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血缘亲情，有深厚的家族观念，出于同一祖先的一姓往往聚族而居，组成自然村落，在村落的核心部位建立自己的家庙来祭祀祖先，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祠堂首要的功能是祭祀先祖。祠堂是祖先的神灵所聚之地，所以祠堂里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上，是儒家文化最具有宗教性的场所。儒家的祭祀礼仪可以分为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圣贤三部分，在祠堂中主要举行的就是祭祖礼仪。儒家对于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是在继承中有损益更新的。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观所做出的理性回应，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主张必须虔诚地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这里对祭祀所持态度直指祭祀者的本心，强调的是对祭祀对象的尊崇以及自身的崇敬之心，至于被祭祀之鬼神是否存在倒是次要的。祭祀之礼还表达后代怀念亲人的真挚情感。《礼记·祭统》还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礼记·祭义》更有形象生动的启诱：“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祖宗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祖宗的音容笑貌犹在。这里体现的感情何等真切!因此，辜鸿铭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真正教堂是家庭……有着祖先牌位的家庭，在每个村庄或城镇散布着的有祖先祠堂或庙宇的家庭，才是国教的真正教堂。为什么?儒家之所以能够使人服从道德规范，其真正的宗教力量，其感染力的源泉，就是来自于人们对父母的爱、来自孝顺、来自对祖先的崇拜。儒家使孝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孔子答门人问孝，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即父母活着时，要以礼相待，父母去世后，要按照规矩为他们安葬和进行祭祀活动。从生到死，再到葬、祭，皆以礼一以贯之，表示祭祀祖先是孝道的延伸与扩大。《礼记·祭统》更阐发道：“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在儒家看来，人在父母生前都应该孝敬，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父母生前不能盡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他们的恩情。在这个意义上说，祭祀可以说是孝的延伸——由生延伸到死。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孝”的宗教，如胡适先生认为“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孝的宗教也可以说就是“祖先崇拜教”。儒者“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郑重地去做，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古代中国，家庭、家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儒学展开的重要领域，而祠堂不仅对家庭、家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儒学的道场，借以落实道德教化。《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对于祖先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风俗道德就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通过宗祠祭祀对族人进行教化被儒家看成是社会教化的根本，“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祠堂举行祭祀对已故的先祖一些物质和精神的奉献，是作为一种礼仪表达后代“不忘本”，对已去的先人追养和祭奠，缅怀和纪念，这样，通过祠堂祭礼，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化，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通过祠堂祭祀之礼还能表达后代子孙的感恩精神。一提到感恩，很多人往往以为是西方的舶来品，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很早就有感恩精神，儿女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给了我们宝贵的生命，又费尽心血哺育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予我们最多的便是父母。因此，我们首先要感恩父母。《礼记·祭义》云：“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作为有修养的君子，要学会追根溯源，不仅要记住自己之所从来的根源，更意味着永远不忘祖先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朱熹在《家礼》中将原属于《祭礼》一部分的《祠堂》抽出，置于开篇，并说明其用意是为了表达“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留下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动人诗句，把孝子的反哺之情与报恩之意流露无余，涤荡心弦，感人肺腑。建祠堂，修家谱，还能够传承祖宗的美德，教育后代子孙，营造良好家风。谱牒文化里保存和传承着优秀的家训、家乘、家规、家礼等文献中，有关于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训诫和爱家、爱族、爱国的思想。如有的祠堂以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教育后人，并要求他们牢记：传家二字耕与读，防家二字盗与奸，倾家二字淫与赌，守家二字勤与俭。在长辈的教育下，后代就能恪守遗训，耕读传家，代代传承，通过科举踏上仕途或走向社会成为儒商。历史上的祠堂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内涵，是中华文化悠久历史的象征与儒家文化的标志。祠堂并不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落后文化”，作为民间儒家的教堂，社会儒学的道场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生活和行为方式，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教养，传承家风家教，以至协调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简介：
韩星，1960年6月出生，陕西蓝田人。著名儒学、儒教研究专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中和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国际南冥学研究会副会长、中韩文化交流丛书编委、中国儒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陕西省孔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版专著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孔学述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