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末明初”咸宜堂的初步辩正（作者：黄俊飞）
黄俊飞
在上海老城厢大南门内有一座被人称为“咸宜堂”的民居，据说，咸宜堂距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是一座“元末明初”的建筑。它的具体位置在中华路原705弄（旧称同仁衖）内10号-12号门牌，该地已于2000年拆迁。近年，这座早已消失的咸宜堂引起了众多对上海历史文化有兴趣者的关注，但是对它的认识基本是停留在传说中，而一些正式的出版物也存在着于史实不符的关键问题。
▲咸宜堂位置图示，《上海行号路图录》，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版
1992年出版的《上海老城厢风情录》中有关于咸宜堂的章节，其中写道：
199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住宅建设志》较为详尽的描述了咸宜堂的建置、形制，颇为清晰的讲明了自清朝至今的延续概况：
位于南市区城河浜（今中华路）705弄10-12号。该宅第初建于元末明初，由官至淮王王府长史李柏玙为其子李深所建，李深被淮王纳为仪宾（即驸马），宅第落成时，定名保定堂，俗称驸马厅，其梁柱系用楠木构筑，又称楠木厅，宅第以后几经转卖，改名尊德堂、咸宜堂。
该宅第占地面积950平方米，建筑面积533平方米，呈横列长条形。大门开在东南角上，内有坐南朝北的平屋一排4间，建筑面积133平方米，为门房和轿夫、侍从用房；后排坐北朝南的一排（楠木厅）为堂宇建筑，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共5楹（即5开间），正中3间为正房，供会客和举行礼仪之用；东西两侧各有一次间，为寐间。屋宇高敞宏伟，后堂为7梁7柱，梁柱皆为楠木，极为粗壮，柱础为宋代式样的青石墩。整个建筑为砖墙立柱，抬梁式木构架，榫卯组合。房间分隔均装木塞板，堂前设落地长门、长窗，嵌透明蛤蜊壳，梁枋及斗拱上均镂刻有山雾云等花饰。正方形大青砖地坪，墙面以大青砖砌成，粉白色石灰，人字形两披顶，上盖小青瓦，屋脊两端翘起，厅前设廊檐作通道，屋檐伸出较长。
该宅第产权清初转至曹垂璨（顺治四年丁亥科进士）名下，房屋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清乾隆年间曾翻修过一次，仍采用原楠木梁架、圆柱，圆柱脚下仍垫青石墩，造型基本上保持原貌，前廊枋下增设了清代式样的坐凳鹅顶靠。民国初期仍为曹氏后裔居住，50年代曹氏后裔将房屋交南市区房管局管理。60年代初，房管部门发现该房屋出现白蚁蛀蚀，便着手大修，拆去廊桁，移作他用：原分割房间的木塞板改用砖墙，青石柱墩和落地长窗均撤走，屋内搭建了阁楼，建筑装饰的斗拱、山雾云等已残缺不全，长屋檐被锯短，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所题“咸宜堂”匾额，也被搬走，室内形状失去原貌，仅楠木梁架、圆柱仍为原物，从外形仍可领略宅第当年的风貌。该宅第的居民除曹氏后裔外，又陆续迁入14户。【2】
以上著述虽具有权威性，让读者对上海老城厢内保存年代久远的咸宜堂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然而关于咸宜堂是李柏玙于“元末明初”为其子李深建造的仪宾府及所谓的元赵孟頫题匾额等说法，乃是疏于查考史料之所致。因此也触发了笔者考证的兴趣，企图依据现有史料作一初步的辨识，以求能引起接近于史实的探讨。
咸宜堂，初名称为保定堂，后又改为尊德堂、永怡堂，咸宜堂是最后的称呼。而所谓的驸马厅，即是民间因“仪宾”而讹化之称。
该堂在整个明代修纂的上海地区方志中不见于记载，其文字记录首见于叶梦珠《阅世编》卷十“尊德堂”条，其曰：
叶梦珠，上海人，主要生活经历是在明崇祯年至清康熙年中。其外高祖张宗伯，即张电，出生于弘治十年（1497年），字文山，号宾山。早年从陆深（文裕）学书，后从陆深游京师，以布衣受知明世宗，累官至礼部左侍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于任上，赠工部尚书。【4】由于保定堂最早是转售于其外高祖张电，而且到叶梦珠这一代还能见到百余年前张电在该堂转售成交后的信件，毫无疑问叶梦珠对该堂是比较熟悉的。所以他能将保定堂从明至清初康熙朝所经历的流转变化交代很清楚：尊德堂，初建在上海县城南偏东的方位，是赵氏先人为当时的仪宾建造的。当时虽无城墙，但宇堂的前面部分建筑犹如在城外。相传在初建时，仪宾盛装等待吉时上梁时，打了一个瞌睡，梦见有人示以“保定”二字，仪宾以为这是好兆头，就将该堂名之为“保定堂”。以后子孙衰落，遂将保定堂托顾氏转售于张电。张电死后其子再将宅第出售于潘氏，潘氏遂将原来保定堂改名为尊德堂。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了防御倭寇筑城墙，拆除了地处城外的部分建筑，将整座宅第围墙往里移至城门之内，这大概是该堂宇第一次有了较大规模的变动。潘氏后代仕途堰塞，家道中落，尊德堂亦逐步毁坏。崇祯年间属乔氏，清初则又成了曹垂璨的居所。
叶梦珠在这里虽没有明确尊德堂建筑的年月，但说是“为仪宾者所建”，这就为我们留下了藉以探讨的线索。《上海住宅建设志》在“仪宾”后加括号特注“即驸马”，这完全是受民间俗称的影响，以致谬误。
