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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复仇者的形象走进诗坛。
历史真是不可捉摸，1979年3月重获创造权利，当月就在中国军旅文学月刊《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抗日战争题材的组诗《刘老庄》。刘老庄是位于淮阴北乡的一座村庄，距离我们当年的劳动营地仅只一华里。我熟悉那里的一土一石、一草一木，黎明，甚至听得出哪家公鸡先打鸣。1943年，为掩护地方机关转移，新四军黄克诚将军麾下的一个连队八十二名指战员与三千日寇誓死血战。以房屋作为堡垒，以田垄作为阵地，以沟堑作为战壕；以子弹回答炮弹，以呐喊回答咆哮，以牙齿回答牙齿。从日之出，到日之落，八十二人悉数阵亡。最后牺牲的是文化教员，他的双手铁钳般掐住敌人脖子，嘴里咬着一只敌人的耳朵。纪念碑落成，陈毅、黄克诚、张爱萍亲临凭吊。将军巍然敬礼，卫队鸣枪二十一响以祭国殇。朱德总司令在他的名著《论革命英雄主义》里列举过两个例子，它们一个是琅岈山五壮士，一个就是刘老庄。陵园里八十二棵青松已然蔚然成林，或拂晓，或静夜，松涛轰轰呐喊似烈士操练。我珍惜军队给我的光荣－－不是军人，却在军刊上发表作品，而且是我射向民族仇恨的第一枪－－我们的诗歌能够当之无愧地与刘老庄连并肩列队，能够站在八十二位烈士之后虎啸狮吼一般报出一声“八十三！”吗？－－我把《解放军文艺》放在枕边的那个晚上，梦见远在大洋彼岸的母亲，拉住老人双手我问：妈妈，您听见儿子复仇的枪声了吗？
一位记者曾经这样问我：“你是军人，或者曾经是军人吗？”
我说：“我不是军人。我还没有取得作为军人的荣誉。”
他问：“那为什么新四军的抗日斗争总是你作品的重要题材？”
我说：“敌人用刀枪杀害我们的亲人，我用笔杆鞭笞他们的灵魂。抗日军人是民族的尊严，我讴歌尊严。”
说到这里我想到我面对黑雪立下的生命准则。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江苏作家协会第一期读书班具有升帆的意义。两个月，而且是在我的圣地无锡。对于小草，两个月可以在风中摇曳了；对于雏鹰，两个月可以在云间奋翅了；对于一支军队，两个月的休生养息，可以投入决胜的搏击。讲座颇具质量，学员堪称英勇。无论老少，一个一个比着出作品。时间证明，那次读书班对于江苏一批中青年作家，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艘渡船。无怪至今大家回忆起它来，还亲切地戏称为“黄埔一期”呢。先住一家工厂，后在太湖岸边－－面前是水，背后是山，厚重的波涛推动创造，空灵的鸟鸣启示创造，那漫山遍野的红梅，则像太湖魂魄的燃烧。热土，真是埋下一块石头就能长出一块玛瑙的神奇之土哦。在无锡我写了《我爱》。《我爱》是我，它是我半生的血和泪，而血泪是没有经验的。收笔掩卷的时侯，我想到那一丛认真开放的小白花。
感谢诗之召唤，我到了《诗刊》，度过一段客居北京的黄金时光。
到达《诗刊》是在1980年11月28日晨光中。那天最早上班的是邵燕祥，当他和太阳一道跨进诗之门坎的时候我想：和他并肩前行的，就是当年那一轮“在长江里洗净了翅膀的太阳”吗？当时的《诗刊》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租着朝阳绿化队的房子，远在十八路终点站的小关。地处偏僻，交通烦难，编辑们上一次班，单程就得把两个多小时撂在路上。天寒地冻却没有食堂，一只煤气灶，一只大铝桶，几十只饭盒摞在铝筒里，像砖头砌墙。中午下班，从主编到工友，各人端着各人的吃食，或坐或站，无怨无悔，生风谈笑成为佐餐佳肴。几位头头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有的从家中拿来当时还颇为金贵的米票，有的不时拉我们回家打牙祭。其它同志也经常嘘寒问暖，从水果的购买到新戏的演出，全在他们心上。他们关心爱护诗人，作了许多份内份外的事情，其用心之良苦，思绪之缜密，真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了。比如一位四川诗人的工作和平反，就和《诗刊》想方设法把一份《文艺动态》送到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手上有直接关系。江苏一位备受磨难的诗人出集受阻，此事关系《诗刊》，要主编定夺。严辰态度明朗而坚决，他说：“这位诗人的诗写得比我好，他的书一定要出。”如今，那本诗集已经出版十多年了，而严辰的话，那位诗人还一直不知道。一天，邹荻帆拿着一叠稿子从编辑室走到生活区并爬上二楼找我来了。他手上拿的诗笺，正是我待发的那首《第五十七个黎明》。邹荻帆指着“一张产床上走来两条生命”那一句，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这句前面，是不是加个‘从’字？”《诗刊》有一间资料室，不算大，但拥有包括叶甫图申科在内的一批“内部读物”。对于我何需奢谈什么叶甫图申科，就是但丁、雨果也无处寻觅呀。一头扎进诗库，仿佛溺水者握住救生圈。看之不足，抄。抄得个心旷神怡，抄得个乐不思蜀，抄得个酩酊大醉。日后回到淮阴，收到一本柯岩寄来的《草叶集》，书中还夹着一封信。柯岩说：“看见你抄《草叶集》，心里很不好受。请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说卖完了。之后又到仓库，终于找到这本书。”
