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大读鲁迅 陈漱渝

北京晚报 | 2020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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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树下的鲁迅》作者：黄坚策划：胡杨文化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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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树下的鲁迅》是一本学术随笔，也可称之为学术散文，亦即智效民倡导的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刚看到这个书名时，第一感觉是似乎不够庄重。作者名叫“黄坚”，不由得让我联想到在北京女师大和厦门大学跟鲁迅共过事的那位同名历史人物。在《两地书》中，鲁迅用“白果”二字指代“黄坚”，也说他“浮而不实”，“兴风作浪”，“嘴里都是油滑话”。这种人当然不会撰写研究鲁迅的文章。我曾主编过《鲁迅研究月刊》，担任过《鲁迅研究》和《鲁迅研究年刊》的编委，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创办复印资料时，《鲁迅研究》分册也是由我负责终审，但我的的确确不知道还有一位名叫黄坚的鲁迅研究者。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这位黄坚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完全是出于他的业余兴趣，了无尘念。收进此书的文章此前都没有公开刊登过，只有一部分在网上发过帖子。我是一个科盲，从来不会上网，所以对这位作者完全陌生。迅速拉近我们距离的是他笔下的这些文章。这当然跟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有关，但要真正取信于广大读者，还是取决于这些文章本身的质量，而不是靠人际关系和友情吹捧。我以下发表的读后感言，完全符合当下对论文进行“盲评”的学术规范，丝毫也不夹带私人情感。

　　从全新的视角观照一个立体化的鲁迅

　　《桃花树下的鲁迅》首先值得肯定的就是作者写这些“小文章”时下了“大功夫”：从完成初稿到最终定稿，前后历时整整九年。比如“桃花树下的鲁迅”，刚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材料单薄，很难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但作者从鲁迅书信、作品中的桃花，谈到鲁迅生活中与桃花的关系，内容就显得充实多了。鲁迅有一个笔名叫做“桃椎”，作者援引古籍探因溯源，使文章又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研究。特别出乎我意料的，是作者还援引了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白话诗《桃花》的评价。对于鲁迅同一时期发表的不同体裁的作品，青木正儿一褒一贬，虽然不一定完全得当，但毕竟是鲁迅作品接受史上的一项珍稀资料，从而使这篇文章显得厚重。

　　书中介绍鲁迅跟他的祖父周介孚的文章，未必有多少新意。文中谈及祖父对鲁迅的影响，肯定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文中转引了一种说法：鲁迅出生的消息传到祖父耳中，适逢张之洞来访，故将鲁迅的学名取为樟寿，因“樟”“张”二字谐音。窃以为当时有位姓张的同僚拜访周介孚是可能的，但张之洞是晚清名臣，官至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不可能去拜访周介孚这个非亲非故的小官。不过，作者写这篇文章时，还是尽可能搜集了相关的基本史料。目前中外鲁迅研究者认真研究周介孚的人实可谓屈指可数，一个业余研究者能下如此大的功夫，实属难能可贵！

　　书中的有些文章考证内容似乎过于琐细。实际上是以小悟大，见微知著。记得“文化大革命”之前西北大学单演义教授编过一本《鲁迅讲学在西安》，当时被讥为“烦琐考证”。现已易名为《鲁迅在西安》多次再版，成为鲁迅研究的基本史料之一。可见真正有价值的出版物不仅不会被时光的流水淹没，而且还会日益凸显出它的长远价值。历史研究不是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是在对各种看来似乎零碎、杂乱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考证求实之后，才能够总结规律，还原真相。比如，以前出版的一些鲁迅传记，大多说1902年3月鲁迅是搭乘日本海轮“大贞丸”从上海到横滨的，后来经日本著名汉学家北冈正子教授考证，“大贞丸”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由长崎三菱造船所制造的，是鲁迅从南京搭往上海的河川用轮船，到上海后换乘的是日本邮轮股份有限公司的“神户丸”。本书所收《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是哪条路》《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径之地》就属于此类考证；不仅能还原原生态的鲁迅，为撰写鲁迅传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还以鲁迅为个案丰富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地方史、交通史。

　　书中《学潮中作为不同角色的鲁迅》《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游走于好饮与戒酒之间的鲁迅》诸篇，有助于了解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鲁迅，也有助于全面准确解读鲁迅的文本，避免产生断章取义、瞎子摸象的情况。毋庸讳言，在鲁迅研究史上，这类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表现为时而抬高鲁迅晚期的成就，时而抬高鲁迅早期的成就；时而把鲁迅“神化”，时而把鲁迅“世俗化”，以至研究了一百年之久，竟连“鲁迅是谁”都说不大清楚了。如果鲁迅研究者都能像本书作者一样，从事实出发，全面综合观察鲁迅，走近鲁迅，那就会避免许多绝对化、片面性的苛评妄断。《江、浙较量：巧合还是传统？》是书中特别有意思的一篇。我虽然吃了几十年“鲁迅饭”，但对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深思。我读过鲁迅杂文《北人与南人》，略知地域对当地居民风俗习惯、文化性格会产生影响，也知道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留日派”与“英美派”的门户之见。但从来没有系统梳理过鲁迅对“浙人”跟“吴人”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评价。这种研究是十分个性化的研究，是纯粹超功利的“兴趣研究”。虽然凭这篇文章评不上职称，但却远胜过那些迹近“八股”的“学术论文”，有助于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巨细无遗地观照到一个立体化的鲁迅，在阅读的同时还能获得一种难得的审美愉悦。

