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和三国最根本的区别——其实是江湖和庙堂两种思想文化的对撞
历史剧场 4月28日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是专门针对四大经典名著中的两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叫做“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这句话许多朋友都听过，大部分理解的原因不外如下，少不读水浒，是因为年轻人本就血气方刚，更容不得书中的江湖义气相激，容易热血冲动下头脑一热干傻事儿；而老不读三国，则是因为人老了本就心重，再看书中这些权谋算计尔虞我诈的东西，就更加喜欢疑神疑鬼，消耗精力了。
不过这只是这两部名著小说表面上的区别，而骨子深处则是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一曰江湖，一曰庙堂。
这两种文化都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但又相互包容，相互吸收，而对其概括最好的，某过于《岳阳楼记》中的那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文正公谆谆教导大家，庙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江湖也没有理解中的那么远，这其中随时可以发生转变，正是老子之道中的朴素的辩证观。
而在我国浩如烟淼的文学作品之中，描写江湖侠义文化最好的莫过于《水浒传》，而记叙庙堂正统文化最好的，自然就是《三国演义》。
接下来红尘君就来分别分析一下，这两种文化思想在这两部巨著中如何得以体现的。
江湖文化与《忠义水浒传》
其实“江湖”这两个字最早是出现在庄子的《逍遥游》作品的，其中有一段故事是惠施和庄子的对话。
惠施告诉庄子，他自己有一个能装五百斤东西的大葫芦（可能是八仙铁拐李的那个宝葫芦），但正由于其太大了，让他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携带既不方便，切开做瓢也没法舀水，所以他打算把它给砸碎了。
庄子就反驳道，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并不是葫芦本身有问题，而在于先生你自己，它不能够盛酒舀水，但你为何不把它系在腰间，作为漂游江湖的小舟呢？先生只知道小葫芦可以盛水，却不知道江湖之大却反过来可以装大葫芦，只会小用而不知大用，先生还是没有开窍啊。
此外庄子还在另外一篇著名的故事里面也提到过江湖，就是他借那条快要干死的鱼留下的名言——“相濡与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这里面提到的“江湖”已经脱离了江河湖海这个自然物态的基本含义，而有了后世“江湖文化”的雏形概念，能够从思想精神层面做出解读了，它表现了一种自由自在，随波逐流，不受拘束，海空天空的朴素人生观，而后世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又做出了更深刻，更细致的发展。
有些朋友认为“江湖”文化指的就是草根或者农民阶层的文化，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江湖文化其实是一种“游民”为主体的文化，它游离于“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恒产”阶层以外，有着“重义气，爱自由，轻名利，抱不平”这四大特点，同时还有相当程度的隐秘性和反社会性。
而能够把这么多复杂的特点全部体现出来，并做到极致的，也只有《水浒传》。
三教九流的江湖人
不管什么思想和文化，最终还是要靠人物来体现，我们就来看看《水浒传》中都写了哪些人。
这里面有落魄的官员和贵族，比如在东京担任禁军教头的豹子头林冲，北宋开国名将杨业的子孙青面兽杨志，祖上有着“陈桥让位”之功的小旋风柴进，大名府的财主玉麒麟卢俊义，甚至还有武圣关羽的嫡系子孙大刀关胜等。
这里面有胥吏（就是不入流的小官和地方乡绅），比如梁山的第二任寨主东溪村保正托塔天王晁盖，第三任寨主郓城县押司及时雨宋江，两位都头插翅虎雷横和美髯公朱仝，江州的两院节级神行太保戴宗以及他手下的小牢子黑旋风李逵等。
这里面有工匠（类似于士农工商里面的“工”），比如一笔好书法的圣手书生萧让，擅长雕刻的玉臂匠金大坚，精与计算的神算子蒋敬，精通乐器的铁叫子乐和等。
但是在书中描写最浓墨重彩也最精彩纷呈的，还是处于社会底层并四处流动的那些“游民”们，比如书中不是主角胜似主角的行者武松，他的景阳冈打虎，狮子林杀西，快活林打蒋，血溅鸳鸯楼等等最闪亮的“个人秀”基本都是他单身一人行走江湖时候所发生的，也最能体现人们心目中的江湖好汉们讲义气，行勇武，快意恩仇的理念。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非常不喜欢这种“游侠”行为和思想，还曾经把他们列为“五蠹”（五种有害于社会的存在）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一个社会处于严重缺乏律法和公正的时候，类似武松这样能够以杀阻杀，以暴制暴，替天行道的好汉，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公正和法律，他的行为必然会得到更多的褒奖而不是指责。
而《水浒传》的背景时代北宋末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国君宋徽宗荒淫无道，手下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把持朝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水浒的作者施耐庵老爷子所处的元朝末年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他更能感同身受。
而除了武松以外，梁山一百零八将中还有大量的类似的存在，比如十字坡开黑店的孙二娘张青夫妇，盗墓偷取为生的鼓上蚤时迁，卖柴的拼命三郎石秀，街头卖艺的打虎将李忠和病大虫薛永，以及诸多如二龙山，桃花山，清风山，揭阳岭等江湖势力，他们的表现也许没有武松那么坦荡和正直，身上多了不少的匪气，流气，帮会气和神秘气息，但却更真实和形象的体现了我国古代的江湖人。