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诗刊》着手筹备建国后首次新诗评奖。艰巨繁琐，严肃认真－－那是一次真正意义的评奖。把来自全国的选票按职业、年龄、推荐篇目等一一分类记载入卡，并把被推荐的作品从散见在全国各地的报章杂志上一一汇齐，认真披阅筛选。为减少遗珠之憾，我们还努力把目光拓展到选票之外。整个评选工作，实际是为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1976年－－1980年的诗歌创作建立社会、心理和艺术档案。获奖篇目按票数遴选，排列负责而公正。发奖式计划和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一道，于1981年5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可是28日晚宋庆龄不幸逝世，大会堂随时待用。于是，临时改到民族文化宫。至于中央领导能不能赴会，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晚上7时15分，邓颖超如约赶来，王震如约赶来。与会者的感情是颤栗的兴奋，是沉思的激越。丁玲迎上前去和邓颖超拥抱在一起，艾青迎上前去和王震拥抱在一起。四颗紧贴的白头，不啻是新时期文学的生动写照。丁玲首先讲话，她说：“邓颖超同志怀念宋庆龄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吧，写得多么地好。刚才她和我说她不是诗人，不是作家。不，邓颖超同志是诗人，是作家，是我们文学队伍中的一员。”邓颖超说：“我很想见见大家，我知道大家也很想见见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你们是诗人，是小说家，还有儿童文学作家。我认为，在这些‘家’的上面，还得加上一个‘革命家’。丁玲同志说她还没有老，但我已经老了。可是我不敢再老，我还想学习。那天看了《巴山夜雨》，影片中那位诗人朗诵的诗我很喜欢。可惜记性不好，只记住了两句，背给大家听听，请大家考考我－－春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华发愁？只要生命和人民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白发就永远不上你的头。”全场起立，回答以掌声的风暴。谌容代表获奖作者讲话，她站在话筒前面，与其说是在讲话，不如说是在流泪。有一句最动魂魄，那就是：“我们的心不和三中全会连在一起，谁和三中全会连在一起！”谌容讲完，我向邓颖超转达了总理故乡的问候，当我们双手紧紧相握的时候，我心中又一次回响起那个失落在童年的呼唤：“母－－亲！”
《第五十七个黎明》的写作是在《诗刊》。创作契机始于候车。那天傍晚，灰蒙蒙、乌沉沉的天空落下了雪片。真个是“燕山雪花大如席”，霎时之间，天地已是一片迷茫浑沌。我在方家胡同等候去小关公共汽车的时候，寂寥空阔的马路上走来一位工人模样的妇女，她一手推自行车，一手推婴儿车，头上是雪，肩上是雪，婴儿车上是雪－－她走了多远的路，又还要走多远的路呢？沉重、琐碎、劳累、平凡，眼前的景象引起我对于我所熟悉的劳动女性的联想。回到小关，久久不得平静，于是，萌动了为这位女工写诗的愿望。为了环境和氛围的实感，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到使馆区，而后建外大街，一路穿过长安街，经过东单，经过历史博物馆，经过英雄纪念碑，直到我构思的终点－－人民大会堂。伏案半个月始告定稿。诗末，我写下“1980岁末.风雪中的北京小关”，表示难泯难灭的纪念。
以其独特的活力和魅力而使我终生向往的，一个是北京人艺，一个是中国美术馆。美术馆天天都保持着三个以上的展览，东方之美和西方之美阴电阳电般在这里欣然汇聚，艺术殿堂里回荡着雷霆般的轰鸣－－发现！北京人艺整整是一个荡气回肠、销魂夺魄、出神入化、叹为观止。逢戏必看，连演连看。从小关来，回小关去，来去六七十里全凭一辆自行车，就这样，《茶馆》我是连着看了八遍。八遍，还是余韵在胸，意犹未尽，恰似一盏绝品好茶，吃不足。因为“彭斯之夜”，跟随邹荻帆去过一次首都剧场二楼小礼堂。彭斯是苏格兰民间诗人，为纪念他的逝世200周年，北京人艺举行诗歌朗诵会。高朋满座，专家云集。朗诵会由外文局苏格兰专家白霞小姐和黄宗若主持。除北京人艺，我所认识的有王佐良、郑敏、陈敬容和电影演员于蓝。英若诚固然不论，始料不及的是，北京人艺个个英语操刀。那个娴熟老道，浑若庖丁解牛。恭听人艺的同时我想到稻谷－－支撑在一颗谷粒下面的，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根系！那么，我们拥有一尊足以支撑自己的根系吗？如果说整个中国是一座博物院，北京就是这座博物院中的珍宝馆。在北京，没准站在你身后等候公共汽车的就是一位中科院院士呢。
在《诗刊》得以结识诸多师友，在诸多师友中，我见到手举火把跋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长者：诗人艾青。初识艾青是在1981年初，他从美国刚回来，和夫人高瑛一块到《诗刊》介绍域外见闻。一间小屋，二十来人，亲切热烈仿佛家人聚会。从大学讲座的举办，到小块豆腐的购买，话题恰似一篇歌行体叙事诗。艾青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诚挚平易，风趣睿智，敏于捕捉形象以表达独特思想－－他是一位经典意诗人。天造地设，鬼使神差，诗歌赋予我此生的光荣和骄傲是：在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颁奖大会上，我的获奖证书，是从艾青手上接过来的。1987年淮阴举行酒乡行诗会，我到北京去请他。那时的艾青略显疲惫苍老，腿脚已经不如以前灵便了。拄着拐杖把我送到大门口，深情而又感慨地说：“看来，我此生是不过淮河的了。”在丰富胡同转弯处我回眸张望，艾青依然大堰河一般站在金色斜阳里。当时我如何能够意识到那次生离竟是死别？不然，我会再多看一眼艾青的哟。
时光匆匆流逝，终究要离别北京了。小关哪，小关，什么时侯再能看见你和你的风雪呢？《诗刊》，是我的大学。
