芳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又说起月娟。
慧芳说:“月娟不能就这么胡里胡涂地走了。几千块钱不算什么,一条命就这么搭上了,我总是不甘心。我想来想去,还是想得找到大头。”
大成说:“不易啊。中国这么大,一个人藏起来还不容易!弄不好,还许跑外国去了都不一定。”
慧芳说:“鸟儿飞还得有个影儿。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还能在人间蒸发了?”
大成说:“现在办事难啊。昨天下午我还给东莞公安局打了电话。他们说,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三年在县城里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伤及人命的,还有十几起儿到现在还没破案呢。认倒霉吧。”
慧芳说:“我看咱倆分分工:我打电话找国强,让他把他所知道的与大头有联系的人都告诉我,我有时间就和这些人联系,兴许能找到点儿线索;你还是和东莞公安局保持联系。”
大成同意。
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大头,也算是的一个老兵了,你究竟在哪儿呢?
第一章 吞象之蛇
三 平
大头,本名王二发,祖辈一直生活在河北省中兴县(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北京市)。父亲名叫王财,年轻时常常搭村里去北京的大车,进城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叫卖家里种的蚕豆、玉米和蔬菜。
一天,一担子菜没卖出多少,心想多串几条街,多卖点儿,不觉就离开了城区闹市,到了比较偏僻的城乡结合部,等到卖完了菜,时间也到了傍晚。
当他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村口时,“救--命--啊--,救--命--啊--”,从不远处突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呼救声。
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街静人稀,王财听得真真的。
他没有多想,急忙放下菜挑子,握着扁担循声跑去,只见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正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
王财让过这个女人,那个后边追赶的男人马上也到了,见王财人高马大,手持扁担,抹身回头就跑。
女子得救了。她顾不得其它,跪在地上连连说:“谢谢大哥救命!谢谢大哥救命!”
王财长到三十来岁,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直接接触,倒有点儿慌乱,一时不知所措,只会连连说:“没什么,没什么。”
这时,脱离危险的女人平静下来了,对王财简单地说了刚才的经过。
原来,这个女人是西村的。快到端午节了,今天午饭后到3
东村给她姨妈送点糯米,本来想快去快回,但姨妈留她不放,说早点儿做晚饭,吃了饭就让她回家,东西两村离得又不远。没想到,她姨妈家的一个光棍儿邻居盯上了她,在村里不敢下手,在尾随到快要出村儿的时候,就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那女人说完经过,又邀请王财到她家去。
她说:“我家就在前面不远。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说什么也得谢谢您,”说得既热情又诚恳。
王财一边说着:“不用谢,不用谢”,一边却挑起空担子,鬼使神差似地跟着这个女人向前走。
路上,女人又告诉他,她姓梁,叫梁秀英,家里没有别人,就是她和她妈倆。
王财跟着梁秀英来到西村,到了梁家。
听女儿讲了刚才的经过,梁母又惊又喜,对王财再三道谢,并说饭都做好了,实心实意地留他吃完饭再走,女儿也再三挽留。
王财是个实在人,转了这一天也真饿了,就在梁家吃了两个玉米饽饽,喝了一碗粥,就告辞说:“我吃饱了。菜挑子先放在您家,明天早上我再来取。”
梁家母女送他出村。
王财离开梁家,急急向家里赶去。他知道,这么晚了还没回家,爸爸肯定着急了。
王财赶到北海子家里,已是夜里十多点钟了。
果然,屋里还亮着油灯。
父亲听见了脚步声,开门见儿子回来了,空着手,就问:“你怎么才回来?挑子呢?”
王财答应着快步进屋,先拿起水瓢舀水“咕咚咕咚”喝了个够,然后才把今天的事跟爸说了。
王父听了很高兴,夸赞儿子做得对,人不能见死不救。
第二天一大早,王财和昨天一样,和父亲早早起来备好了一大筺菜,搭村儿里的大车进城,正好路过西村,他就下了车,上梁家取菜挑子。
王财下车向前没走多远,就看见路边有两个人站在电线杆子旁边,他一时没认出来,但认出了旁边放着的那付挑子,正是自己家的。
他心头一热:这是多么好心眼儿的人!