　　鲁迅的几处离奇笔误

　　记得1986年2月15日，全国主要报纸以主要版面转载了我在当年2月1日《文艺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不要恣意贬损鲁迅》。文章一开头我就说：“鲁迅是伟大的，因而也是谦逊的。他认为没有完全的人和完全的书，包括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在内。从来就不存在不允许对鲁迅进行分析乃至批评的事情。即使观点出现偏颇也还可以争鸣，史实出现错误也应允许订正。如果批评家的解剖刀能中腠理，药方能对真症候，鲁迅九泉有知也是会含笑的。”我去过法国巴黎，那里有一处先贤祠，安葬着72位伟人，其中就有作家卢梭、雨果、伏尔泰、大仲马等。正门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你们”，令我十分感动。作为中国人，对于鲁迅这样的先贤难道不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吗？但我所说的“恣意”是“放纵”，是过于随意。“贬损”是罔顾事实，贬低损害对方。这种想通过骂倒名人自己成名的酷评策略是不可取的。本书所收《越熟悉的越出错——鲁迅的几处离奇笔误》是一篇靠材料说话的学理性文章，读起来令人信服。文章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鲁迅书赠日本长尾景和的条幅中误把钱起写成了李义山（商隐）。在杂文《四论“文人相轻”》中把《贫交行》一诗的作者杜甫误记为李白。这绝不是恣意贬损，而是如实陈述，学理性的评述。这说明作为“人”的鲁迅，也会有记忆的短路，书写的疏忽，乃至知识的缺陷或盲区。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电脑，连电脑联网都常出现故障，更何况人脑呢？任何思维正常的读者，决不会因为鲁迅作品中偶尔出现的“硬伤”就否定他的整体成就，眼下大概更不会有任何头脑清醒的人会认为自己的国学根柢要比鲁迅深厚。读完此文后会感到最值得敬重的是，鲁迅一旦发现了这类失误就会公开订正，比如鲁迅曾把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中的数句误为苏轼诗作，题目和引文也都有讹误，但事后鲁迅即在《〈近代术刻选集〉（2）小引》中予以订正。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所以，这些例子能表明鲁迅是个鲜活的存在，并无损于他的日月之明。至于鲁迅讲演词《离骚与反离骚》中把孟浩然的诗误为贾岛的诗，如果追责恐怕会比较麻烦。因为这篇讲稿未经鲁迅订正，我记得也并未收入《鲁迅全集》，有可能是记录者的失误。这种失误在鲁迅未收集的讲演稿中多见。

　　在学科的交叉地带迸发出学术的火花

　　最后还想借书中的《定庵、鲁迅比较说》发几句议论。近百年来，鲁迅研究的确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鲁迅学”的综合体系，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但当下的鲁迅研究者大多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不可能不存在知识上的缺陷，这包括笔者在内。专家多，通才少，这也是学界的普遍状况。因此治其他学问的人介入鲁迅研究，就容易在学科的交叉地带迸发出学术的火花。比如，研究外国文学的戈宝权先生、赵瑞蕻先生介入鲁迅研究，研究哲学的张琢先生、王乾坤先生介入鲁迅研究，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介入鲁迅研究，留学日本的中年学者宋声泉先生介入鲁迅研究，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本文作者的专长是研究古代文化，所以他从地理空间、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家族背景、行文风格、性格气质、作品意象、思维特征、身后境遇诸方面将定庵与鲁迅进行比较，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讲，鲁迅跟龚定庵应该都是他们所属时代的“吹哨人”，都想用“呐喊”和“风雷”打破“无声的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因此，深化两位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大约是十六年前，有位酷评家写过一篇雄文，叫做《鲁研界里无高手》。当时我认为这是对一个“界”的整体否定，而这是“界”是由四五代安贫乐道，孜孜矻矻的学者组成的，便写了一篇短文进行反驳，不料招来了一场“语言暴力”的攻击。“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最近这位酷评家又发表“1949年以后鲁迅研究界的人无一不是跟风派”的高论时，我就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了。既然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读了《桃花树下的鲁迅》这本书之后，我也想发表一个看法。即使鲁研界内无高手，鲁研界外还是有高手的。如若不信，那就把这本书买来认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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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漱渝，原鲁迅博物馆副馆长。曾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部分注释工作。著有《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鲁迅史实求真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