江湖本就是容纳万物，所以江湖人也自然应该是三教九流，形形色色，良莠不齐。
《三国演义》与正统文化
说完了《水浒传》，我们再来聊聊《三国演义》。
和《水浒传》正好相反，《三国演义》描写的是正统文化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庙堂文化”。
什么是庙堂文化呢？这个的起源要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充满了传奇和神话色彩的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比如著名的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制，就是庙堂文化的早期雏形，它主要是针对于统治阶级提出的要求，要他们大公无私，任用贤能，亲民爱人，事必躬亲，不辞辛苦等等。
然后在后世的漫长发展中，这种文化又逐渐发展成了所谓的贵族文化——这里大家不要一听“贵族”两字就和贪婪傲慢无耻等联系在一起，其实最早的贵族都是来自于平民阶层，是其中比较优秀和突出的部分演化而成的，而贵族文化也要求他们勇敢，勤奋，精明，守诺，勤俭，只有这样才能脱颖而出。
而早期的贵族家训中也往往都充斥着这种思想，至于大家理解和认识中的许多不成器的贵族形象，往往都是后世的“官N代”，在安逸和温暖的环境中渐渐忘记了祖辈的教训而变得纨绔起来，然后很可能就会经历时代另一轮的洗牌，旧贵族消亡，再产生比较优秀的新贵族，然后周而往复。
而孔子的横空出世，又把上古三代的贵族思想和文化集于大成，给出了“仁义礼智信”等为纲领的儒教思想，也为后世的贵族思想给出了模板和标准，基本上就等同于“庙堂文化”了，它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统治阶层更好的统治国家和管理百姓——但并非只是针对百姓们，对于统治阶层本身也有许多约束和要求，只不过在古代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的客观条件下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贯彻罢了。
统治者阶层的三国主角
和水浒传一样，三国体现它的“庙堂文化”同样也要通过自己书中的角色，我们就来谈谈其中最主要的几位。
三国者，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也，魏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果实又被内部的司马氏所占据，因此也被称为“魏晋”时期。
而三国的创始人之中，魏国的曹操是出自于东汉末年的王公贵族，吴国的孙坚本就是东汉末年地方上的一镇诸侯——这两者本身就是贵族阶层，哪怕是出身最为卑微的蜀国的刘备，但也有着汉朝皇族的血脉，一直打着“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和复兴汉室的旗帜。
而在这三国之中，正是由于刘备的延自于“汉景帝之子”的正统出身，所以罗贯中也等于是把他作为第一主角来刻画的，书中也充满了“尊刘抑曹”的味道，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曹魏大部分时间都占据着主动态势，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因为尊重作为当时的统治王朝汉朝的延续，这本身就是“庙堂文化”的核心部分，虽然罗贯中自己属于落魄文人，但仍然深受这种文化影响。
此外，除了这三国的君主之外，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也最出彩的人物，莫过于蜀国的一文一武——蜀相诸葛亮和武圣关云长，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忠臣不事二主”的精神，同样也是庙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君使臣要以礼，而臣事君也要以忠”。
也正是由于这两人对庙堂文化中“贤臣思想”的究极贯彻，所以哪怕在后世这两位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常常被加封甚至神话，因为后世庙堂中的统治者也十分看重他们的标榜作用。
综上而述，这就是我国诸多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江湖文化”的《水浒传》，以及“庙堂文化”的《三国演义》，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对这两种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极致体现，才让这两部书被列入“四大名著”，站在了小说界的巅峰。
我们在最前面提到过，江湖文化和庙堂文化虽然看似对立，但又相互包容甚至互相转化，正如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样，因此这两部作品中其实也有对立文化的渲染。
比如三国中来自于江湖草根的人才也有不少，比如张飞，许褚，赵云，蒋钦，周泰等等，但是最终却都成为了各国的栋梁之才，这也是庙堂文化对于民间人才的观念——统治者一定要注重吸收和招揽平民出身的贤能，但后者却绝不能如水浒传那样造反，这是底线。
而水浒中也一样，以宋江为首的少部分人正如范文正公所说虽然“处于江湖之远”，但时时刻刻都不忘忠君爱国，并最终力排众议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为统治者四处征战，打辽国，扫田虎，破王庆，最后和方腊血战一场，以极大的代价才换取了胜利。
但是就算这样，他们仍然不能为统治阶层所容纳，最后宋江等人的悲惨结局就等于告诉大家，庙堂之中是无法容纳这群来自于江湖的草根阶层的，所以他们来自于江湖，最终也只能散落于江湖。
所以尽管水浒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庙堂文化，三国中也涵盖了一定的江湖文化，但却不会改变各自的主要思想，反而会更增加作品的复杂度，真实度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