他赶紧走过去道谢,并把筐里的菜倒到担子上,又拿出一大捆菠菜送给梁家。梁母不要,还让王财以后常来串门儿。
王财随口答应着,挑起担子走了。
走出一大段路,王财无意间一回头,见娘儿俩还站在马路边上。这天运气不错,菜很快卖完了,王财赶紧回家。
次日,王财仍然搭车进城卖菜。
他万万没想到,大车赶到西村村口时,梁家姑娘一个人在电线杆子旁边蹲着,看样子好像等了很久,累了。
这时梁姑娘见大车上有王财,就马上站起来,王财也看见她了,就让大车停下。
他跳下了车,把菜挑子也搬了下来,告诉车老板他在这儿下车了。大车继续向北走。
梁姑娘走过来,脸上带着喜兴,但嘴里却埋怨王财:“昨晚儿你从哪儿回家的?人家在这儿等到黑儿也没见人影儿。”
王财有点不好意思,说:“昨天也是从这儿路过的。前天回去得晚,累了,就赶紧回家了。”
“你瞎说!”姑娘一脸生气的样子,“我四点半就在这儿等着……”
王财没生气,和蔼地说:“那就对了。昨天卖得快,最多也就四点钟我就回家了。”
姑娘听了,这才转怒为喜,对王财说:“我妈说了,以后让你每天卖完菜就到咱家歇歇,吃了饭再回去。”
王财说:“那哪儿行。太麻烦了。”
姑娘说:“我妈说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我,我妈没有什么报答,她心里不过意。”
王财说:“梁大娘太客气了!其实,那天碰巧让我赶上了,我也没费多大事。这样吧,今天卖完菜我上去你家去一趟。”
也许是天公成人之美。
这天下午,王财早早卖完了菜,向西村走来,远远就看见那根电线杆子下边有人,心想:“这么早,会是她吗?”
王财快步走近一看,还真是梁姑娘。两人打过招呼,一起到了梁家,见炕桌上己摆好了几盘子菜,还有一个老式的锡酒壶。
王财见梁家如此热情,实心实意,心里很受感动,这顿饭也吃得十分香甜。
此后,王财隔三差五就到梁家去一次,人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了,王财对梁家母女有了进一步了解。
原来梁家祖辈也是以种地为生,也是中兴县的人。
梁母家住西村,姓刘,因为家里穷,长得又很一般,二十多了,还没出嫁,当时可就算是大龄青年了。
后来,经村里的媒婆说合,没要多少彩礼,嫁给了梁父,第二年生下个女孩儿,就是这个梁姑娘---梁秀英,一家三口,种着几亩薄田,还种点儿蔬菜,可以勉强度日。
但是,就在秀英六岁那年,梁父一病不起,连日发高烧,
拉肚子;娘儿俩随着也病了,一样的症状。家里没钱看病,硬挺着;一个多月后,梁父故去,秀英娘儿俩倒是好了。
但是,家里的台柱子梁父一死,梁母支撑不了这个家,就卖了房子、地,还了发送梁父借的债,搬到西村,和秀英姥爷家住在一起。
开头两年有卖房卖地的几个钱儿,省吃俭用,还能维持;但“坐吃山空”,所剩无几,梁母听了老爹的劝告,先是摆了个地摊卖菜,后来在临街先租、后买了两间临街的房,除了卖菜,还卖油盐酱醋、花椒大料之类的调料,就算是个小副食商店了,前店后家,一直维持到现在。
立秋之后的一天,王财卖完了菜,看看时间还早,就去了西村梁家。
梁母让秀英陪着,推说出去买肉,一会儿就回来了,后边还跟着一位与梁母年龄相仿的女人。
秀英见了,叫了声“于大婶”,又给王财引见,并说大婶特意来看看你。
王财不解,也叫了声“于大婶”。
梁母没说什么,张罗着一起吃饭。
于大婶也没说什么,但王财发现她多次看自己,不知何意,也不好问。
饭后,梁家母女送出来。
于大婶跟在王财后边走着。刚出村口,于大婶就叫王财:“小伙子,您等等,我跟您
说个事儿。”
王财站住,回头问道:“于大婶,您有什么事儿啊?”
于大婶先笑后说话:“小伙子,您看秀英姑娘怎么样?”
