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尼采》：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与强者的悲观主义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终结了形而上学，在海德格尔眼中，尼采的“超人”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尝试，是强者的悲观主义。
在海德格尔讲座的《尼采》中，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也是形而上学最后的牺牲品。
悲观主义是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
尼采受叔本华影响，对世界持有悲观态度：这个世界是糟糕的，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肯定的。
为什么悲观呢？因为没有出路。
柏拉图不会悲观，他认为现象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需要的是追求“理念”，过真理的生活。
虔诚的宗教信徒也不会悲观，尘世生活是一种“修行”，人最终要舍弃此岸世界奔向彼岸世界。
现代人会悲观，因为现代人那里没有彼岸世界，人生活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能被否定掉的。
但这个世界又是这么糟糕，完全不可忍受。
在这种态度下，存在两种悲观主义。
弱者的悲观主义，自欺欺人，认为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或者历史上都存在过，发生任何事情就去历史中找对应事件。
强者的悲观主义则直面危险，不愿意掩饰问题，看到了世界的危险，寻找解决办法。
在海德格尔那里，尼采哲学属于强者的悲观主义。他看到了哲学的问题，并积极地寻找出路。
悲观是因为看到了世界的虚无，一切价值都没有了意义。
所以尼采在《权力意志》里把悲观主义称为“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
悲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向虚无主义发展。
虚无主义的形式
在翻箱倒柜之后，并没有找到预先想要的东西，人们会说“一无所获”，来表示没有找到人们寻求的存在者。
所以虚无是一个存在概念。
但又不是存在“什么”的概念，人们说“一无所获”的时候，很显然不是说找到了“无”，而是表达缺失。
虚无主义产生的原因在于，“目标”的缺失。
所以尼采说，
虚无主义是一个过程，是最高价值贬黜、丧失的过程。
在《权力意志》里，尼采指出了虚无主义登场的三个条件。
1.在一切事件中寻找一种本来就不在其中的“意义”。
人们预设了一个意义，以为这个意义是人人都了然的，但发现并没有这种“意义”存在。
这个“意义”往往与“目的”相连，指向一个“目标”。
例如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意义”，有着这种“目标”的人，一旦在现实社会发现“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骸”，这个目标就会缺失。
而目标的丧失是虚无的开始。
2.一种心理状态，对整体无价值的感觉。
这种虚无可以类比成人对自身的怀疑，例如一个一直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却在社会中处处碰壁，最终怀疑自己的人生意义与追求，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体现。
3.整个世界的虚无。
前两种是关于一种信念、关于个体自身的虚无，而第三种，则是感觉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无意义，“这个世界在崩塌”。
在博尔赫斯的小说《圆形废墟》里，魔法师在一个特定世界里创造了自己的孩子，生成了一个属于他自己和孩子的世界。
有一天着火了，魔法师害怕孩子发现自己在火中安然无恙，由此发觉自己是个幻影，这对孩子来说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耻辱，于是他去救孩子，结果发现在火焰中的自己也毫无痛苦——原来他也是个幻影，是别人梦中的产物。
作为小说，这个构思非常精巧，然而如果是现实，那将是巨大的悲剧。
尼采眼中的形而上学就是这样的悲剧，当哲学发现自己构建的“超越感性的世界”其实并不存在，只是哲学家们设置的东西，就陷入巨大的虚无之中。
虚无主义也有消极与积极之分。
消极的虚无主义说，既然没有什么真理，一切都没有意义，那就算了吧。
相反，积极的虚无主义承认这一切，既然没有意义，没有真理，那就寻找新的东西来规定真理。
尼采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者，他勇敢地喊出“上帝死了”，终结了形而上学。
“上帝之死”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形而上学”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命名“现象之后”，意思是在现象界之外寻找本源的学问，因不同于物理学对现象的研究，而是寻找“现象之后”的东西，所以称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发展了几千年，从古希腊到近代，对“存在者”的追问从现象到意识，一直在问“为什么”。
可是当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就预设了一定有一个东西是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东西的根据，而完全排除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不为什么”。
在古希腊，柏拉图给出了“理念”作为世界的根据，但要认识这个根据，还是需要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也就是理性。
那个著名的论断“人是理性的动物”表明了对人的双重理解：理性+感性的集合。
“认识你自己”变成了“认识你的理性”，这一点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里给予了明确的表达。
由此，人变成了“自我”。
康德给现象和本体划了界，人们无法认识物自体，只能认识物自体在现象世界中的显像，而这种认识又是先天地植入人的认识中的。
这样，康德限制了“自我”在现象界的中心地位，本体（物自体）对人来说是不可知的，而人的理性必须听从道德律令。
在康德那里，上帝是理性的悬设，类似于中国的“天”“苍天”“皇天后土”“天道”这些观念上的超越存在。
理性要追求自己的德行与福祉的匹配，但现实生活里正义经常缺席。
所以理性需要悬设一个最高存在者，来抚慰现实中那些善良的受伤者。
道德律令是人必须遵守的，也是对人的约束。
然而后来不管是费希特的“自我”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完全不需要听从其他原则，而只需要自己创造原则。
如此膨胀的“主体”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主体自己设定价值，追逐存在者的价值，在这种追逐与争夺之中，人自身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虽然尼采没有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但他已经看见了主体陷入了深渊。
你凝视着深渊时，深渊也凝视着你。
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其实是宣告作为主体的人，死了。
作为人格神的上帝，在近代就已经被消解成理性，上帝是最高价值和真理的象征，也是经由人的理性来确定的。
上帝死了，意味着确定上帝这一价值的人/主体也死了。
尼采的超人是对以往的人的超越，就是寻求放弃主体身份之后的人的新的身份。
我们且做一次真理的尝试，或许人类将在其中找到根据。那就开始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查拉图斯特拉的这段话表明如今没有“真理”，只能去“尝试”，而人也没有正当身份，也在寻找生存的“根据”。
当然，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并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尽管超人不再像以往的人那样需要和寻求“超出”自身的理想和希望，超人就是权力意志本身。
但超人依然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存在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要寻找的“存在”。
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尼采虽然终结了形而上学，但尼采自身也是形而上学的牺牲品。
只有放弃了主体，才会放弃追求客体，而开始人的另一重身份。
思想并不随着哲学的终结也终结了，而是转向了另外一种开始。
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此在”的“本真存在”，是作为自身的人。
人的正当身份不是观察对象的主体，更不是世界的主宰者，而就是人本身，是存在的守护者。
人对存在的守护就是让存在作为自身显现而与存在同一。
只有能够欣赏这种同一的人，才会如黛玉感慨“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才会如宝玉伤感“病了几日，把杏花辜负了”。
至于人的真正身份如何让思想转向“另一种开始”，则是海德格尔留给后人的遗产与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