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钱的大亨——卢作孚

1949年的中国，天翻地覆，国民党一败涂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猎猎飘扬。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二十艘轮船停留香港。何去何从？当时卢作孚至少有四条路可走：一是去台湾，张群、叶公超等政要都一再劝说；二是去美国，挚友晏阳初会为他安排好一切；三是留在香港，天时地利；四是北上回大陆。

卢作孚选择了最后一条路：北上。他的内心并没有过多的纠结，因为他的根在重庆，他只是回家。他说：“我对事业负有责任。”然而，壮志难酬，三年后，卢作孚便吞下过量安眠药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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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秋，四川泸州忠山上，霜叶染红，秋草弥香，年轻的恽代英和卢作孚站在高高的山崖上举目远望，层林尽染的秋色山光也吸引不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忙着“唇枪舌剑”，激烈地辩论着中国的未来与出路。恽代英主张暴力革命，他自称“我是一颗炸弹”，要以武装斗争方式救国救亡。他的好友卢作孚提出异议：“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使人无法抵抗。”一直以来，卢作孚都坚持以“微生物”的方式改良社会，努力践行实业救国路。

卢作孚

卢作孚富于理想，更勇于实践，他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四川办实业，必须先解决交通问题，当时四川与外界交往主要靠水路，他便想要办航运。1925年冬，他在重庆合川老家创立民生实业公司。那是川江航运衰微期，扬子江上游，五彩缤纷的外国旗轮船随处可见。但卢作孚天生不服输，他认为：“白种人做得到，黄种人亦做得到；日本人做得到，中国人亦做得到。”他东挪西借了八千元，购买了一艘七百吨的小船，取名“民生”号。公司没有办公室，就在县城一座小庙宇内设立事务所。

小小的“民生”号，以蚍蜉撼大树之势，与外商竞争。卢作孚是幸运的，仅十年光景，民生公司就发展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拥有四十七艘轮船，总吨位两万吨以上，承担长江上游一大半运输任务。川江上漫江飘舞的万国旗中，有一半为中国旗，卢作孚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船王”。

这一切都离不开卢作孚和他的“民生精神”。

在民国，很多商人在商不单单言商，他们利来利往，但更重社会责任，卢作孚是其中的标杆人物。他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他办公司的终极目标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全分掉，而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让更多的人分享公司的成果。他把民生公司的经营宗旨拟定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并提出了个人为企业服务、企业为社会服务的经营信条。他要求每个职工都要追求这样的境界：“人生的快慰不在于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卢作孚多次在民生公司大会上阐释他的“民生精神”：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能力，都能帮助所服务的企业，使企业能切实帮助社会。在民生公司，董事会只享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无论投资多少，每个股东最多只能有两票议决权，所以永远不会有控制公司的大股东。但开董事会时，卢作孚会把重庆最好的饭馆如白玫瑰、小洞天包下来招待股东，还给小股东发放车马费，请他们免费乘船游览三峡，让他们觉得很有面子。

卢作孚的“民生”号

“民生精神”，这面旗帜一直高高飘扬在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精神高地。自创办民生公司起，卢作孚就把人的因素看作企业的“命根子”，把人的知识和技术提到首要位置。他坚持低级人员考、高级人员找，以及大才过我、小才过考的用人制度，从不徇私情。当时炙手可热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卢作孚推荐一名大学生，卢作孚经过调查了解后，发现此人有抽大烟的恶习，坚决不予录用。

卢作孚是追梦人，但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要求每个职工努力帮助事业、帮助社会的同时，也要求企业、社会尽量满足个人及其家庭需要。在民生公司，员工们从没后顾之忧，每个人可依赖着企业工作到老，不会有职业恐慌；如其老到不能工作了，则退休后有养老金；任何时候死亡都有抚恤金。与“脚蹬石头手扒沙，当牛做马把船拉”的船工生活相比，进了民生公司大门就意味着登上了幸福生活的快车。卢作孚为民生公司职工建造了一个静谧和谐的“花园世界”。若干年后，他的孙女卢晓蓉在《花园世界的追梦人》中描述：宿舍顺山而下，村与村间有蜿蜒起伏的小路彼此相连。职工宿舍多为土木或砖木平房，与现代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相比未免有些简陋，但房舍周围精心建造的花园景观，却是今人很难享受到的。船厂雇用了一个花匠，常年打理着这个大花园。花园里一年四季都盛开着各种应时的鲜花；青石板砌成的小路两旁也种满了青草与灌木。月季、茉莉、蜡梅、栀子花、美人蕉、黄桷兰、牵牛花、麦冬、万年青……还有燕子、喜鹊、知了、螳螂、金龟子……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的“村民”们，彼此都相亲相爱、如同一家，记忆中仿佛从未发生过吵架斗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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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小学学历的卢作孚，一生钟情教育。他早年主张“教育救国”，是“教育救活农村”的崇尚者，他先后从事过通俗教育和新实验教育，还在成都创办过民众通俗教育馆，但都因时局纷乱而被迫中止。1925年后，卢作孚弃学从商，创办民生公司，但他从未中辍教育实践。他办实业，实际上也是办教育，民生公司就享有“社会大学”的美誉。