王财突然明白了:今天于大婶到梁家,是冲他来的。
“挺好的”。王财具有一般农民的老实厚道劲儿。
通过这段交往,他确实觉得梁家母女为人诚恳、热情,给自己的印象不错,就脱口而出。
于大婶继续说:“小伙子,您有福气啊。不瞒您说,我和秀英妈挺好的,老邻居了。前些天,她托我给她闺女做媒。---噢,对了,秀英今年21岁,一直没找婆家;当时我没答应,因为我没见过您,对您一点都不了解。咱们保媒的,讲究凭良心、成人之好,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您,没法儿保这个媒。还是秀英聪明,把她知道的您的情况都告诉我了,又说等哪天您来了,再叫我看看。”
说到这里,于大婶顿了顿,神秘兮兮地说:“我会相面。”
她怕王财不信,又赶紧补充说:“真的。跟我爸学的。我妈活着的时候也给人保媒。保一个成一个。为什么呢?都是我爸先给相面,可准了。”
在那个年月,这些封建迷信的做法在老百姓中颇有影响,王财也不例外地相信。同时,他也三十来岁了,巴不得能娶个媳妇。
想到这里,王财脸红了,问于大婶:“她真的愿意了?我家里可穷啊。”
于大婶赶紧说:“愿意,愿意!她们娘儿俩都愿意,就看您了。”
王财说:“这事儿我得跟我爸说说……”
“那是,那是。”于大婶接过话茬儿,“小伙子,回家跟你
爸好好说说。我敢保证他准同意。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啊。”
王财说:“大婶,事要成了,我一定好好谢谢您。”
于大婶连说“那倒不用,”但却主动地把她家的住址告诉了王财。
王财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把梁家提亲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
梁父听后非常高兴,说:“孩子,这是咱家祖上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我早就盼着能给你娶个媳妇。谁叫你爸沒能耐,咱家穷啊。要不,我也不会把你二哥过继给你大爷、大妈。”
他略微停顿一下,继续说:“孩子你不知道,你本来哥儿仨,大哥叫王金,不到三岁就得病死了;你二哥王银小时候身体也不好,你妈没奶,饿的;你二哥三岁时,你妈又生了你,也是没奶,而且你妈生你又落了一身病,实在没法子,你大爷、大妈沒有孩子,就让王银给你大爷、大妈当儿子了,”说着,王父已是泪流满面,“后来,好不容易又捱过了三年,就是你四岁那年春天,你妈也病死了,就剩咱们爷俩儿又这么过了二十多年,好歹不致于饿着,可还是穷啊。”
说到这里,梁父象突然想起来似的,问:“梁家说要多少彩礼了吗?”
王财笑笑说:“八字还没一撇呢,于大婶叫我先给您说说,还说保证您会同意。”
王父又问:“于大婶还说什么来着?”
“她没说什么,”王财回说,“当时我说事成了,要好谢
谢她。她还把住在哪儿告诉我了。”
王父说:“这就对了。明天早点起来,多准备点儿菜,明
天我和你一起进城。对了,别忘了,明天头走前,到街上买两瓶烧酒带着。”
王财问:“买酒送给谁啊?”
王父说:“傻孩子,送给媒人啊,就是你说的那个于大婶啊。明早儿咱俩搭车到西村就下来,一起上于大婶家,然后你照样进城里卖菜。不用管我。我办完事儿,自个儿回家。”
第二天,按昨天的计划,王家爷儿俩找到了于大婶家,送上两瓶酒,又留下一堆蔬菜。
王财挑着担子走了。
王父见于家没有别人,就问了一句:“孩子不在家啊?”
于大婶忙说:“闺女早出嫁了。儿子在门头沟煤矿当工人,娶了媳妇另过了。平时不回来,星期、礼拜的才回家。叫我上他们那儿住,人生地不熟的,我没去;老头子也死了好几年了。这不,家里就我一个。”
王父开门见山,说:“他大婶,孩子昨晚回家把这事儿跟我说了,我是一百个愿意。这您也知道,不怕您笑话,咱是个穷人家。但话又说回来了,再穷,娶媳妇也得花钱。当着真人我不说假话,我求您先跟我透个底儿,要是这门亲事成了,总共得用多少钱?”
于大婶一双小眼睛眨了眨,不说得用多少钱,却笑着问:“您别见外,我想请问大哥您今年贵庚几何?”
虽然用了句“文词儿,”但这个词儿在民间常见,王父也懂,就说:“我今年五十二了。您问这个干什么?”
于大婶又笑了笑,说:“当然有用啊。用您的话说,我也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梁姑娘的妈今年四十七,为人老实厚道,守寡多年。我这老邻居知根知底,人家娘儿俩都是正派人,现在开着个小铺儿,日子过得还行。可她终归是个妇道人家,又没儿子,年纪也一年比一年大了,挑家过日子越来越费劲。她听说您也是一个人儿过着,她妈叫我见着您先打听打听……”
“不行不行,”王父急忙说,“儿子娶媳妇,我都怕没钱办……”
于大婶“嘿”了一声,又笑着说:“王大哥,您真是急脾气。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想这样:您今儿个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可别说虚的,我没功夫去你们家看去;我再把您的情况告诉秀英妈,看看她什么意思。咱这都不算定,就是先通通气儿,了解了解。我是这么想的:要是你们两家合成一家……”
“那不可能,”王父又急了,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可能,不可能!”