见到冰心也是在北京，不过那已是五年之后了。一见冰心，我心中又一次回响起那个失落在童年的呼唤：“母－－亲！”一颗心温暖着多少人的心，而且它的热力与时间同步－－冰心之心，是爱的富矿。黑发与白发顽强抗争，眼睛是睿智的慈祥。微曲的脊背象征生命之重负，手扶一座半圆轮车，步履缓慢但稳健。思想深远，出口珠玑，一派哲人风采。话题自诗歌始。我说：“您的作品是几代诗人的初乳，好诗征服时间。”她说：“我不是诗人，诗属于青年。”谈到《寄小读者》她说：“那已是过去的事，过去的事就无需再提了。如果能靠一本书吃一辈子，那就是作家最大的惭愧。”问及家庭，我告诉她母亲去了美国，已经多年没音讯。听完我的话冰心顿生感慨。她边说边望着我，好像要把每个字都送到我的心里。她说：“我是一个老人，我最懂得老人的感情。世上没有比在异乡度过晚年更悲惨的了。世上没有比在故乡度过晚年更幸福的了。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你们有责任把母亲接回来。不把老人接回来，你们于心有愧！你们有责任！”临别，她拿过一支自来水毛笔，在我的宣纸册页上挥毫写道：
年轻的时侯
会写点东西的都是诗人
是不是真正的诗人
要看到他老年的时候
冰 心
九、六、一九八六
写完，她认真钤上她十分珍爱的那枚竹根印章。
冰心的诗让我悟出一个美学原理：写作是一种过程。它发轫于苦难，继之于坚忍，成熟于变化，终结于宁静，而敲击电键只不过是这漫长生命链中的小小一环。我又一次想到稻谷，想到支撑在一颗谷粒下面的庞大根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着手根系规划，并努力把根系向着未知延伸。那么，在所有的未知之中什么是最紧迫的未知呢？“人啊，认识你自己！”－－呐喊在阿波罗神庙里的箴言是人类共同的认识论。宏观如飞船登月，微观如质子裂变，人类几乎什么都认识了，却偏偏没有认真去认识人自己。突破闭塞，突破局限，突破因袭，突破懈怠，打点背包，系紧鞋带，我转身面向荒原。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我走向山河大地。
认识自己从认识自己的摇篮开始，中国诗从认识中国山河开始。山静止，河流动，静止刚强，流动柔韧，刚与柔象征昼与夜，它们太极图象一般结构成神秘的空间。山趋向东方，河趋向东方，东方趋向日出－－日出是永恒的无限。
认识山河从它们的源头开始，我攀上青藏高原。走向西宁，走向青海湖，走向日月山，走向大柴旦，走向格尔木，走向唐古拉山……在戈壁瀚海我走成一匹骆驼，我的心跳是我的驼铃。
太
阳
一步
一步
一步 五千
四千
三千 红
红 柳
红 柳
柳 芨
芨 芨
芨 芨 草
芨 草
草 石
石 头
石 头
头 没
短 诗
长 诗
诗
……
？
！
以上的文字就是我攀登青藏高原时的“心电图”：苍天在上，向着太阳走。海拔愈走愈高，气压愈走愈低；植物愈走愈矮，石头愈走愈瘦；路愈走愈长，诗愈走愈短。之后，逐渐走成为一串头晕目眩、心律紊乱的省略号。高原缺氧，举步维艰，前进一步的功当量，相当于沿海地区的五十倍！太阳越走越近，气温越走越低：却原来，并不是愈靠近太阳便愈温暖的哟。这时才理解苏东坡的诗：“高处不胜寒”。高原的冷区别于平原的冷，区别于海洋的冷，区别于季节的冷，区别于一切科学报告或文学描写的冷。这种冷是一种存在，一种物质，一种形态，一种重量，一种弥漫、渗透、腐蚀和瓦解。千年虚空，万载洪荒。印在雪壳上的兽迹仿佛原始部落的摩崖石刻－－冰雪亘古不化，谁知道这些痕迹是什么时候遗留下来的呢？面对万古沉寂我放声呐喊：你就是世界的脊梁吗？声音刚一出口就冰凝在唇边，高山坚韧缄默仿佛石头就是它的语汇：脊梁的使命本是支撑，支撑何需又何暇发表宣言？
耳鬓厮磨，相濡以沫，黄河、长江的源头孪生兄弟般依偎在一起，而源头的源头，又同是唐古拉山麓那晶莹饱满的一滴。向远方！向远方！向远方－－芨芨草是仪仗队，冰塔林是仪仗队，山峦躬身俯首，白云化作哈达，我虔敬肃立于两河之间，目送它们消失在苍茫迷蒙里，并和高山白云一道，向古老东方的两条乳腺深致祈祷和祝福。
四千五百米－－在青海和西藏交界处的昆仑山口，我见到一只鹰。四千五百米是生命线的高度。超越这个高度就超越物质而进入精神－－形而上是哲学。生物的遗迹唯有贝壳，耳廓般的贝壳化石里凝冻着化石般的的海啸。环顾四周，尊尊山头仿佛尊尊铸铁，铸铁被天空用蔚蓝色的丝绸打磨得光洁细腻，在阳光下闪烁着无规则的块状冷光。置身昆仑山口仿佛置身宗教祭坛，荣辱成败，去留进退，高度使一切世俗价值失去重量。空间冻结在这里，时间冻结在这里，生命线之上的生命何在？这时，在时空的夹缝之间升起一只苍鹰。超越寒冷，超越饥饿，超越孤独，它一翅一翅坚忍拍击，一直飞到太阳的近边，之后，就舒展双翼巍然毅然伫立苍穹，仿佛钉在太阳上面一样。如果飞不到这个高度，苍鹰怎么能把辽阔的青藏高原浓缩在自己的双翅之下呢？如果飞不到这个高度，人们又怎会把它称作苍鹰－－苍天之翼呢？仰首瞩望之际尊尊山峦俯身向我并发出掷地有声的质问：“你是鹰吗？”余音回旋缭绕久久不绝：你是鹰吗？你是鹰吗？你是鹰吗……如果说人类面对江河的喟叹是“逝者如斯”，那么面对高山的喟叹就应该是“生者如斯”了。从那，这苍鹰之双翼就如同一册诗集顽强铺展在我的记忆里。
俯伏在鹰翅下面的是湟鱼的世界，羚羊的世界，旄牛的世界－－那么作为跋涉在这个地理层次上的人，究竟会是一种什么生态和心态呢？在青藏高原我结识了一批地质队员。不忘锡铁山：在三千米的高度上我躺倒了。大脑缺氧，三天三夜无法入眠。地质队一位大夫在地质棚里看护我，给我吃药、打针、吸氧，他自己也三天三夜没睡觉。这位大夫三十来岁，北京医学院毕业生。不说话也能猜出他是北京人：一身对襟褂裤，地道的北京人艺味儿。他说，他和他妻子同学，毕业同到地质队。新房就是一顶帐棚，地质箱拼到一起就是床。孩子只能留在姥姥家，五岁了，不认爹妈。格尔木地质队的郑碧玉，二十九岁，北京地院毕业生。在搞矿点普查的一天，她和同伴失去了联系。天一煞黑，气温急转直下，黑色严寒中，出现狼的眼睛。可把郑碧玉吓坏了，孑立山头她厉声呼唤：喂－－喂－－喂……黑色旷野报之以黑色回答：喂－－喂－－喂……呼应声中，分散的狼集结成群，并大海涨潮一般向山头包抄上去。郑碧玉作出唯一可作的选择，她点燃三棵品字形的芨芨草。