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史记】脱脱《宋史》《辽史》《金史》：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上）
黎东方在《细说元朝》中称“元朝在史学方面的成绩，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开端，以脱脱所主编的宋辽金三史为收尾。这四部书都是不朽之作。”然而这三部正史的修纂其实已经是元末的事情，《宋史》《辽史》《金史》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方开局修纂，此时距宋朝灭亡已有64年，距金朝灭亡则为110年，而距辽朝灭亡则已长达220年。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开始修前朝正史？这与当时的“德运”之争有很大关系。
其实修史之事早在元初就已提出，宋端平元年即公元1234年，这一年元朝灭了金朝，当时刘秉忠就向元世祖上书，其称：“新君即位，颁历改元。今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国灭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甚有励也。”（《元史·刘秉忠传》）
脱脱纂《金史》一百卷三十五卷清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刻本，书牌
而到了元中统二年，王鹗也奏请诏修辽、金二史，他在上奏时提议右丞相监修国史，耶律铸监修《辽史》，王文统监修《金史》。但那个时代正处于战争时期，忽必烈对此兴趣不大。到了至元元年，王鹗再次提议诏修辽、金二史。王恽在《中台事记下》中引用了王鹗的所言：“自古国亡而史不亡，唐取《隋史》焉，宋取《五代》亦然。金不为辽作史，至今天下有余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太祖圣武皇帝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以诏万世，切恐岁久渐至遗亡。”王鄂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记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
王鹗提出长期拖延下去，会使很多史料消亡，修史就变得更加困难。然此事仍未能施行，至元十三年，元人正式灭宋，董文炳进入临安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宋人的图书资料，董文炳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元史·董文炳传》）
脱脱纂《金史》一百卷三十五卷清同治十三年江苏书局刻本，卷首
为此，他得到了五千多册相关史料。忽必烈下令诏修宋、辽、金三史：“自我世祖皇帝立国史院，尝命承旨百一王公修辽、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词臣通修宋、辽、金三史矣。”（杨维桢《正统辩》）
虽然有了皇帝的谕旨，但这件事并未得到开展，之后历经数代也未见有进展，其中之原因乃是正统之争。虞集在《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中提及此事：
至仁宗时，屡尝以为言。是时，予方在奉常，尝因会议廷中，而言诸朝日：“三史文书阙略，辽、金为甚。故老且尽，后之贤者，见闻亦且不及。不于今时为之，恐无以称上意。”典领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建也。天历、至顺之间屡诏史馆趣为之。而予别领书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
所谓“德运”始自战国时人邹衍所说的“五德终始说”，这种观念演变成西汉以来儒家所倡导的“五德运行为帝王受命之符”的观念。金章宗醉心于汉化，关于金国尚何色问题展开了大的争论，为此举行了三次大型集会讨论。罗继祖在《辽史》概述一文中讲到这种集会讨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说法：
一派主张尚白，不必去附会“德运”；一派主张继唐为金德，尚白；一派主张继辽为木德，尚青；一派主张继宋为土德，尚黄。章宗本人不同意继唐，又不屑于继辽，终于同意继宋，认为“皇朝灭宋俘其二主，火行已绝……赵构假息江表，与晋室司马睿何异”（《金文最》卷五，《集议德运省劄》引《章宗敕旨》)，于是一天云雾才消散了。由于章宗有不屑继辽的意思，无形中便将修辽史的工作也放松了。
脱脱纂《辽史》一百十六卷 明万历三十四年北鉴本，进辽史表1