于大婶说:“看把您急的。我也别说可能,您也别说不可能。走一步看一步,咱先试试,行不行?”
于大婶不愧是媒婆世家,一张巧嘴真会说。
王父服了,低着头说:“其实我家情况挺简单的:媳妇早死了,王财还有个哥哥叫王银,小时候就过继给他大伯了,在东北呢,跟咱家沒什么来往。我家有三亩地,种点庄稼种点菜,花钱就靠进城卖点菜;还有两间破草房,凑和着住。”
于大婶说:“行了。一会儿我就把您的情况跟秀英妈说说。您也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您来找我都行,我总在家。”
王父随口答应着,心乱如麻,告辞回家。
这天晚上,王父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了许多:
王财妈死了二十多年了。这些年孤身一人,又当爹又当娘,忙完屋里忙地里,没个时闲儿,要说找个后老伴,他当然愿意;可是,眼下儿子娶媳妇儿要花钱,以后又得添人进口,哪儿不得花钱啊。自己要是再续弦,多了个干活儿的,也就是干点屋里的活儿;可也多了个吃饭的。现在就爷俩儿,赶上年头儿好,还行;遇上灾年,爷俩儿过得都费劲……
王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王财已经进城了。他还在想着昨天的事儿,拿不定主意,就赶紧吃了点儿王财留给他的菜饽饽,上地里割了两捆韭菜,又装了二十几个大土豆,步行到西村去找于大婶。
昨天送走了王父,于大婶马上去了梁家,把王父来找她时的谈话内容说了一遍。
梁母急切地问:“那他乐意吗?”
于大婶说:“现在他还不乐意。不过,您别急,我看早晚他会乐意的。您想想,一个男人二十多年又当爹又当娘,容易吗?现在有人上赶子给他找个屋里的,他还不是求之不得?”
梁母说:“那他怎么还不说乐意?”
于大婶说:“我看是太突然了,他根本没想到。刚才,他是和王财一起来的,给我拿了两瓶酒,还有一筐菜。这不明摆着的,他是来为他儿子的事谢我的。另外,他关心的是娶儿媳妇得花多少钱,我还没说。大姐,秀英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定了,才好算算得用多少钱啊。”
梁母说:“这些天我也想了好几遍了。她大婶,我也不拿妳你当外人。我不是贪财的人。可是,我就这一个孩子,我想让王财做个上门女婿。要是这样,王家一个子儿都不花,我也
愿意。”
于大婶说:“这可不太好办。眼下都是老脑筋,谁愿意‘倒插门儿’!”
梁母问:“您说王财的爹不能同意?”
“您刚说的这事儿,我没跟他提。原来不是想两家合一家嘛,”于大婶说,“不过,我给他相了,我看这个人还不错。等他什么时候来了,我再跟他提提,我看他心里搁不住事儿,说不定明天就能来找我。”
真让媒婆猜对了。第二天上午快十点半了,王父一个人从家里徒步来到西村,找到了于大婶的家。
于大婶听见有人敲门,赶紧答应着迎出来,一看是王父,马上面露喜色,说:“是王大哥啊,我猜您今天就得来。”
王父放下菜筺,走进屋内刚坐下就说:“昨天您跟我说的那事儿,我想来想去,还拿不定主意。再说,秀英妈我也没见过……”
于大婶马上接过话茬儿,说:“那好办。也不是十万八千里,一个村儿的。走,现在咱就上梁家去。别的先不说,你们都快要成为儿女亲家了,见见面,总可以吧。”
不由分说,拿着钥匙,锁上房门,就带着王父向梁家走去。
于大婶带着王父来到梁家小商店前,一边大声嚷嚷;“他大姨儿,贵客到了!”一边推门就进。
在柜台后坐着的梁母赶紧站了起来,心中已猜到可能是王13
父来了,但还是笑着故意问道:“噢,什么贵客啊?”
