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皇汉，我骂你满遗，都2021年了还争这个，站哪边都很蠢
中学的历史课本中有少数民族的汉化这一内容，对这一过程许多人也都耳熟能详。在网上历史爱好者的各种争论中，民族问题也是热点话题，“皇汉”“满遗”这样负面的标签也是贴的飞起。但实际上，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既然有少数民族的汉化，那必然也就会有汉族的“胡化”。
比如我们都熟悉的三国时代结束之后，晋朝一统天下，但好景不长的是，在西晋统一不过51年之后，晋王朝便伴随着“五胡乱华”的到来而宣告终结。至此中国北方便陷入了各游牧民族互相缠斗的混乱局面当中，晋皇室则南迁至建康（南京），并在此重建东晋，北方却从此进入少数民族主导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大量的汉人胡化问题。
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
民族与血统问题尽管是历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但由于血统问题无法仅通过文字来获得确凿证据，就这一点来说，即使依托今日科技，也很难证明一个人的血统是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既然从血统上难以区分，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别的办法了呢？这当然不是。与血统相比，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所谓的“文化”，即以是否接受汉文化为根据来判断此人的血统。其实这一点早就被人们用作是评判胡人是否“汉化”的依据，我们说像北魏孝文帝改革或是元朝、清朝的汉化问题，都是在讨论鲜卑族或蒙古族、满族是否接受汉人的文化与习俗，而非在讨论其民族是否改变成为了汉族。
既然文化在“胡化”或“汉化”问题上是主导性因素，那么我们便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看汉人的“胡化”问题。众所周知的是，西晋的灭亡除自身的腐败不堪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谓的“五胡乱华”事件的发生。简单来说便是，北方以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强劲的胡人部落为主的若干游牧部落，趁西晋爆发“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顺势南下，并在316年攻破西晋都城长安。北方至此进入“十六国”的混乱时期，直到439年，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一统北方各政权，才算是结束了这长达一百多年的乱局。
北魏孝文帝
北魏的一统并非意味着汉人胡化的结束，尽管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但北魏灭亡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乃至随后的隋、唐两朝，都可以清晰的看到“胡”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有人说正是有了胡人文化的注入，汉文化才得以注入新的发展活力，进而才在大唐出现了海纳百川似的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
北魏佛像
婚姻当中的汉人“胡化”
文化层面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深为我们所骄傲，也正是在于其数千年来一直以坚韧不拔的姿态挺立在世界东方。而要改变或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婚姻则是最为直截了当的一种方式。其实在今天看来十分复杂的胡汉问题，对于当时生活在北方尤其是胡汉杂居之地的普通百姓来说，都不成为一个问题。他们不像读书人那样有什么“夷夏之防”，许多“胡人”仅凭外表来看也很难分辨出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况且他们多年与这些游牧民族打交道，也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存在。除“五胡乱华”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汉人事件外，大部分时间里，汉人与胡人之间是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相处，在这种互相杂居的条件下，彼此之间的通婚则使胡汉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五胡乱华
纵观整个北朝，在北魏之前的诸多由胡人建立的国家里，高层很少与汉家女子通婚，但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随着北方王朝推进的“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与朝中汉臣的女儿通婚。我们以往往往将这视作是胡人的“汉化”倾向，但我们若反过来想想，这何尝不是汉人的一种“胡化”呢，毕竟胡人才是王朝的统治者，汉人女子才是被选择的一方。如果说上层还有许多胡汉之间的顾虑，那么就底层百姓来说，什么胡汉问题都不是问题。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胡人与汉人之间早就通婚了。在以往的认知里，这都是胡人汉化的依据，但这岂不是也正是汉人出现“胡化”的依据吗？
有人要问了，汉人“胡化”之后有什么特征吗？这一点其实可以在婚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一些迹象。北魏时期的鲜卑族尽管已经仿效汉人进行改制，但此时他们依旧保留下大量的母系氏族的遗风，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也较高。朝廷里的皇后、太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便多亏了冯太后，民间亦是如此。在这样的文化风气下，汉人家的女性受其影响，其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在公开场合与各种社交活动当中，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在各种活动中十分活跃，其拥有的权力与鲜卑族的女性也不相上下。在家庭中，汉人女子的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被动地位，女性的“妒悍”现象在北朝是十分突出的，女性对丈夫的管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如果丈夫“出轨”而妻子不采取措施，反而会被人耻笑，这一点到隋唐时代都没有改变。隋唐时代的女性地位之高在历朝历代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影视剧中的冯太后
北朝皇室的胡化问题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公元550年，东魏权臣高洋在废掉东魏孝静帝之后自立为帝，北齐王朝由此建立。谈起北齐的建立者高氏家族，便是一个很好的汉人“胡化”的典例。高氏家族的奠基人高欢因祖父犯法不得已移居怀朔镇（今内蒙地区），自此长年与鲜卑族人打交道，其生活习俗已完全鲜卑化。无论如何，高氏家族是汉人家族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在长年与胡人部落混居的过程中逐渐鲜卑化也是毫无疑问的。
高氏家族的胡化特征至高欢时已经十分突出，高欢作为一位汉人，其“字”却称为贺六浑，这很明显是一个鲜卑名字，其子高洋，也就是后来的北齐开国皇帝，也有一个鲜卑名字“侯尼干”。名字一般可以很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高氏家族名字的鲜卑化证明了其鲜卑化的程度已十分之深。除名字之外，高氏家族的通婚圈子也十分“胡化”，他们几乎不和汉人通婚，而大多与鲜卑贵族子女结成婚姻关系。
影视剧中的高洋
正如上文所说，婚姻是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的重要渠道，通过与鲜卑族的婚姻，高氏家族在行为上也日渐鲜卑化。高欢的父亲高树生性十分豪爽，与常年混迹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无甚差别，高欢则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鲜卑话，在军队发出号令也大多使用鲜卑语，只有在汉人官员在场的时候才会说汉话。高洋则连汉服都不怎么穿，他时常穿着胡服在城内行走，史书记载他“坦露形体，散发胡服”，至于高洋之后的高氏子弟在史书中则只留下了“粗鄙狂暴，好勇斗狠”这样的记载。由此可见，高氏家族不但在行为上已经近乎完全鲜卑化，而且在内心也一直以鲜卑人自居。在高洋与他人的对话中，他已经把自己与“中国人”即汉人之间区分得很清楚了。在北齐时代，宫廷内外充斥着胡乐与各种西域风格的舞蹈，甚至他们喜欢的宠物都是“波斯狗”而不是中原的狗。当然，高氏家族在建立北齐之后也仿效北魏推行汉制，在朝廷制度上汉制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依然无法掩盖高氏家族的鲜卑化倾向。
北齐时代的壁画
文史君说
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不存在单纯的汉人胡化或胡人汉化，任何种族之间的交流都会给彼此的生活与习惯打下烙印，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对于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汉化还是胡化对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有特别的意义。而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普通人，除了极端的战争形态之外，很多时候其实胡化或汉化都不能称之为一个问题，普通人所面对的只是生活而已。而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在今天再去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分出个高下优劣，甚至为这个争得大动肝火，这就更加没有必要了。对于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人来说，不管是我们的所谓血统，还是文化，都是几千年来各族之间多向融合的一个结果。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只要把它们当做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接受下来就可以了，非要分个高下然后选个边站，真的很蠢。
参考文献
徐璇：《论北齐的胡化汉化问题—以北齐高氏家族为中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张俊飞：《婚姻所见魏晋南北朝之胡化现象》，《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12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