三蓬火焰－－地质队员的sos！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在郑碧玉的眼睛和狼的眼睛之间，芨芨草燃烧成短暂无声的《命运》。哦哦－－一点，两点，三点……倾刻之间，漫山遍野亮起了电筒的光明，漫山遍野响起光明的呼唤：郑－－碧－－玉……黑色旷野报之以黑色回答：郑－－碧－－玉……地质队员来了，郑碧玉得救了。乌兰地质队一位刘姐，六十年代长春地院毕业生。二十年前一个星期天，因为一块金矿标本不典型，她丈夫老张要去矿点走一趟。刘姐说今天讲好包饺子的，明天去吧。老张说，不去心里不踏实，一准晚上回来吃饺子。饺子包好了，白菜肉馅，精粉细面，一只只浑似玉雕工艺品。下午没回来，傍晚没回来，天黑没回来：只只肉饺冻成了冰疙瘩。地质队加上全县民兵找了三天，才在一条河边的红柳丛里找到了他：怀抱一块高品位金矿标本俯卧在地，老张已然冻成一具冰尸。是饥寒疲惫？是野兽袭击？到底怎么死的，竟成地质之谜。没有烈士称号，没有英模荣誉，老张的追悼会上，五岁的女儿背着和爸爸相依为命的地质队员三大件：一只地质包、一只地质锤和一只罗盘。包带长，地质包一直拖到地上。遗像前则是那块璀璨夺目的金矿石－－那块金矿石是应该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的，它是精神之矿，它的名字则应该叫作“中国地质队员”。
我是站在夔门的门坎上认识长江的。驻足白帝城头我想：就在我站立的地方，“朝辞白帝彩云间”不是也曾经站立在这里？“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不是也曾经站立在这里？“大江东去”、《岳阳楼记》、黄鹤楼诗、《滕王阁序》……多少晶莹流动的篇章，不就是构思在这里？从高原来，奔大海去，二百里巫山横亘在前，不就是想把一部中国诗史腰斩在这里？岷江赶来了，黔江赶来了，乌江赶来了，嘉陵江赶来了：一条条江河呐喊着跳下世界屋脊，波澜壮阔地汇集在巫山阵前，不正是要和那叫作“夔”的独角怪兽进行一场神话之战？不可停步，不可改道，不可后撤：对于战士，疆场即是坟场呀，长江肩负一口口悬棺向着夔门发起决死的冲击。呐喊仆倒在栈道，热血喷洒于岩壁。如果信念失去韧性，如果意志出现锈迹，时间的斧凿怎能劈开空间的领域？没有鲜花，没有绶带；没有铜像，没有石碑；没有来得及为生者包扎伤口，没有来得及为死者举行葬仪。夔门后面迎出一位秀美绝伦的巫峡神女。为什么对于胜利者，生活总是表现出发人深思的对比？长江说：“年湮代远的神话传说，金声玉振的名篇佳构，连同云的纤巧、霞的辉煌、雨的缠绵、雾的含蓄：请接受我匆忙的敬礼。九十里巫峡堪称山水长卷，可是一条大江的追求，又怎能陈列在一座艺术画廊中？”石的刀剑，石的兵书，石肝石肺间露出石的杀机：一百里西陵长峡上，回旋着石头的轰鸣。只该庆幸而不该抱怨的是－－暗礁与险滩组成最后的峡谷，哟嗬－－哟嗬－－哟嗬……纤绳下跋涉出雕塑的力。夔峡雄，巫峡秀，西陵险，长江用流水结构成三个层次的美学建筑，之后，又开始了英勇悲壮的生命之旅。向大海！向大海！向大海！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纪大潮，更等待长江去创造孕育－－如果不能流进大海，再长的江河又有什么意义？
集天下名山之大成，黄山是峰峦的彩墨长卷－－不然，为什么宣纸、徽墨、歙砚都诞生在黄山脚下？以“人字瀑”为基座，以“黄山松”为极顶，作为建筑，黄山更具人格象征。“人字瀑”热烈奔放，勇往直前，川江号子一般呐喊出生命的质感。“人字瀑”的下游有一涧石头，白的如玉，黑的似铁，大的如象，小的似瓜，它们杂沓错落而又互为勾连，作为黄山景观的组成，这一涧石头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匠心独运之作了。精警而又悲哀的是：它们都千人一面的圆。圆得平庸，圆得懦弱，圆得连高大伟岸都让人觉得矮小卑微。在投身激流之初，这些石头不都是棱角分明、形态各异、虎虎有生气的吗？是激流之过？是石之过？面对“人字瀑”我以诗作答：“雷电砍杀你，飞雪冻结你，因为你是一个大写的人。阳光抚慰你，苍松召唤你，也因为你是一个大写的人。落墨在高山之颠，顶天立地，你本身就是人的雕塑。收笔于千里之外，给生活以辽远壮阔的遐思。”黄山松已然活成尊尊生命之碑－－石作母，雾作乳，它们的需求已至生存之酷烈极限。日月辉煌于天，江海轰鸣于地，而天地竟然吝惜一掬泥土而给根须以石头，苍天大地哦，你们难道不为自己的愧对根须而羞惭内疚吗？黄山松舍弃花朵，舍弃叶片，舍弃作为树木所本该拥有的一切，而只保留骨骼：黄山松懂得，生活最终只承认骨骼。三次拜谒黄山，幸有一次在山之极顶邂逅“黄山雷”。第一声饱满浑厚，仿佛一滴浓墨落进云层，音响被云雾吸收后，又毛茸茸、绿葱葱地濡染开去，于是石尖上、草叶上、松针上挂满晶莹圆润的雷。第二声锋利而果敢，它把云层割开一个缺口，便阳光一般灼灼流下。黄山把雷拥抱在宽厚的胸膛，并把它化作满腔热血。热血贴着石壁，流成一个大写的“人”字。第三声是闪电和悬崖的撞击，像石謦，但有金属感。铮铮轰鸣中七十二峰拔地而起，结构成一支巍峨的歌队。刹时间，天地间回荡着它们的作品－－一部由奇、险、雄、秀四个篇章组成的《黄山合唱交响诗》。绝处在云海：黄山不时厕身云雾，用亦虚亦幻、若即若离以保持不衰的魅力。黄山创造了一条独特的美学原则－－艺术应该懂得适时隐蔽自己。
我走向建筑艺术－－
长城教给我雄浑，故宫教给我博大，大雁塔教给我肃穆，塔尔寺教给我丰富，布达拉宫教给我崇高，灵隐寺教给我宁静，西双版纳竹楼教给我色彩斑斓，江南园林教给我微雕一般的玲珑剔透和钟表一般的精致严密－－而我们祖国则是这一切的总和。祖国疆域结构的本身，就是一座天造地设、鬼斧神功的建筑艺术经典。她的存在启示我领悟和汲取美的全部！