于大婶说:“当然是远方来的贵客哟,是王财的爸爸来了。”说着,指指王父;又给王父引见:“这位就是秀英的妈。我看
你们俩挺合适的,都这个岁数了,别客气,你们聊吧,我走了。”说着,哈哈哈哈地大笑着,转身就走,弄得王父、梁母都不好意思了。
自从这次见面后,梁母和王父都动心了。
他俩都出身在贫苦的小户人家,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又遭遇过人生相似的坎坷:一个中年丧夫,一个中年丧妻;一个拉扯着一女,一个拉扯着一儿,都是十五六年、二十多年又当爹又当妈,个中苦处彼此相知;现在,儿女大了,又都该成家了……
梁母、王父两人想来想去,觉得两家合为一家,还真是个好办法:既能办了儿女的婚事,又都有了个依靠,还能省不少钱。
经过于大婶的热心撮合,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当年秋后,先给王财娶媳妇。婚后,王财搬到西村和秀英住在一起,继续开小店。
翌年开春,梁母搬进王家成为女主人,帮助王父料理家务,西村小店则由秀英主持,王财来往于西村与北海子之间,跟以前一样帮父亲种地、卖菜,两老两少,各得其乐,一时成为邻居们的美谈。
转年秋天,秀英生了个大儿子,取名王大发,更为一家老少增添了不少乐趣。那年又风调雨顺,地里收成比较好,小店买卖也不错,梁母、王父常常乐得合不拢嘴。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七年正值秋收时节,河北地面闹开了土匪。一天夜里,一伙匪徒窜到北海子一带。
那天下午,秀英带着五岁的大发来看姥姥,晚上刚躺下还沒睡着,就听见外面传来几声枪响,夹杂着马嘶狗叫。
王父知道又是土匪来了,赶紧让秀英拉起孩子,一家人急急忙忙穿上点衣服,夺门而出,随着村里慌乱的人群向北跑去。
村北有块十多亩地大小的洼地,雨季积水较深,成为一个大水泡子,俗称“海子”。因为地处村北,故称作“北海子”,时间久了,就成了村名。
这时已近深秋,水不太深,长满了芦苇,就成了村民躲避土匪之处。
王父一家与慌乱的人群顾不得有水没水,辟里拍拉地躲进芦苇丛。
村中不时传来枪声和打骂声,人们吓得大气不敢出。
过了好一阵子,外面渐渐平静了,几个胆儿大的小伙子先钻出苇塘,悄悄地向村中走去。又过了一些时候,小伙子们回来了,冲大家喊:“乡亲们,土匪走了,回来吧!”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王父和梁母脚前脚后回到家里,不见秀英和孩子回来,顾不得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马上回去找。
他们还没走多远,就见一个黑影急匆匆地迎面而来,两人认出正是秀英。
梁母看见只是秀英一个人,就急切地问道:“大发呢?”
秀英一惊:“大发不是跟着您们了吗?”
“没有啊,”王父和梁母对视了一下,预感不妙。
秀英说:“钻进芦苇没多会儿,大发就说他去找爷爷;一阵枪响,人们又乱了,我一把没拉住,他就喊着‘爷爷,爷爷’地跑了,我以为……”
王父急切地说:“坏了坏了,别说了,咱们赶紧去找吧,”说着,三个人跑向苇塘,一边喊着,一边跌跌撞撞地寻找,直到红日东升……
几天之后,村民发见北海子飘浮着一个孩子的尸体,正是王大发。
那年,二发不满两岁,王财一家都庆幸那天把他留在了西村。
此后,一家老少四口把千般疼爱集于二发一身,尽两家之可能,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娇惯得十分任性。还好,二发有些小聪明,在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学习成绩还一直不错,但到城里上了高中,王财和秀英都发现他对商店越来越感兴趣了:放了学也不做作业,爱直接到柜台上卖东西,“口撵账”也算得快,学习成绩也差了。王财和秀英都挺着急,劝二发好好学习,高中毕业好考大学。但二发根本不听。为此,二发的父母十分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背地里,王财常对秀英说:“唉,造孽啊,惯坏了,‘疼儿如杀儿’……”后悔不跌。
说话上了高三,还没等到毕业,“文革”开始了,二发和同学一道“响应祖国的号召”,作为“知青”参加了黑龙江,与刘国强分在一个连队,一干就是十多年,在“知青”返城前,二发受父亲的指令,特意去海伦拜访了当年“闯关东”的伯父王银。
“知青”返城后,二发没有工作。由于有过卖货的经历,他选择了摆地摊儿。干了大半年,挣了点儿钱,但在商品日益丰富的年代,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要。
正在这时,一个先他回城的兵团战友来找他,说他在广州开了一家服装店,去年扩大了门市,自己忙不过来,希望二发去帮忙。
