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理解"年、祀"纪年有别，让王国维、顾颉刚等专家也阴沟里翻船

文/毛天哲

由于汉儒前辈误导，后人没再去注意先秦文献及出土铜铭中，某王年、某王祀的纪年方式表述的意义其实是有区别的。

以往学者研究时，未能注意这点，往往造成西周王年断代的困惑。

《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此处史官以文王祭祀年为纪年，表述的是在文王十三祀，武王十二年间事，即克商当年发生的事情。

《逸周书·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与《今本竹书》：”（武王）十二年辛卯，命监殷，遂狩于管”所记为同一件事，说明武王十二年就是文王十三祀。

故王国维所推定的，武王是在文王去世后四年克商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武王克商前是否已称王还需探讨，然继位“西伯”十二年后始克商应是无异议的。

联系清华简「武王八年勘耆（黎）」的记载，可知武王是在文王去世后，经过了多年积蓄准备始谋伐商，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由是可知，文献铜铭中的”维某祀、维王某祀”当是指前王薨的第某年，亦可用来纪年，但与时王纪年会出现序差一年或者数月。

这里的“某祀”当是以前王去世周年为单位的祀周。如文王一祀从帝幸四十一年春三月到次年三月。

未能理解“年、祀”纪年存在不同，就让王国维、顾颉刚等历史研究大家也阴沟里翻船，被引上歧路。

顾颉刚

在《逸周书·武儆》篇：“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注疏》是将此注疏于“（武王）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条下，可见他是认为武王临终始命立储。

实际上，这里明明是指文王十二祀（武王十一年，即克商前一年）四月的某天，姬诵被武王立为太子（毛注：因太公女邑姜故）。

顾颉刚也是将此条错解为：“因武王得了不祥的梦，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好，就接受了周公的王位传子的建议，把儿子诵交给周公，立为嗣王。”

这二人都是因为忽略了“年、祀”纪年有别的结果。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