可见正统论之争始于金朝，然而这件事却延续到了元朝修史之时，罗继祖在文中写道：“但也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同时修宋辽金三史应该采取什么体例，这仍然是金代'德运’问题争论的继续。元人有不少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约分两派，一派主张仿《晋书》体例，宋辽金合纂一史，将辽金列入载记，一派主张仿《南北史》体例，宋史外，再分纂辽金为北史，南宋为南史。辽金列入载记，如果在汉族统治朝代，无疑问这种体例是会被采纳的，在元朝便行不通，因为元和辽金同样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辽金比之于晋时的'五胡’，那么将何以自处呢？后来采纳了三史分修的主张，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而将宋、辽、金三史分修的主张就是由脱脱提出的。权衡在《庚申外史》中称：“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未决，至是脱脱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虽息，然君子终以为非。”对于脱脱的这种决断，任崇岳在《论元末政治家脱脱》一文中夸赞说：“尽管脱脱此举受到了扬维帧等人的责难和攻讦，但在今天看来，这正是他只眼独具，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三史中谁为正统，与今人无干，我们需要的是史料，从这个角度上说，三史均为正史，使得大量史料得以保存流传至今。若以其中一史为主，其它二史附于后，内容必然要遭到删削，现存的《辽史》尚有'太简略’之诮，倘再加删芟，其阙略疏漏岂不更甚？”而内藤湖南著，马彪译的《中国史学史》中也谈到了脱脱为解决这种争论而作出的贡献：
最初对于撰写三史，在元初就已策划，元世祖时着手编修。关于编修是有种种议论的，出于正统论思想，出现了应该立为三史还是一史的问题。在元初，正当金朝虽已亡，但宋朝尚未亡之时，有个名叫修端的人撰著了一篇关于三国的正统论载于《元文类》（卷四十五)。对于是否应该立辽、金史的问题，修端提出当立的观点，对此他认为可以将辽、金立为“北史”，对于宋朝则立北宋为“宋史”，将南宋另立为“南宋史”。围绕正统的议论在当时看来是有着各种观点的，但是最终宋、辽、金各史独立成书，正统论没能成为气候。
脱脱纂《辽史》一百十六卷 明万历三十四年北鉴本，进辽史表2
脱脱的主张解决了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由是修三史之事得以能够进行。而给顺帝直接提出新的建议者，则是巙巙，他当时任翰林院学士承旨知经筵事，他向顺帝讲解《资治通鉴》时提议：“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元史·巙巙传》中又称：“后置局纂修，实由巙巙发其端。”
对于巙巙在修三史上所起的作用，陈芳明在《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中称：“顺帝同意他的建议，后来之所以置局纂修，巙巙的功劳可谓至巨，否则直到元亡，恐怕依旧因循拖延，使三史不能问世。”于是顺帝在至正三年四月下诏修辽、金、宋三史，此事载于《元史·脱脱传》：“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由此可知，脱脱为此三史修纂的总负责人。
脱脱出身于蒙古贵族，邱树森在《脱脱和辽、金、宋三史》一文中简述道：“脱脱（1314一1355)，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曾祖父称海死于攻宋战争；祖父谨只儿总宿卫隆福太后（元世祖忽必烈子答剌麻八剌之妃）宫；伯父伯颜于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扎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出任中书右丞相。显然，脱脱出身在一个地位极其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里。”
脱脱纂《辽史》一百十六卷 明万历三十四年北鉴本，卷首
脱脱的伯父、父亲及其本人都在元朝当过右丞相，可见其家族是何等之显赫。脱脱的伯父伯颜在元朝势力极大，《元史·伯颜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六月，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私蓄异志，谋危社稷，伯颜奉诏诛之。余党称兵，又亲率师往上都，击破其众。七月，伯颜鸠杀皇后伯牙吾氏，为匿唐其势、塔剌海于后宫。伯颜怒曰：'岂有兄弟谋不轨而姊妹党之者乎！’遂鸠之。诏谕天下，用国初故事，赐伯颜以答剌罕之号，俾世袭之。”
伯颜在平定叛乱时，竟敢能独自决断毒杀皇后，后来他把持朝政，把自己的侄子脱脱安排在皇帝身边，以便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伯颜传》中称：“然伯颜自诛唐其势之后，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帝患之。初，伯颜欲以其侄脱脱宿卫，伺帝起居，惧涉物议，乃以枢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实属意脱脱。故脱脱政令日修而卫士拱听约束。伯颜自领诸卫精兵，以燕者不花为屏蔽，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帝侧仪卫反落落如晨星。势焰薰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脱脱深忧之，乘间自陈忘家徇国之意，帝犹未之信。遣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心无他，遂闻于帝，帝始无疑。”