这个人还说,在广州有不少南下的兵团的战友,比他早去的都发了。
在他的鼓动下,二发与父亲商议。
王财作过买卖,深知摆个地摊儿不是长久之计,就同意二发去了广州。
二发到了广州,先在战友开的京青服装店里帮忙。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开始不久,南方的开放早于北方,当时的广州,商家云集,买卖兴隆,在这个花花世界里,二发大开眼界,结识了不少服装商。
给战友打工能拿到的薪金,他越来越不满足了。
有一天,一个自称姓金的客户来到京青,说自己是香港的服装批发商,有些服装想在北京销售,问他想不想干。
大头听了,眼前一亮,忙示意金老板低声,约他晚上细谈。
当天晚上,二发和港商谈妥:由港商提供服装,定好批发价,先不收费;由二发卖货,一个月一结账。另外,如果销售不畅,还可以随时退货。
二发粗算了一下,按照当时北京服装的零售价格,再扣去往返路费,利润至少可以超过30%。
二发异常兴奋,又有点儿不相信:用不着本钱,‘空手套白狼,’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
金老板似乎看出了二发的疑虑,就眨眨眼睛,神秘地说:“我看您一脸福相,您肯定能发财。发了财,可不能忘了我哟。”
二发嘻嘻笑着,说:“那怎么能呢。我要是赚了钱,您就是我的恩人,我永远不会忘了您。”
金老板掏出自己名片交给二发(上面印着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要了二发的身份证作为质押,记好了京青商店的地址和邮政编码,约定三天后由香港发货。
二发回到店房,一宿也沒有睡好。他甚至有些后怕。
后来,他又一想,“胆小不得将军作”,反正我也沒花钱,最多是骗走我的身份证,大不了就说丢了,回北京再补办一个。
就这样,二发在忐忑之中挨过了两天,第三天邮局送来了货单。
二发喜出望外,立即去购了次日去北京的火车票,又去邮局办了转邮手续。之后,给战友打电话,谎称父亲得了重病,家里发来电报让他回去,明天就走。
二发回到北京,从邮局提取了货物,不到仨礼拜就快卖完了。算了算账:至少能赚一千元。二发高兴极了,立即给金老板打电话,要求赶快再发一批货来。
如此干了两年,一切顺利,二发心满意足。
一天,金老板又打来电话,约二发到便宜坊吃烤鸭。
二发一惊:怎么?金老板来北京了?!
他知道,老板从来不会白请客,肯定有事!
晚上,二发如约赶到便宜坊。
两人虽说业务上往来不断,但从上次在广州分手后,还是第一次见面,免不了彼此客套了一番后,言归正题:
金老板问:“王先生感觉怎么样的啦?”
二发答:“很好啦,一年能赚一万多块,多亏金老板,我该谢谢您了。”
金老板连连摇头、摆手:“不是的,不是的。你们大陆的老板眼光太短,心太窄,挣点钱就满足了。我问您,您想不想干大点、发个大财啊?”
二发一听,来了情绪:“谁不想发大财啊?金老板有什么好点子吗?”
金老板笑眯眯地说:“当然有了。”
接着,他不紧不慢地说:“马无夜草不肥,人胆不大不富。大陆的朋友哪儿都好,就是胆子太小,所以挣不到大钱啦。”
二发问:“您想让我干什么呢?”
金老板说:“我想让您回广州去。广州也有一个朋友跟您一样,卖我批给他的货。但是,现在他不干了,直接从香港批货,然后他再批发给一些客户,比我的批发价还低,结果我的几个客户跑到他那儿去了。”
二发说:“您这个朋友真不够意思。”
金老板说:“是啊。我就是看您够朋友,所以才来找您。”
“我想让您到广州开个批发站,”金老板接着说,“我给您的价格比他还低。我相信,不出一年半载,就可以挤垮他。您看怎么样?”
二发说:“好倒是好;问题是到广州开批发站,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哈哈哈哈,”金老板大笑了一阵后,说:“这我都替您想好了。我在广东东莞有房子,您先用着。启动资金您可以找银行贷款。大陆不是总说‘借鸡生蛋’嘛。另外,我批给您的货,仍然是先发货、后收费,保您稳赚不赔。”
事情就这么定了。
二发去东莞开了个“京诚服装批发站”,经营了两年,果然赚了不少,除了北京有类似月娟的客户十几个外,还有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客户十几个,二发可真的发了。
这天,金老板事前没有通知就突然来到京诚批发站。
二发刚要和他打招呼,就见他急忙摆手,原来他正在接听电话;刚挂上,又连着接了两个。
二发不经意间听到,三个电话都是催金老板发货的,金老板也一律回答:“对不起,这几天忙了一点。……快了,快了……,我马上就发,请放心。”
听到这里,二发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先收了钱,不发货,那不是更赚了吗?”