乱世风云，各路军阀打起“擂台”，各领风骚一阵子。卢作孚认为一切病象，皆源于人，必教育救治。他坚持教育为救国的不二法门，狠狠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民必富而后教”、“国必惬武后而修文”的论调。卢作孚主张打破受教育权为少数人垄断的怪圈，人人皆有天赋本能，则人人皆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他力主普及小学教育，使入学的儿童达到应学人的百分之百。

中国教育一直存在着读死书、死读书的模式，湮没人的性灵，培养出来的“人才”多是于世无用、于事无补的酒囊饭袋。自学成才的卢作孚对教育有独特理解：“事业实即教育，且为最实际的学校”，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凤毛麟角。他教人从实际生活上去学习：“学骑马，要在马上学；学游泳，要在水上学；学用机器，要在机器面前学。”他说：“最好的教师是，在他眼里，个个学生是天才，关键是教师如何去帮助发展，要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和自行解决问题。”并希望教育从小学起，把如一张白纸的儿童，一直教好下去，不要教“死”人，甚至教成坏人。

卢作孚书法

学而优则仕，万人同挤独木桥的局面，在民国也没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销声匿迹。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今天一样，农民的孩子读了书就不种庄稼，商人的娃儿读了书也不去守商店，工人的后代读了书也不愿当工人，都到政府机关去。卢作孚的教育终极目标是在成功一个社会，而不是单纯使受教育者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育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卢作孚极端厌恶为做官而读书。他说：“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人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他忍不住痛心疾呼：“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他甚至主张将教育独立于政治外，要求主管教育者应从其他政务中独立出来，专心一意全神贯注搞教育，教育行政官员要懂教学，教师也应懂管理。

在当时，就教育问题坐而论道的不乏其人，但躬亲实践的并不多，卢作孚的难能可贵处，就在于他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民生公司盈利后，每年都提取部分盈余资助社会，建设中国西部科学院、瑞山中学、兼善中学等。为实现自己心中的教育梦想，使中国教育尽快走向现代化，卢作孚还开展了改革旧式学校、职工教育活动和创办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教育新实验。

重庆北碚实验区内，每晚都有众多青年男女在孜孜不倦地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小道上，体育场边，每到晚上八点后，一群群手里拿着书本的人行色匆匆，他们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三峡峡防团务局职员，就连民生公司的水手都视学习文化为乐事。抗日战争胜利那年，北碚儿童入学率已达百分之八十，这样高的普及率在当时的中国十分罕见。

在学习上，卢作孚是员工最好的榜样。他因吃过读书少的亏，学习非常刻苦。为掌握国外的最新信息和科技知识，他特别注重学习英语。他最初跟好朋友晏阳初的美国夫人学英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工作虽然更加繁忙，但他依然咬牙坚持。一段时间后，他基本掌握了英语听读能力，美国《生活》杂志、《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国和苏联大使馆的英文版新闻简报等，凡是能够弄到手的英文报刊他都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掌握的词汇量已相当可观，可轻松听懂罗斯福总统演讲的留声片，能阅读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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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治下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灾难深重，经济破败不堪，社会匪患丛生，农民四处流离逃荒。面对这种境况，全国“救救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四起，各类“村治”、“乡建”实验逐渐推展开来。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时，卢作孚也在自己家乡谋划乡村建设。

1927年春，卢作孚出任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不同于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选择通过兴办教育来复兴农村，卢作孚选择了实现乡村现代化的路子，他把乡村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梦想把三峡地区营造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并以此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经营参考”的样板。

卢作孚打造的“实验区”，不像重庆主城那样，走洋行洋楼、舞厅咖啡厅之类的十里洋场“上海模式”。卢作孚的建设计划是以北碚乡为中心，将三峡打造成一个生产、文化、游览的区域，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不良习惯。卢作孚在北碚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那时的重庆市民，无不把去北碚坐一趟小火车作为一种向往与享受。他创建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中国唯一的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图书馆、博物馆及各种学校。短短几年，他把杀人放火频现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全川，四年即闻名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它甚至闻名世界。1936年，黄炎培游览北碚后，在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花团锦簇，盛极一时，“北碚”二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熟悉北碚。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参观北碚建设试验区后，感动得流泪。

卢作孚治下的北碚

卢作孚在农村实现自己的构想，并不一帆风顺。无论卢作孚的设想如何美丽动听，但对农民们来说，实在虚无缥缈了些。村民们不但不领情，而且害怕有建设。卢作孚要改良巴县北碚市场街道，就有老百姓破口大骂：“自有北碚市场，便是这个样的街道，至少也有几百年，大家走得好好的，你偏偏一来就见不得，走不得了！”他出钱帮助各乡场小孩子点种牛痘，很多人都说，千万不要抱小孩子来点种。在老百姓眼中，天下哪有这样做好事的？他今天不问你要钱，等害得你的小孩子要死了，他才问你要。面对老百姓的种种疑虑，卢作孚着重发展经济，对老百姓少些骚扰，少些强力的压迫，少些不应该有的负担，给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最后，老百姓主动愉快地接受了“建设”。