作为凝固的音乐，颐和园长廊和中山陵阐释了一个美的奥秘－－律动。七百米颐和园长廊由273个间隔组成，这恰似一支由273个乐句组成的《节奏随想曲》。游人初入公园精神爽朗、腿脚劲健，长廊便质朴平淡、悄无声息地展开自己的木质彩绘结构。及至三分之二下来，或恐精神倦怠，或恐腿脚疲累，长廊明白不可蹉跎延宕、应该适时求变了。于是它果决顺应万寿山势，依倚排云大殿转了一个半圆，以一个富于弹性的弧形打破往往会致创造于死命的高层次上的自我重复。之后，长廊便一路阿娜多姿、一路款款前行了。铜亭、听鹂馆、画中游：长廊以比肩接踵而又形神各异的的景点强化色彩的对比和内涵的丰富。正当游人兴致焕发、渐入佳境的时候，长廊出人意料地兀自收足，戛然而止了：它把不尽的魅力留给那一艘正待启锚升帆、驶向未知的巨型玉雕－－昆明湖石舫。中山陵是当代建筑家吕彦直的作品。一步，一步，一步，392级石阶步步向上，及至登上极顶回眸鸟瞰，而又一个石级也看不见了，偌大一座陵墓浑若完成在一块玉石上的雕刻。392级石阶被博爱坊、碑亭、铜鼎和享殿间隔为四个段落，仿佛一部静卧在青山怀抱里的四乐章《安魂交响诗》。贵在向上－－作人向上，作鬼亦向上。纵使走成铜像，依然颤颤策杖，依然巍巍前行：向上一步的价值，超过九十九个平步的总和。不然，为什么连音符的序列都耐人寻味地被称作为“音阶”？
我走向造型艺术－－
走向故宫博物院，走向陕西博物院，走向卫青、霍去病墓，走向龙门石窟，走向大同石窟，走向麦积山石窟。终于，我站立到我心驰神往、顶礼膜拜的东方卢浮宫－－莫高窟的门前。和我并肩站立的，还有一颗英俊挺拔的白杨树。我一一叩击艺术圣殿的大门，492窟发出492记珠圆玉润、引商刻羽的回响。翅膀无国界，《飞天》应该作为诗之羽翼超越时空归于永恒；《反弹琵琶》则是玉臂维纳斯。山水、建筑、征战、狩猎、农耕、歌舞、饮宴、神仙、鬼魅，乃至一头剽悍的野牛，一匹温驯的麋鹿：45000平米壁画，2500尊彩塑，1600年时光－－人类该怎样去认识并发掘这座东方艺术宝库呢？顾名思义：敦煌－－壮美。“美”这个字的本身，不就是“羊”和“大”的组合？如果说莫高窟是一种积累，一种贮藏，那么四川大足石刻就是宏大而又精确的规划了。远在唐末宋初，就有一位叫作伏元俊的人，设计并实施了一个伟大的雕刻工程：他围绕一座宝鼎山，创作出一组由6万尊石像构成的佛教连环经变像。从佛之诞生，到佛之涅 ，其间穿过天堂、地狱、人间三个境界，这种构思，恰似一部石质的《神曲》。石质《神曲》，却比但丁早了420年！6万尊石刻中，最大的33公尺，最小的只有三公分。大约是为了对历史负责吧，在首尊石刻之一侧，伏元俊为自己打制了一尊雕像：他谦恭平静地站立于时间长河之岸，在耐心等待历史的评判。就在我和伏元俊静静对视的刹那，一千年时间差骤然消失，冰冷的石头转瞬恢复了古老的生命：苍颜浩首、步履蹒跚的雕塑大师一手持锤，一手持凿，一步，一步，一步，他走入自己作品的森林，两眼闪烁着孩子般的惊喜。一尊，─尊，一尊，大师摩挲着尊尊石像，缄默无语，他以心和石头对话。大师走进天堂－－石庵、石庙、石的经书；石香、石火、石的烟缕。“地藏佛”依然忠贞？“玉印佛”依然倜傥？“媚态佛”依然亲昵？有累你了千手观音：1007只手上握着1007件劳作工具。1007件工具，砸得开自己身上的枷锁吗？大师走进地狱－－石雷、石电、石的暴唳；石镣、石铐、石的冤屈。耕耘者披枷耕耘，哺育者戴锁哺育。锁不住的是一管竹笛：一曲《月亮出来照半坡》，和六道同步轮回不息。大师走进人间－－石的稻麦菽稷，石的婚丧嫁娶。一颗温暖的泪珠，将使潜伏在人类肌体深处那名为“冷漠疏远世纪症”的病毒惶恐颤栗。走到最后一尊作品－－等待圆寂的释迦牟尼身边，大师停住了脚步。庄严地、虔敬地，他用一种缓慢得让人痛心的速度，把铁锤举向额头近边，一瞬，也仅止是一瞬，铁锤便鹰隼一般俯冲而下，完成了技术精湛而又灵感丰沛的一笔。卧佛安祥辞世，大师也轰然倒下，耗尽最后的智慧和精力，他仆倒在释迦牟尼合上眼睑的瞬间。寂静中，锤和凿依偎着、搀扶着飞向巍巍苍穹。一个像太阳扇动翅膀，一个像月亮扇动翅膀，它们用轮回不息的光芒照耀着一行诗句：释迦牟尼创造世纪，锤和凿创造释迦牟尼。美，众神之神。
别了，山河艺术。
别了，建筑艺术。
别了，造型艺术。
当我把一部由山河、建筑和造型艺术组成的《东方结构美学》珍藏于心的时候，我想到西域取经。祖国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典籍，中国诗歌有自己的玄奘吗？
回转身来我重新审视家园。站定百里石堤，面对苍茫大湖，我眼前又出现吴凡的水印木刻《蒲公英》。纷纷扬扬的蒲公英哟，如花似雪的蒲公英哟，你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根须吗？你们的根须又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泥土吗？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自17岁起，我在洪泽湖畔生活了40个年头。悲欢离合、世事沧桑，洪泽湖水早就浓缩为血液回荡在我的血管里。可是要说到深刻了解她的精神、真切体验她的感情，准确把握她的品位，明晰描摹她的灵魂，倒又像湖水一般迷蒙漫远起来。
于是，我认真作了一次环湖之行。
洪泽湖是刚烈的湖，从湖西陈胜吴广揭杆而起的大泽乡，到湖东新四军一个连队全连殉国的刘老庄，洪泽湖的波浪拍打着多少白发苍苍的诗剧。从韩信、项羽到粱红玉、关天培，淮阴自古出壮士，几乎家家都有兵。抗日战争期间，湖岸200个村庄，户户是堡垒，村村是战场。沿湖行走，就好像走进一座环形的民族英雄记念堂。在环湖之行中我惊奇地发现，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抗日战士中，有一位光荣的士兵，它的名字叫“诗歌”。在马背上，在战壕里，在家书中，在墓碑上，诗歌与号角同在。1943年，在山子头战役结束后的4月18日，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请来了陈老总、张茜、邓子恢、张震和范长江，在一座叫作大柳巷的沙洲上，陈老总写下著名的组诗《大柳巷春游》。第一首《试马》就是诞生在马背上的作品：“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春郊试马优游甚，难得浮生似白鸥。”