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票号，识晋徽商人的同与不同
电视剧《乔家大院》我曾一集未落的看完，如同当年手不释卷的一口气读完描写徽商的小说《胡雪岩》。
乔致庸是晋商的标志，胡雪岩则为徽商的标本。
因为看《乔家大院》，便去对晋商和票号略做了解。
平遥古城有自诩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 “日升昌”票号，旧址已改为“中国钱庄（票号）博物馆”。
让人感觉有些诧异，印象里这个荣誉似乎应当属于祁县乔家。
做个古代的生意人真是不容易。
统治者一向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士、农、工、商”的排序中，商人屈居末位。
一段时间，子女不得参加科考、不得做官，就这还只是从商的枷锁和镣铐之一。
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民间又冠之以无利不起早的“奸商”歧视。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互相支持，和衷共济，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是在体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集体的力量保护自己。
这就是商帮的起源。
“日升昌”票号是山西会馆的通常样式，两进的院落，屋檐高起，门户气派。
有营业厅和会客厅。
通常意义上的晋商，指的是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
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没有国家法律保障的商业信用，一肩挑起所有的担当和责任，“票号”成为中国现代银行的先声。
晋商也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
晋商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较而言，徽商的历史更长。
它萌生于东晋，《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其实，徽州人哪里是好“离别”呢？徽州一府六县，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
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经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商贸总资产的七分之四。
票号又叫钱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能够拥有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票号，绝对是古城平遥的荣耀。
清朝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晋商一些大商号逐步形成了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跨地区经营的商业系统。
此种情形下，大宗的批发、运销带来巨额现银的解运业务，于是一种新的方式—— 票号汇兑应运而生。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就在平遥西大街，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 “日升昌”票号。
三年之后，山东、河南、辽宁、江苏等省先后设立分支机构。
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
当时，在“ 日升昌 ”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这里的票号竟多达二十二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可见，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平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享受的金融便利应该是从有了票号开始的，不再需要镖局押解成箱成箱的银元，一张汇票在身，即可全国各地做生意。
晋商与徽商有许多共通之处。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靠着多年来形成的抱团互助与协调一致的商业政策；徽商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
诚信、抱团、讲道义是徽晋商人的立足之本。
晋商与徽商获利致富后都必须要回报家庭、家乡。
搭建深宅大院，光宗耀祖；修路建桥，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
这也是其共同点。
徽派建筑之所以有名，离不开徽商资本甚至审美眼光的推波助澜；山西境内的那些著名的大院，也是晋商当年辉煌的见证。
也有不同。
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
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
传统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晋商喜欢到处建会馆，亳州花戏楼便是其著名的遗存之一；而徽商则更热衷建宗祠，筑书院，培养士子，亦商亦儒，特色更鲜明。
徽商留下一些老字号至今响亮，如徽州黟县的“张小泉剪刀”，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
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从明朝至今，声誉不衰。
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药店，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和北京的同仁堂并称为中国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中国社会发展那么多年，轻科技、工业和商贸是其硬伤。
经商环境如此恶劣，居然能做出这么大事业，站在明清商界大咖留下的旧居、旧址上，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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