若说北碚乡村建设比定县、邹平更具特色，那就是北碚的乡村民主建设和民众自治力的培养。卢作孚倡导并主持成立“北碚市民代表大会”。市民代表不是由上级指派，而由市民直选产生。1930年5月17日的《嘉陵江报》以“北碚的市民会议”为题，报道了市民会议情况：“到会的有百余人，他们议决了好几桩事情：一、禁止市中铺户沿街洗晾衣服及喂敞猪。二、街面及所售生熟食物，须检查清洁，预防疾疫。三、设蓄水池预防火灾。四、各街一律搭设凉棚。前两项原由峡防局规定实行；第三项亦为各市民所感需要。第四项把提议一出，起初意见分歧……有的说出不起钱，有的说已制好了布棚……结果因全场有人明白解释，也竟一致通过了。”对此，卢作孚曾感慨万千：“谁说中国人无办法？谁说公众的事情做不好？最有办法的乃是老百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六百多个，先后设立各种实（试）验区一千多处。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实验区有河北定县、江苏昆山、南京晓庄、山东邹平、四川北碚等。这些实验区中，无论存续时间，还是实际成效，卢作孚主持的北碚实验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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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统一指挥下，民生公司全体员工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卢作孚一生都不愿做官，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敢挑重担，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负责战时最艰巨的水陆交通运输和粮食供应任务。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积压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几乎包括了全中国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亟待撤往大后方。而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日本人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开运；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汽车少，且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便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日战争期间贯通前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宜昌情况万分危急，处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中。可供运输的仅民生公司二十余艘轮船和几艘其他公司的轮船。按照正常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更大的问题是，还有四十天长江枯水期就要到了，而日军又在节节逼近，日本飞机不断飞来轰炸，形势危急，人心混乱。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临危不乱，他下令采用民生公司在长江枯水期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和“川江夜航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大半。每当夜幕降临时，宜昌港一片繁忙，汽笛声、机器声、口号声会合成一支“悲壮的交响曲”。各艘轮船多装快运、分秒必争，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日战争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撤退”。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共有十六艘船只被炸沉炸毁，六十九次被炸伤，冯玉祥称赞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当然，民生公司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当日军好不容易踏进宜昌城时，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这才如梦初醒。日本军部在后来的战略检讨中，一直认为占领武汉后没立即拿下宜昌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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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作孚心目中，中国人有两种美德是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卢作孚在勤俭方面，身体力行，堪称楷模。

卢作孚身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民生航运公司总经理，还身兼多家企业的董事长，生活即使不奢华，至少也应是宽裕的。然而，他坚持只拿一份薪俸，其他收入都捐给了科教事业。他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常和员工一起在食堂吃大锅饭。他常穿民生公司自制的麻布制服，剃光头，蹬布鞋。招待客人，不论职位多高、官多大，他都不搞豪华宴请。就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四川省主席刘湘来公司视察，依然只有南瓜焖饭、一碟泡豇豆炒碎肉末、一碗粉蒸肉招待。卢作孚从不利用权力为家人子女搞特殊，捞好处。他甚至没有自己的房子，家里也只有借来的破桌椅、旧木床。家人有事要搭乘民生公司的船，都得照章排队购票。他的四川老乡张群，在很多场合都对卢作孚赞不绝口：“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新中国成立后，正当卢作孚壮志满怀，准备为国家做更大贡献时，形势悄悄发生了变化。“三反”、“五反”运动接连而来，民生公司受到极大冲击，卢作孚深感惶惑。后来，竟连民生公司的通信员也上台“揭发”他，卢作孚不得不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检讨。“士可杀不可辱”，一个视人格尊严为生命的人，无端的污蔑和侵犯，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尤其是来自他一生都竭尽所能帮助和挚爱的人们。两天后，卢作孚选择了以死相抗争。他留下了简单的遗嘱，遗嘱是写给妻子的，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清晰。这份遗嘱的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真可谓生时两袖清风，死时清白坦荡。一个身心坦荡的人，身上便披着一袭天鹅羽毛，再多的脏水泼来，也会被时间轻轻地抖去。

为理想而投身商海的卢作孚，凭一腔热忱在内外交困中创下了一番伟业，其中的艰辛磨难，并不难想象，可当尊严受到践踏时，他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便选择离开。命运本身，就具备着你永远无法抗争的一种硬度，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与张澜、黄炎培等人谈论近代民族工业，他提到，有四个实业界人士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轻工业的张睿，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只不知，卢作孚若泉下有知，听到这番话，会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