－－抗日战争中，诗歌正像洪泽湖的白鸥一样，一只翅膀拍打着战争，一只翅膀拍打着春天。在紧邻湖岸的雪枫陵园里，我看见年仅37岁的师长彭雪枫将军的遗物。在半城彭雪枫给他热恋中的林颖写过37封信。从那情愫之热烈、构思之独特、文字之清丽来看，37封信，就是37篇散文诗。甚至连下达命令都用诗歌：他整饬部队，严肃纪律，命令士兵爱护老百姓，就在1941年第10期《苏北大众半月刊》上写下一首名为《题赠》的新诗。赠给谁？赠给战士，抗日战士是他生死与共的同志和友人。在朱家岗，第26团在反扫荡中一夜阵亡72位烈士。枪声刚刚停息，硝烟还未散尽，团宣传股长叶英就创作了长达416行的长诗《血战朱家岗》，并把这首长诗写在日后修建的陵园院墙上。之后，敌人进犯洪泽湖，面对这首长诗，他们用枪击，用炮轰，诗歌和烈士墓墙一道仆倒在洪泽湖边，成为纪念牺牲的牺牲。刘老庄已然被朱德总司令写进他的名著《论革命英雄主义》里，成为威名远播的民族胜迹。碑文是一篇感情悲壮、文采斐然的当代《国殇》。它的作者是当年创造社作家、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历史埋葬在大湖畔，诗歌呐喊在波浪中，洪泽湖之魂，诗之魂。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都过去了，而诗歌应该昭示未来。生命科学告诉我们，如果地球的历史是24小时，人类历史只是24小时中的最后一秒钟。对于包含在一秒钟之内的昨天和今天，历史该如何断代呢？纵使人物可以断代，事件可以断代，血泪可以断代，尊严又如何断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20世纪的哲学，中国抗日战争是战争的哲学。
忘不了一次诗歌朗诵会。那天，黑云挤进船仓里，雷霆挂在雨丝上。我和一二十个年轻人齐聚一条渔舟，各自朗诵各自的诗歌新作。烟草、烈酒、热汗和诗的韵律在木桨和鱼网之间撞击着、融汇着、弥漫着、升腾着。会间，女主人拉来她刚满3岁的孩子，把他往仓中一放，羞涩腼腆而又兴奋自豪地说：“他会背诗！”一语未定，举座皆惊。大家问：“会背什么诗？”孩子脱口而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了两句，卡住了。此刻，水天之间，一片寂然。母亲痛苦地望着孩子，那种眼神，不亚于农民瞩望新芽，不亚于士兵瞩望信号弹，不亚于天文学者瞩望一颗世纪新星。一个铭心镂骨、石破天惊地等待，接着，孩子又清脆响亮地说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母亲深深吁出一口气，猛地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两眼闪动晶莹的泪。从那，孩子的声音一直在我心头缭绕。我想，20世纪90年代，竟然有这么一位渔家妇女，竟然把唐诗作为孩子的启蒙篇，并为这种启蒙流出珍珠般的泪水。唐诗如果地下有灵，也会为这位渔妇的流泪而流泪的吧？面对艺术的“永恒”，站立于新世纪门坎上的诗歌应该作出怎样的思考和回答？
第二天，我有幸观赏了湖上日出。辉煌而不眩目，博大而不虚幻，巍峨而不冷峻，飘逸而不轻佻－－这是区别于高山日出、大海日出和平原日出的日出。是有形的音乐，无声的戏剧，是超越在这一切之上的大自然的宗教。在离我们不远的一条小船上，遇到一位县文化馆的青年摄影者。为了等待这次日出，他在船上漂了整整半个月。卷起袖管、裤管，密密麻麻全是蚊虫斑。他说，洪泽湖上日出月月不同，天天不同，发现和表现湖上日出的独特和丰富，是他此生的追求。日出应该是文学最古老的主题了，可是最古老的主题偏偏最新鲜。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是一部《艺术哲学》。我想到镌刻在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皿上的《汤盘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穿过时间，穿过空间，一首白发苍苍的中国诗歌向未来发出铜质的召唤：创新！创新！创新！
该如何描写渔民的劳作呢？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终生只作一件事：撒网。他们了解洪泽湖，熟悉洪泽湖，就像了解和熟悉自己的手掌。仰首知道风向，俯首知道鱼向，耳朵贴在舱底上，听得出鱼的多少。纵使这样，也还是十网打鱼九网空。他们不失望、不急躁、不厌倦，只是坚持把未来撒向湖之最深处。是小鱼，就放回水里让它慢慢长大。有不好吃、不能吃、甚至不值得吃的则随手扔掉，毫不游移和惋惜。他们追求，他们发现，他们开掘，目标只有一个：生动、鲜活、硕大的鱼。在鱼网的抛撒和收拢之间我想：诗人的本质不就是渔民吗？作为渔民，我们有自己的湖吗？十网打鱼九网空，我们也不失望、不急躁、不厌倦，能够以终生为代价坚持一网一网地耐心捕捞吗？而我们捕捞出来的，都是生动、鲜活、硕大的鱼吗？
淮河发源桐柏山，流经洪泽湖，注入黄海，它的流域小，流程短，不能算是一条大河。因为流域小，流程短而不能充分展示河流的风采，也是淮河的缺憾和不足。可是淮河不苟安、不自悲、不气馁，它以万里长江为追求，伸展波浪的柔指，一粒粒、一捧捧地聚集泥沙、堆垒泥沙，从而为在江淮平原上建筑起自己的“淮河三峡”，从而为战胜单一，战胜平庸进行艰苦漫长的准备。进入洪泽湖，跻身中国五大淡水湖的行列，就是淮河的光荣和梦想吗？不，决不！于是千百年来，巍巍大湖压抑愤懑、焦灼不安，于是惊涛裂岸，于是水患频仍，于是苏北大地数十个县区中，有几个县区的名字不带着水字偏旁？直到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毛泽东那飞动潇洒、恣肆汪洋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八个大字镌刻于一尊巍峨石碑，矗立在大湖石堤上。苏北百万民工经过惊天地、泣鬼神的舍命奋斗，淮河才得以庄重沉稳的大家风范和黄河、长江一道联袂流入大海，才得以圆了少年时代的尊严之梦。