脱脱纂《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存卷九十一 元至正六年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本
虽然脱脱是伯颜的内应，但他开始担忧伯父如此气焰嚣张，早晚有一天会连累家族遭杀身之祸。他曾跟父亲马扎儿台说到了自己的忧虑：“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但父亲对这件事犹豫不决，而后脱脱向吴直方道出自己的苦闷，吴劝他要敢于大义灭亲，以此让脱脱下定决心要驱逐伯父。而后他逐渐接近顺帝，经过几次的试探，终于取得了顺帝对他的信任，于是经过一系列密谋，他们找到机会撤消了伯颜的丞相之职而后流放他地，《元史·伯颜传》写道：
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三十骑抵太子营，取之入城，夜半见帝。四鼓，命只儿瓦歹奉诏往柳林，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己亥，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倨城门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卫。伯颜奏乞陛辞，不许，遂行。道出真定，父老奉觞酒以进。伯颜问曰：“尔曾见子杀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伯颜俯首有惭色。三月辛未，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伯颜被逐后，脱脱的父亲马扎儿台得以继任右丞相。几年后，马扎儿台趁身体有病提出辞职，皇帝几次挽留，其仍要辞职，于是皇帝就任命脱脱继任右丞相。《元史·马扎儿台传》中写道：“未几，以疾辞，帝优诏起之。其请益坚，遂以太师就第。明年，以其子脱脱为右丞相，而封马扎儿台为忠王。至正七年，别儿怯不花谗于帝，诏安置甘肃，以疾薨，年六十三。”
脱脱纂《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附考证存卷51-63 清同治八年岭南苑古堂刻本
元顺帝对伯颜家如此之信任，确实很奇特。但脱脱确实为不凡之人，《元史·脱脱传》中写道：“脱脱字大用，生而岐嶷，异于常儿。及就学，请于其师浦江吴直方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稍长，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天历元年，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二年，入觐，文宗见之悦，曰：'此子后必可大用。’ 迁内宰司丞，兼前职。五月，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授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统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
脱脱能文能武聪明过人，所以他才设计除掉了伯父伯颜，而他当任右丞相时，天下为之大变：“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天下。脱脱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石牌坊
他的所为被人称为贤相，可见在治理国家方面，脱脱也有超人之处。宋、辽、金三史能够修成也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权衡在《庚申外史》中所载的一段话却对脱脱的为人有贬斥之语：
至正四年春，政阳玄、揭傒斯等修辽、金、宋三国史告成，礼部引国史合院官，禀右丞相脱脱奏闻，脱脱摇首曰：“此秀才事，我弗知。”三禀三却，众皆患之。或曰：“丞相好美名，今此史具列某某修，丞相见其名不列，宜其愠也。”盍禀之曰：“自古前代史书，虽以史官秉笔，而总裁则必归一人，如《唐书》则欧阳修总裁，《资治通鉴》则司马光总裁，今辽、金、宋三国史，屡蒙丞相奏用之力，某等谨以书丞相为总裁官，丞相幸始终成之，以为一代之盛典，岂不可乎！”于是脱脱大喜，即命掾史具进史仪礼，鼓吹导从，前后辉光，自史馆进至宣文阁，帝具礼服接之。观者以为近代无之。
这段话称至正四年三史修纂完毕，而后呈现给脱脱请他向皇帝奏报，但脱脱却再三推辞，后来终于有明白人点明了脱脱推辞的原因：因为这三史的署名不是脱脱，有人建议前代的一些正史都是多人修纂而署一人之名，故此三史也当署丞相之名。脱脱闻言大喜，于是将此三史进献给皇帝。
