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地理学?
来源: Introductio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New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在经济地理学中，通过回答“在哪里”（where）、“为什么”（why）、“是什么”（so what）等问题以关注对经济的理解。“是什么”需要宽泛地定义为个人、家庭和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生存过程的整体。因此，它涉及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正规经济的过程。非正规经济，无论是“灰色”（例如家庭生产）还是“黑色”（例如非法毒品贸易），和国民收入其它构成部分一样，对经济地理学家而言同样重要。在非正规经济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中，仅无偿儿童保育的价值，在英国就达到了3,430亿英镑(2010年数据)，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而GDP并未包括非正规经济。经济地理学中对经济的宽泛定义也认识到经济嵌入到社会和自然中，依赖于社会和自然资源及其进程。正因如此，人与环境的关系对经济地理学至关重要，就像对整个地理学一样。
“在哪里”涉及经济进程的空间性，涉及区位（location），地点（place）和领域（territory）等关键概念。区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或物体的地理坐标。地点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空间部分。它们是从社会角度构建的，可以引用身体部位、建筑物、街道、工作场所、商店、公园、社区、城市以及无数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定义。领域也是空间的一部分，是由特定的权力系统定义的，该系统对空间进行控制（即使只是部分控制）。它可以是一个由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权的国家，也可以是受区域或市政府控制的州、省或城市。因此，当我们从区位、地点移动到领域时，焦点便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转移到了政治空间。区位、地点和领域对理解经济至关重要。如果你在美国出生，那么与在赞比亚出生相比，你的收入预计会增加100倍，寿命会延长三十年。受过9年教育的玻利维亚人的平均收入是同等美国居民的三分之一。收入的最佳预测指标不是你知道什么或者认识谁，而是你在哪里工作。
帮助经济地理学家将区位、地点和领域彼此联系起来的是距离、邻近性、多样性和尺度等概念。距离是根据物理空间定义的，即位置之间的物理距离。临近性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除了物理空间外，它还帮助我们将社会、政治空间中的人、物体、地点和领域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区分许多类型的邻近性，包括社会、组织、制度和认知。例如，人们可能在物理空间上相距遥远，但在语言和文化、所属组织、遵循的规则或思考方式等方面却非常接近，反之亦然。距离和邻近性最终都是关于了解人和物体在其区位、地点和领域上的差异。这种观点强调了经济地理学对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关注，以及对塑造生活普遍规律的探寻。对经济地理学同样重要的，是致力于从人的身体和个体作为经济中介，通过工作场所和家庭、地方（例如邻里）、城市、区域、国家、超国家和全球尺度等进行多尺度探询。
“为什么”是解释经济过程的空间性以及它们创造的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在这里，地理学家研究了各种令人着迷的力量，从需求和供给等经济共性到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以及根据种族，性别和其他文化因素设定经济活动规则的组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心舞台不再是效用最大化的人（经济人），而是一个满足者，他们寻求令人满意的而非最优的解决方案，其决策一方面受到其认知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人们在决策中会遇到各种系统的异常和偏见，包括短视和平均损失，并受其面临的问题框架的影响。自满情绪与对环境刺激的过度反应掺杂，羊群行为与个人主义以复杂的方式融合，使经济形势更加难以解释和预测。
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现象是异质的，是历史和进程的产物，地点或领域之间可能具有独特性。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在空间上是无法比较的。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它们不能简化为一组通用变量，例如GDP增长率或基尼系数。这也凸显了需要使用多种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及通过经验获得知识，而不是对经济生活采用不接地气且自称客观的观点。本着避免确定性的精神，一些经济地理学家谈论的是促进因素，而不是空间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
“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空间变化和经济过程的组织对整个经济、社会和自然最大程度的影响。思考这些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关注经济发展的四个关键方面：增长、公平、稳定和可持续性。经济地理学着眼于跨空间的不均衡发展，因此在有关增长与公平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地理学家对差异化过程的关注，其中差异（包括不平等）是由维持长期空间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产生的。在抵制1990年代盛行的超级全球主义观点，强调全球化的同质化力量，设想一个全球社会以及预测经济、政治和文化地理的终结方面，这一贡献至关重要。
尽管经济地理学与全球化的简化观点进行的斗争仍在继续，但21世纪对这一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公平、稳定和可持续性领域。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向地理内部和外部的学者提供信息外，“是什么”的关键点还涉及经济地理学对公众辩论和政策的影响。即使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关于产品或餐食来源的典型地理好奇心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情况、更自觉和负责任地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地理学可以说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是一种观点，一种可以帮助你建立负责任行为和公民意识的思维方式。
尽管重点在不断变化，但“在哪里”、“为什么”、“是什么”等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经济地理学的历史中。经济地理学的根源可以在19世纪的商业地理学中找到，商业地理学一直专注于各种产品的起源和记录世界各地的贸易模式。20世纪前30年的环境地理学将重点从“在哪里”转移到了“为什么”，通常以过分确定性的方式解释自然环境尤其是是气候特征的空间经济和社会格局。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在接下来的25年内，学者对环境决定论不满意，在一系列被称为空中分化的研究浪潮中，经济地理学又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强调地点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不将自然环境作为首要的因果关系。在1950年代，该学科再次演变为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采用定量区位分析，结合经济学和区域科学，根据需求、供给和距离的函数作为关键要素以模拟经济活动的区位。
20世纪的最后30年见证了经济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改变了经济地理学家提出“在哪里”和“为什么”等问题的传统方式。一是行为方法（behavior approach）在1970年代兴起，调查满足并应对不确定性的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决策。更为激进的转变是政治经济方法，从1970年代开始将重点从区位转移到领域，从“纯粹”的经济转移到嵌入了经济的社会和政治进程。最后，自19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化经济方法通过关注经济生活和实际经济体验的地点和文化嵌入，对政治经济方法进行了补充。
在经济地理学中，所有的浪潮和方法都与“是什么”的问题有关，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重点展现出来。在商业地理学中，它是关于预测商业模式和确定商业机会的。环境地理学冒险预测各种环境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其中包括1940年格里菲斯·泰勒（Griffith Taylor）所做的著名预测，当时澳大利亚人口为700万，泰勒认为，自然环境会将其人口限制在2000-3000万。区位分析有助于公司决策，区域和城市经济规划以及预测国家以下各级的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方法带来了新的视角，包括有关不平等、资本主义的未来及其替代方案等重大规范性问题。
关注问题重点的转移伴随着在理性的（理论驱动的）和特殊的（描述性的）方法之间的连续波动。商业地理学和空中分异研究都关注尺度的独特之处，而区位分析则标志着理性传统的高度。影响经济地理学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在发生变化。当环境决定论在自然科学中扎根时，区位分析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方法受非正统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是如此，而文化经济学方法则主要在社会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中得到启发。归根结底，经济地理学发展史上所有的波澜和变化都促成了该学科地位的建立。新学科并不一定取代旧学科，而是为累计的知识工程增加了新的层次和角度。它们反映了一个开放和跨学科领域的活力，非常适于解释趋势并应对全世界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