在淮河的引导下，我一路横穿苏北平原来到黄海之滨。在河与海的交汇处，我有幸见到多年难得一见的“虎头潮”。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自然历史景观：那一天，秋风自西，黄海自东，压得淮河从中段突起。弓形的河面，仿佛举重者的肌腱。受阻的黄海被激怒了：波浪肩披黑发，口衔白刃，比肩接踵地开进了喇叭口，淮河之尾迅疾聚集起一个黄海兵团。不呼啸，不呐喊，面对秋风，黄海兵团一步一步向前逼进，淮河的肌腱也就愈发地兀兀然、铮铮然了。忽地，一颗水珠射向天空，晶莹、凝重、饱满，像是肌腱中迸出的血。就在秋风惊恐游移的瞬间，一尊、两尊、三尊、千万尊波涛从喇叭口涌进淮河，向秋风发起了总攻。黄海推着淮河一路西去，仿佛苏北平原上行走着一座山。船在山颠，云在山腰，观潮人在山脚，天上地下，久久回荡着虎啸也似的潮声。
当晚，我只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话：洪泽湖－－我的母亲！
写完这句话我才兀然意识到：属于我的那朵蒲公英已然生出根须，而且它的根须已然深深扎进大湖之畔的精神沃土中。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阴差阳错、鬼使神差，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份画刊上邂逅了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国家雕刻公园”，因而得知了这座公园的作者古斯塔夫.维格兰。维格兰生于1869年，卒于1943年，我们头顶过同一方蓝天，脚踏过同一块大地，应该可以算作同一时代的人了。年方23岁、还在巴黎学习雕塑的维格兰便展示过一组由人体群雕和喷泉结构而成的雕刻模型，并预言，他将把他的模型变成真正的作品矗立在祖国大地上。之后，维格兰以10年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围绕一座喷泉、矗立着20棵以青铜铸成的生命之树。从人之降生，到人之辞世，维格兰在20棵青铜之树上谱写了一阕充满向往、探索和温暖、眷恋的生命颂歌。20棵树中，第一棵树上是蜜蜂一般簇拥嗡嘤的婴儿，接着是孩童、是少年、是青年和壮年，转瞬即是无可回避的垂垂迟暮。在最后一棵生命树上，一位老人死死抓紧枝干挣扎着、呼唤着、哭泣着，两眼充满无限的惊恐和无奈。这之后的13年，维格兰又完成他的第二部作品：围绕“人体柱”由36座人体组成的雕刻群。“人体柱”由一根10多米高的花岗岩石柱雕刻而成，石柱上是100个或上升或下落的人，上升者奋争，下落者求助，超越一切伫立柱顶的，是一尊巍然直立瞻望日出的人。第二部作品比较第一部，艺术上突出持重沉稳，精神上突出从容坦荡－－从对人的理解出发，维格兰刻意求变了。第三部作品是完成在58根桥栏上的58尊铜像。最后的作品是由7个不同年龄的男女缠绕在一起的可以运动的圆周，它的名字叫作“生命车轮”－－连结而又运动，不正是人生的本质？维格兰一生劳作在工地上，一生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禁闭在工作室里，除了妻子和几个十分亲近的朋友，谢绝一切来访。而他的工作室，其实只是一间简陋潮湿、墙上长着蘑菇的柴席大棚。
在维格兰的125座雕刻作品中，有一座描写一个孩子骑坐在母亲脊背上，母亲则温驯地黄牛一般俯伏于地。孩子拉着母亲的辫子仿佛拉着缰绳，母亲则表现出神圣庄严的平静、服贴和满足。这座雕刻的名字，叫作《母亲》！
维格兰给我以振聋发聩、镂骨铭心的震撼。叮咚！叮咚！叮咚……，不疾不缓，不屈不挠，一个遥远而又熟悉的韵律车轮一般出现在记忆的地平线上并向我隆隆驶来。铺天盖地的叮咚声中，当年在洪泽湖边采石场上目睹的场景又在我眼前清晰生动地复活起来。还是那位苍颜皓首的老石工，还是那尊大地骨骼一般突兀粗砺崛立湖岸的石柱，依然在寻觅，依然在等待，而那尊大湖石柱所耐心寻觅和等待的，不正是我当年写在笔记本上的神秘词汇－－诗雕？
诗雕引发诗思。
万里长城的祖国，莫高窟的祖国，大足石刻的祖国，故宫博物院的祖国：新世纪中国文学不是正在呼唤恢弘、博大、巍峨、精深的建筑品质和规模？更何况中国诗歌正置身一个开放变革的时代，一个超常规的时代，一个反常规的时代。变革时代出奇迹－－历史又一次把中国诗歌引导到三峡之前。是巍巍夔门造就大江东去，还是大江东去造就巍巍夔门？值得警醒的是：为什么诗在诗的国度被疏离淡漠，而且被疏离淡漠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症结之一，我以为是诗歌的手指疏离了民族精神的主动脉。什么是民族精神主动脉？那就是对祖国九死不悔的的爱。诗的国度为什么尊崇屈原为诗宗？因为屈原的两只臂膀，一只拥抱着祖国，一只拥抱着诗。连死都选择五月，五月萌动阳刚之气。不然，诗的中国为什么偏偏选定五月作为自己的诗人节呢？历史以诗认识屈原，而尊崇他的人格更超过他的诗。战争难，和平更难。无枪之战赋爱国主义以更为独特、更为深刻、更为强烈的内涵和形态－－可是为什么诗歌偏偏在民族精神的主动脉前表现出自己的尴尬与无奈？是不愿？是不能？是不敢？面对世纪之门，诗歌当警惕失重。置身诗人如过江之鲫的时下，最切实、最紧要的还不该是诗的品质？还不该是诗的风骨和操守？
立“时代·人民和美”为旗，我结构并实施我的写作规划：诗雕公园。哪怕只是几间茅屋，哪怕这几间茅屋即将为秋风所破－－不然，当如何回答洪泽湖畔的铁锤和昆仑山口的鹰呢？维格兰表现生命，我表现生命的生命－－灵魂。民族灵魂的尊严，不正是它的思想文化的尊严？于是，我把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诗雕最初的群落。这个群落以“尊严柱”为中心，围绕它的，是一片石质的常青树。
“尊严柱”是生命之象征，它是一切尊严之源。
我把尊严柱命名为《母亲》。
围绕“尊严柱”，我雕刻“尊严树”。