有文化的街名
权衡的所言显然有问题，如前所引，《元史》中明确地写明，在至正三年皇帝下诏修三史时就已经任命脱脱为都总裁官，所以至正四年修完之后出现的署名权问题不可能有。《金史》和《宋史》修成之时，当时脱脱已经辞去右丞相之职，故而权衡在文中如此描写脱脱争名之事，显然不存在。
但是，权衡在《庚申外史》中又说了这样一段话：“议修三史，丞相脱脱意欲成之，而所费浩大，钱粮经数不足，颇以为忧。掾史行文书，丞相三却之。掾史遂与国史典籍谋之曰：'丞相非不喜，盖因钱粮无可措画。然此亦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路桩寄，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曰不然？’掾史即日引见丞相，丞相闻其说甚喜，于是奏臣使儒臣欧阳玄、揭傒斯等于国史院修撰辽、金、宋三史。”
修纂三史显然需要一大笔资金，而元末时期朝廷的财政十分紧张，做为丞相的脱脱很发愁筹措资金之事，后来掾史和国史典籍提出了妙招：用江南三省原南宋官田中属于贡士庄的钱粮来做为修史费用。这个建议受到了脱脱的首肯，由此才使得修纂三史有了资金保证。然脱脱身为丞相，他主要起到领导作用，并未参加编史之事，内藤湖南在专著中称：“担任以上三史编纂总裁的本来是脱脱，成书时上表的人又是阿鲁图，而真正的编纂总裁是元代学者、文章家欧阳玄，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参加了共同撰著。”脱脱虽然没有参加具体的修史事务，但如果不是他的筹措，此事不可能完成，而这正是脱脱对三史修纂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忠孝街
对于这三部史书的质量，后世有不同的评价，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称：“元顺帝时命托克托（旧史名脱脱）。等修《辽》《宋》《金》三史，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许卷铁，成之不及三年，其时日较明初修《元史》更为迫促。然三史实皆有旧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旧史，元世祖时又已编篡成书，至托克托等已属第二三次修辑，故易于告成耳。”
不到三年的时间就修出了三部正史，仅其中的《宋史》就达四百九十六卷之多，《宋史》乃二十四史中部头最大的一部，如此大的体量再加上另外两史，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后世多有议论之事。前人多说明初修《元史》太过仓促，而元朝修此三史加起来的部头要比《元史》大许多倍，然赵翼却称元修三史能够如此之快，乃是因为他们搜集到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其中《宋史》存在的问题，赵翼在文中写道：
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今其迹有可推见者。《道学传序》云，旧史以邵雍列于《隐逸》，未当，今置于《张载传》后。《方技传序》云，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及《方技传》，今去二志，独存《方技》。《外国传序》云，前宋史有《女直传》，今既作《金史》，义当削之。《夏国传赞》云，今史所载溢号、庙号、陵名，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抵忤者，则阙疑以俟。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
墓园界碑
这些问题恰好说明了《宋史》的修纂有些就是直接抄录当时搜集来的史料。正如上文所言，元朝灭宋时董文炳就搜集到了各种资料五千多册，这些资料成为了修纂《宋史》的基础。元朝的修纂官也在文中直言此事，比如 《宋史·礼志序》中写道：“今因前史之旧，芟其繁乱，汇为五礼，以备一代之制，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而《宋史·艺文志序》中也称：“宋旧史，自太祖至宁宗，为书凡四。志艺文者，前后部帙，有亡增损，互有异同。今删其重复，合为一志。”
元朝的纂修官能够将大部头的《宋史》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纂完毕，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修纂之时直接抄录。故内藤湖南所著，马彪所译的《中国史学史》中称：“《宋史》的卷数之多、内容之详是以往正史所无法比拟的，三百余年的历史写了四百余卷。唐朝虽仅比宋朝短四五十年，但卷数却只是《宋史》的一半。本来宋代史料就多是一方面原因，编纂时对史料未曾经过取舍筛选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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