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

每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总为苏轼多才多艺的禀赋所折服，为其跌宕起伏的仕途所感慨，为其化苦为乐的生活态度所鼓舞。他是士大夫，是诗人，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大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他在不同的角色间来回切换、顺利过渡。他一直身处漩涡之中，却光风霁月，超越狗苟蝇营的勾当；他面对世俗的荣华富贵，不忮不求，宠辱不惊，随时随地吟诗作赋，纯然表达所思所感；他一生颠沛流离、苦难连连，却心安随缘，旷达洒脱。他之所以有如此修为，正如其词《定风波》中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忘怀于得失，心安于当下，避免了“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的悲剧，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明·仇英《东坡寒夜赋诗图》局部。

  对待进退得失的淡泊之心   

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人的基本价值选择。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考中进士。他一生坎坷，多次沉浮。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又接连升任至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其时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赴杭州当太守。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出狱后被贬黄州。此后多次贬官放逐，远赴惠州、琼州，一直到儋州（今海南儋县）。

苏轼“过山车式”的政治生涯，足以令常人惊恐不已、心如枯槁。而他却随缘自适，深自省察，努力物我两忘，寻求心灵的真正安宁。黄州时的日子非常艰苦，那儿是长江边上一个偏僻小镇，可他依然把生活过得活色生香。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时光。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却“自喜渐不为人识”。他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

▲《前赤壁赋》苏轼 撰

  对待事业穷达的仁爱之心   

苏东坡为官从政尽心尽责，无论居届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力所能及为老百姓做实事、解难事。

刚到杭州，而对水灾、旱灾、瘟疫，开仓济民，又拨出专款建立中国古代第一座公立医院。

到了颖州、广州等地又兴修水利工程，造福当代百姓。他还建立孤儿院，创立监狱医师制度。每到一处，心系百姓，恪尽职守。

被贬黄州有职无权，依然兼济天下。他了解到当地有一恶习，百姓因天灾人祸，家庭不堪重负，往往淹杀初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他“闻之心酸，为食不下”，多方奔走呼号，成立“救儿会”慈善团体。向富人募捐，用来买米、买布、买被褥，同时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的孕妇，对于答应养育婴儿的，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凡捐款者、养育婴儿者，均记载功德簿，公告于众，以资弘扬，使垂范后世。他又身体力行，将俸禄中的大部分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

▲《牧马图》 苏轼 画

  对待环境顺逆的豁达之心   

苏轼一生沉浮起落，每一次被贬，都离京都越来越远，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差，可他能坦然处之。哲宗亲政后，被贬到惠州，这在当时是非常偏远落后的地区，也是最残酷的流放，但他随遇而安，丝毫没有被放逐的挫折感和失落心态。每天徜徉于荔枝林中，享受着适意的人生，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句。

一个春日的清晨，听到道院中传来一缕缕钟声，他又诗兴大发，写下了“报道先生春睡迟，道人轻敲五更钟”的略带慵懒的小诗。据说，这首颇具戏谑意味的小诗传到当时的宰相章惇耳中，使之勃然大怒。他无法忍受在岭南这种不毛之地，苏轼还过得如此舒服，于是又把他贬到海南儋州。

当时海南儋州条件很差，所有受迫害的旧党人士，他是唯一被贬到这里来的。在海南异常艰苦的生活仍然没能让他消沉，依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如其在《观棋》诗中所写：“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悠哉游哉，聊复尔耳。”

苏轼的“心安”是对人生彻悟之后的精神自由，是“聚散离合本是缘”的达观，是“得即高歌失即休”的超然，更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