《艾青》,我雕刻诗歌之树。
《聂耳》,我雕刻音乐之树。
《章太炎》,我雕刻国学之树。
《齐白石》,我雕刻美术之树。
《梅兰芳》,我雕刻戏剧之树。
《陶行之》,我雕刻教育之树。
《林散之》,我雕刻书法之树。
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一锤一凿我为尊严雕像。雕塑尊严本身就是尊严，尊严使工作方式升华为生命方式。叮咚，叮咚：我给锤凿以缄默，锤凿回报以呐喊。我强烈而又清醒地懂得，支持我锤起锤落的全部力量，是我血肉之躯一般的苏北大地。远离喧哗骚动，远离功利浮躁，我获得创造层面的宁静。古今中外，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是在宁静的心态下写成的。不企羡伟大，但我固守宁静。写作过程中，职业腰疾不时从背后阴险袭击。镂骨铭心，无可言状：因为语言所能表述的痛苦已然不是真实的痛苦。熟悉痛苦，接纳痛苦，转换痛苦，我把笔记本电脑放置枕边，侧身卧床用一根手指弹奏键盘。开启电脑，面对屏幕，我总获得面对洪泽湖水的感觉。湖鸥掠过大湖，白云掠过大湖：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置身黎明倾听大湖的神秘启示－－心静如水。如水宁静中弹奏电键，我用心灵和神明对话。无怪凡高舍弃耳朵：能够以心和神明对话的人，还要谛听甚么呢？仿佛战士捐躯沙场，我选择书桌为墓地。世上还有什么能够羁绊一个择好墓地的人呢？生命终极，我的手指将缱绻依偎在四个电键上。这四个电键是“vxuz”，因为弹奏它们，我那蓝色洪泽湖水一般的屏幕上便会生动、鲜活的大鱼一般跳出四尊诗雕般的黑字：珍 惜 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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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赵恺
唐伟
诗人赵恺，为人谦恭，正直善良。读其文，情真意切；见其人，心生敬意。能与先生相识、相知，是我的幸运。
十几年前，我在淮师读书，记得在一个飘雪的夜晚，我有幸第一次聆听了赵恺先生的精彩讲座《文学与人生》。讲座从下午四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可以感觉到，为了这场报告，先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密密麻麻的手稿，足足准备了十几页纸。近三个小时的报告，中途没休息，先生从苦难人生、曲折爱情到重获自由后的创作，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一气呵成。窗外夜色渐浓，室内暖意融融，演讲者谈笑风生，聆听者聚精会神，似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晚餐。就在讲座快要接近尾声时，有些女生坐不住了，悄悄离开座位，去食堂就餐。主持人随即友情提醒，让大家稍等片刻。先生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风趣大度地说：“没关系，这就是精神与物质的抉择！看来，还是我的报告不够精彩，是我让大家饿肚子喽。”全场又是一阵掌声。
那场讲座让我记住了先生的激情、睿智和幽默。
2004年春天，中共淮安市委在淮阴中学为先生举办了“赵恺诗歌朗诵会”。我得到消息，带了两个学生参会。朗诵会级别之高，让人侧目，市长主持，市委书记致辞，宣传部长现场背诵诗人作品《母亲》，把朗诵会推向高潮。我和学生躬逢胜会，深受感染，回到学校以后，我和学生精心准备，有模有样地上演了一场乡村版“赵恺诗歌朗诵会”。事后，我把活动图片发给先生，先生非常激动，当晚给我发来一封电邮：拼板櫈当舞台，卷课本当话筒，以禾苗作背景，以秧歌作伴奏：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中国之一隅的苏北，苏北之一隅的淮阴，淮阴之一隅的蒋集，一所叫做蒋集中学的乡村中学，乡村中学的一个班级，在田野之一侧举办了一次“赵恺诗歌朗诵会”！振聋发聩，石破天惊。抚今追夕，感慨无限。“赵恺诗歌朗诵会”不重要，“诗歌朗诵会”重要。诗歌是人类的良心。中国是诗国。诗在良知在，诗亡良知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孩子是在保卫乃至拯救良知。如果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们知道当会作何感想？如果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知道当会作何感想？诗歌眼里闪着泪光。
如今重读这封电邮，我依然感受到先生对诗歌的热爱，对艺术坚守的良知。
2013年春天，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吴清云（码头中学语文老师，已退休）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散文，让我转给赵恺先生，想请先生润色。吴清云老师是码头镇人，赵恺先生的妻子在反右运动时曾落难码头镇，码头与先生有命运联系，先生尊重码头和码头人。收到吴老师文章后，先生没有丝毫推迟，一字一字修改，一句一句斟酌，修改好又电邮给我，请我转给吴老师，征求吴老师的意见，来来回回修改了三稿，直到吴老师满意为止。先生还把文章推荐给当地一家报纸，限于版面，文章被节选部分发表，先生不满意。后来先生又推荐给一家杂志全文刊登。吴老师请我转达对先生的谢意，先生说：“能被吴老师看得起，这本身就是一种尊严，不必言谢。”
先生真诚待人，不计名利，让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