晚上,二发请金老板吃夜宵。
夜深人静,几杯酒下肚,金老板谈起了他的身世。
原来,金家祖辈是上海人,他的爷爷年轻时偷渡到香港做香料生意赚了钱,娶了个港女,在香港定居下来生了他父亲。子承父业,后来香料生意不景气了,改作服装生意,现在已经成为香港数得着的大服装公司。现在他是在父亲的公司里,专门负责对中国大陆的服装批发。
金老板说着说着,突然神秘起来:“我告诉你吧,要发大财,光是胆子大还不行,还必须---心狠、手黑。商界里哪有什么永久的朋友,都是互相利用,追求的只有最大的利益……”
二发见他有些醉了,趁机套他:“刚才我听您打电话,都是催货的,您总说‘快了,快了’……”
“哈哈哈哈,”金老板扬起头,阴阳怪气地说,“是啊,是啊,是‘快了’---我赚钱‘快了’……”
二发断定:金老板肯定是在耍花招,他突然离开广州到东莞来,很可能就是为了躲避客户!
想到这里,二发心里又是一动:他能这么干,我为什么不能?
这天夜里,他想来想去,决定了一个“策略”:以资金周转有点儿困难为由,从下批货开始,批发价下调15%,但要先交预定金60%;然后,只按时发给少量货物。
半个月后的一天,二发正在为自己的“策略”逐步实现而洋洋得意的时候,金老板开着车来到了东莞。
这次,他皮笑肉不笑地邀请二发到他的广州批发站去,说有要事相商。
二发坐上了金老板的汽车,心里直打鼓,猜不透金老板找他干什么。
但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凭着这几年在商场上的打拼,二发的直觉告诉他:不坑人不富,他肯定又是想出了坑人的法子。
这种人总是以坑人为乐。
果然,到了广州批发站,刚一坐定,金老板就开门见山地问道:“王先生,听说您这回发货换了新招子?”
王二发一惊:这家伙怎么消息这么灵通?
“您开价这么低,大概不想全部发货吧?”紧接着,他又单刀直入。
二发更是吃惊,大脑袋里飞快地转动:“生姜还是老的辣”,料想瞒不过去,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
于是,他有点不好意思又不无担心地点了点头。
金老板见状,哈哈一阵大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啊,您真是个聪明人,我没有看错,大脑袋没有白长的啦!”
“可是,我问您,”金老板接着说,“要是那些客户找上门来,您怎么打发呢?您可能还不知道,在广东,有些人身居黑白两道,也不是好惹的哩,到时候你想跑都跑不掉的啦。”
对于这点,二发只是想过离开东莞,一走了事,还真没想这么多。他心里发急,立马觉得全身燥热。
“年轻人,”金老板一边欣赏着二发的窘态,一边一字一顿地拍老腔,“你---还---是---毛嫩---啊。”
二发趁势说道:“是啊,比金老板我差远了。我正想过几天就向您请教呢。”
金老板又一阵大笑,把脸凑近二发,“嗯”了一声,同时用力挥了一下拳头。
此时的二发,就像淘气的孩子惹了祸,让家长抓了个正着。他不自觉地向金老板投去佩服、依赖兼有乞求的目光……
这天晚上,一个罪恶的阴谋产生了:
由金老板出面雇佣打手,袭击找上门来的客户,待预定金全部到账后,立即带二发到香港去,条件是二发到香港后听从他的安排。
此后,广州、东莞一带陆续发生了几起奇怪的殴人致伤案件和蹊跷的车祸,月娟在东莞县城被摩托车撞伤致死就是其中的一例。
二发随金老板躲到香港后,被安排在金氏服装公司里管仓库,负责全公司服装的进出。
老金老板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助理兼司机,名叫麻三儿。
二发心里明白:麻三儿是金家的心腹,是监视自己的。但已经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只能忍着。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仓库的事他也熟习了,无非是出出进进,活儿不算累,老板管吃、管住,每月还开给他六千元港币。
但是,在这里他除了小金老板,其他人一概不熟,时间长了,举目无亲,心里总是空荡荡的,夜里经常梦见父母,梦见国强等兵团战友,也梦见过以前的客户找他吵闹着要货……
现在快到春节了,按惯例,他该回家了;就是特别忙,也要汇钱给父母。那时他有这个自由,能自己做主。但是现在不行了。
他不敢回家,也不敢直接和家里联系。
这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找到金老板,说快过年了,他想回家看看。
金老板板着面孔说:“那您现在可不能回去,给家里寄点钱吧,”并且答应可以由他委托在广州的朋友代办。
二发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金老板。
半个月后,金老板交给大头一封信,是父亲的亲笔,告诉他汇款已经收到了,家里都好,并嘱咐他在东莞好好干。
二发看见了父亲的回信,百感交集:一是高兴,家里收到了他寄的钱,算是尽了点孝心;二是痛苦、惭愧,父亲还不知道他已不在东莞、瞒着父亲躲到香港来了,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出头之日呢?
