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我宁可死，也不会向虚无投降

我靠写作为生。

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人既没有死，怎么就没生活了呢？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

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fieldwork。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

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她去调查时，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无论老少、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在修；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好像一颗瘌痢头。但当地人陷在这个套里，也就丧失了审美观。村里人觉得她还不错，就劝她也修一座——当然要她出些钱。但她没有修，堂堂一个社会学家，下去一个月，就在村里修了个椅子坟，这会是个大丑闻。这个村里的“文化”，或者叫做“规范”，是有些特异性的。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给自己修座椅子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也说不出。

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知道有种东西叫做“norm”，可以译作“规范”，是指那些约定俗成，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但有时也相当丑恶。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革”初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笼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norm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norm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曾遵守norm就说不出什么，仿佛自己的婚姻是一片虚无。但也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她们有自己的故事——爱情中每个事件，在这些故事里都有特别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假如你说，性爱只是生活的一隅，不是全体，我无条件地同意。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

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而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

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文字丨选自《王小波文集·第四卷》，王小波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