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汉语千字美文大赛征文】乡音无改/李奇
我的乡音是四川“泸州话”。常年也就在这地盘上蹲着，能改了啥话？出过为数可数的几次川，一转悠又回来了，若说乡音有变化也不会太大，无须改。现时今，已然“奔七”，终于要改也改不了啦。
先说说“改”的几次。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上北京，有同事一道，乘“一日五游”车到长城，停车一小时游览。时间到，正急匆匆往回赶之时，同事着色曰：“钱包掉了！包里有七、八百元钱。”钱包掉在游人如潮的长城上，无异于掉到大海里；别说找钱包，人流涌来，站都站不稳，更没人能够逆这人流而动的。自然，我们也身不由己，随着人流就流向了停车场。还好，汽车刚刚启动。在这奔跑途中，掉包同事回忆起那包可能掉在了前面的一辆车上。我们请驾驶员配合，希望能追上那辆车，找回钱包。但是情急之中，北京的驾驶员听不懂四川话。我改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问题解决了。直到一九九六年，咱一家子江南一游，还多是学说的普通话。学说的普通话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一次是从上海市区到浦东去，乘船过渡，买币（船票）。我把钱递了去放售币员桌上，学说的普通话讲买三币。后面来的几人都买了去，还不卖我，于是重复。不料只售我一币，我再重复，却说是人民币没付够，我说那不就在桌上的吗？她说是放桌上的钱就是她（们）的了。于是争执。还好，过来了一位想来是她们的领导之类的人，听了我的“普通话”，不耐烦地扔了两币过来，打发我们过了黄浦江。这过程，我才更加沉重地感觉到学说普通话是多么的费劲，思维与语言之间，那才是真正地隔着面前的这条黄浦江！
这以后，我决定不改乡音了。有支持的理由。一是接着从上海出去，先到了绍兴，因为与六龄童先生神交之故，除了冲着绍兴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去，还有就是想去见见六龄童先生。火车到绍兴天已黑下来了，就近找到住宿虽然没费太大的劲，但是却发现彼此学说的普通话更加拉大了语言交流的距离。我想，还要到宁波去，那就更不知道是我怕宁波人说普通话还是宁波人怕我说普通话了？搬用“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的做法，先将我这个最低分去掉。一路下去，奇迹般地发现，我这四川话却是通行无阻。在无锡，我们一家子讲四川话，导游小姐说她听得明明白白；她与当地人讲吴侬软语，我们是一句也听不懂。
曾见符家钦先生回忆老师王朝闻先生，几十年在外而乡音不改。前年为办《美石》报，电话拨去王老家求教，估计是王夫人接的电话，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与王夫人讲四川话，没有一点障碍，这自不在话下。而近年从祖国各地（包括台湾）给我打来的电话，也还没有谁说听不懂我这四川话的。除了曾经风行的粤语，我们听那些拿着话筒唱的歌，还都是跟着“原唱”发的普通话的音。听四川人唱，自觉比好多地方唱的，似乎还更自然地接近原声。
说到语言的个性，川内而言，“四川话”也是很有区别的。一九七八年到成都上学，踏进教室，有同学说我是泸州人。原来她说的也是“泸州话”。“泸州话”也还有分别，这一分，就把我从作为城市的泸州人群中分出去了。
作者简介：李奇，一九七八年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学习，后又获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书，持“双学历”。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由从事教学工作到国家特大型企业法律顾问前后二十余年。已退休在家，自由撰稿，率性玩石。作者曾为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西安、南宁、扬州各地的名人名家以及书画名家和普通人家执笔小传，而作者以多种题材和体裁写作的数十万字文稿已在国内的《人民日报·市场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中国商报》、《中国艺术报》、《名人传记》、《文史天地》、《东方青年》和美国《太平洋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等上百种报刊发表并获得多种奖项。除出版专题研究文集《美石》，并有多份文字被收入相关著作。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独家编辑《美石》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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