金老板说:“这回行了吧?”
二发顺口答音,又问钱是怎么寄的。
金老板一笑:“那还不容易:我让我的朋友在广州以东莞京诚批发站的名义寄的,汇款人写的是您的名子,邮局也不查,不就成了?”
“不过,”金老板又说,“这回就是这回了,下不为例。”
金老板见二发面露疑惑,就赶紧补充说:“不是我不肯帮忙。刚才我不是说了,汇款很简单,我打个电话就办了。问题是,万一您的客户通过邮局查到您家的地址,那可就麻烦了。”
二发一愣:是啊,他们要是找到北京去,我可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他从心底里暗暗佩服金老板想得周到。
冬去春来。
这天,姓姬的客户又来了。办完了事,二发拿出一封写给父亲的信,求他以酒店的名义发给父亲,并把家里的地址写在一个纸条上。
姫的主要职业是英伦酒店的前台经理,还与朋友兼营一个服装店,常常来公司仓库提货。
有一次,姬经理急急忙忙来到仓库,没有开包查验就签了
字,回去才发现少了6件女上衣。
他赶紧回来找二发,二发给他补上了。
姬经理非常感谢,要请二发吃饭,二发谢绝了。临走前,姫经理偷偷地把一个装着二百元港币的红包留在二发的办公室里。
过了几天,姫经理来公司办事,特意来看望二发。
二发见办公室没有别人,赶紧把红包退给了他。
为此,姫经理一直感念二发。
这次见二发有求,不过是往北京发封信,举手之劳,就满口答应了。临走,二发拜托他收到北京的回信就赶紧送过来。
二发绞尽脑汁,在给父亲的信中编造了一套假话:
他在信中首先说他一切都好,不用父母挂念;
接着,又瞎说他的批发站房屋要拆迁,最近一个时期正在与一个港商谈判,不能常在东莞,就委托在香港开酒店的一位朋友(兵团战友)代他收信,回信写“香港酒店姬经理转王先生收”,他就可以收到。
最后,二发又让父亲见信后千万尽快回信,他还有重要事情要说。
从那天起,二发天天盼着回信。
说来也怪,往日常来的姫经理,算算整整二十天没来了,二发甚至怀疑他没有代他发信。
这天,二发正等得不耐烦,姫经理来了。
“退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信件递过来。
二发接过来,仔细看了又看,收信人的地址、姓名、邮政编码写的都对;
再看信封上盖着的退件章,上面填写的是“退回原处”。
二发茫然。
晚上,二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着给父亲的信为什么会退回来:
搬家了?北海子是自己家的房,搬哪门子家;
父亲生病了?即使生病,还有母亲,怎么也不至于写不了一封回信;
那么,是姬经理捣鬼吗?
二发想到这里,赶紧爬起来又看那封信:
姓名、地址等都没错儿;拆开信封,里面装的信纸正是自己亲笔所写的那张。
再说,姬经理和自己无冤无仇,自己还给他办过事儿,也没有理由骗我啊……
二发百思不得其解,决定给住在东北海伦县的伯伯王银写封信,仍然求姬经理代发。
姬经理代二发发走的那封信到达北京时,王财夫妇还住在北海子村,后来他们才躲出去的。
早在去年春节前,王财收到二发的汇款单时,就发现了字写得挺工整,可以肯定不是二发写的,但当时他沒有多想,以为可能是二发觉得自己的字太寒碜,求哪个哥儿们代的劳。
可是,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二发音信皆无,又突然来了一封信,王财一眼就看出来还不是二发的笔迹,看看发信地址是香港,他不能不警惕,认定这里面一定有事儿,而且决不会是好事。
于是,他没有拆信,告诉村干部让邮递员把它退了。
晚上,他和秀英商议来商议去,认为这么长时间没有二发确切可靠的消息,也不知二发吉凶祸福;现在又来了这封不明不白的信,可能不是骗钱,就是敲诈。这年头,骗人、坑人的事八太多了,不得不防。
二人越想越怕,第二天就锁上门,告诉邻居说是到外面打工去,先上银行取了点儿钱,坐车到保定投靠秀英的一个亲戚去了。
到了保定没几天,王财还真的在那儿找了份给工厂看大门的工作,就在保定租了间房子,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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