据《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三）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七月“更定公主、郡主封号婚礼及驸马仪宾品轶，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亲王女曰郡主，郡主女曰县主，郡主孙女曰郡君、郡王曾孙女曰县君、郡主玄孙女曰乡君。”“公主夫曰驸马都尉”，“自郡主夫至乡君夫皆称宗人府仪宾。”【5】《明史·职官五》（卷七十六）：“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其尚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者，并曰仪宾。”【6】故所谓“仪宾”者，是明朝对宗室亲王之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的特定称谓。仪宾和驸马是不能等同的，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待遇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据明史，驸马从一品，位在伯爵之上。仪宾则随从郡主至乡君，品轶是从二品至从六品不等。公主及驸马的俸禄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而县君、乡君及仪宾仅只是二百石。
▲《明太宗实录》“洪武二十七年七月”书影，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明以前的各朝代并没有“仪宾”这一称呼，从现有史料中仅知宋朝有将郡主、县主之夫俗称为郡马、县马者，【7】而元朝则没有这类称呼。又查阅明代史籍，在洪武二十七年前未发现有称为“仪宾”的事例。而在“更定”新制后数日，《太宗实录》卷二三三就出现了仪宾尚郡君的记载：“（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庚戌，以褚福为宗人府仪宾，尚皇从曾孙女兴安郡君。”此后，史册中“仪宾”婚娶屡有记录。
所以既然叶梦珠说是“为仪宾者所建”，这显然已能判断出咸宜堂建造的年代问题了，今人所谓的“元末明初”之“元末”说似乎站不住脚。
清中叶以后，无论是个人著述还是上海地区官方修纂的方志中都以《阅世编》为本，毫无疑义均将该堂归入明代建筑。但对于该堂主人是否就是叶梦珠所说的“赵氏”仪宾，诸书或有辨别或存异。
清乾隆、嘉庆时人褚华（1758-1804）《沪城备考》卷六“驸马厅”条记载：
从“今厅已圮，而西南隅太湖数峰亦折去矣”之言，可知褚华曾去大南门内“驸马厅”进行过实地考察。褚华明确把“驸马厅”归为仪宾李深居第，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其说的出处，但相信应该有其掌握的文献资料。
至于仪宾李深其人，我们从明代史料中是可以探得其来源的。崇祯《松江府志》卷三十八《贤达》“李柏玙”传有曰：“（伯玙）第八子深，字希达。少有隽才，读书通音律。淮王爱之，具疏纳为仪宾。太后特召入京御选，厚賚赐婚，此异典也。”李柏玙，淮王府左长史。这里记载的是其子李深因年少有才智且有好读书通音律，深得淮王喜欢而被纳为仪宾事。从明人的著述中，我们还可以查考得到李深有诗集留世，是由其子李榕于嘉靖时编集刻印，曰《碧梧轩诗集》。“嘉靖八子之首”王慎中为之作《序》，序明确有“淮府仪宾上海李君士（希？）达”及“托婚于宗室之家”之说，又有“予从其子博士榕得请其诗读之，所谓碧梧轩集者也”云云【10】。
▲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九《碧梧轩诗集序》书影（部分），《四部全书》本。
从现存的有关上海地区史料中，惟有此仪宾李深而无叶梦珠说的赵姓仪宾其人。由此，褚华将“驸马厅”主人考订坐实为李深可信度较高。褚华还注意到了称呼上的问题，特别作了解释说李深本来只是仪宾，当时人之所以将其称为驸马，是因太后特召赐婚之缘故。
稍后完成的《嘉庆上海县志》依据《李氏家谱》作考，以“赵氏为仪宾者，其名无考”，言“二说未知孰是”。卷七《第宅园林》“明”下有载“保定堂”（括号内为编撰者原注）：
又《嘉庆松江府志》则以“或云”之说存异，以示谨慎。其卷七十八《名跡志》：
到了同治年间重修《上海县志》时，修纂者就以上史料作了梳理和考订，卷二十八《第宅园林》“保定堂”条：
保定堂，在城南东偏。乃赵氏之先为仪宾者所建，后归张氏，再归潘氏，改尊德堂。崇祯间，乔氏居之。国初，为曹垂璨宅聚族而居。今所存堂宇额曰：'咸宜’，为赵文敏手蹟。西偏一堂，为曹太史骅所世居。仍旧额曰：'永怡’，其叔父耀翔重书之。
文后有考“案：赵仪宾失其名。《沪城备考》云：李柏玙子深为淮王仪宾居此，俗讹为驸马厅。又《李氏家谱》云：'深，字希达。少有隽才，读书通音律。伯玙迁淮王长史时，淮王见深爱之，命尚湖口郡主。太后特召入，赐婚。’则又为李氏而非赵氏，二说虽未知孰是。然名字事实李可考，而赵无资。《（松江）府志》竟题'赵仪宾宅’，恐转失实，故仍从前志，止题'保定堂’云。”【13】
以上三《志》所述史料虽有小异，然基本未出褚华《沪城备考》范围。同治《上海县志》综合诸家引证考订，说“李可考，而赵无资”，“'赵仪宾宅’，恐转失实”。是进一步否定了叶梦珠的“赵氏仪宾”之说，认同李柏玙之子李深才是上海城厢内仪宾府的主人。
在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咸宜堂主人是赵氏仪宾的史料前，李柏玙之子李深的可信度较高。
既然认定咸宜堂的主人是李柏玙之子李深，那么由此查考李柏玙的生活经历对推断咸宜堂的建造年代应该是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李柏玙，正史虽不见著录，但其在各地县学任上崇尚为师之道，在淮府长史一职上有担当、善勤政，在明朝一代的地方志及野史笔记中他是作为一个“名臣”式的人物载入在册。
笔者查考到的关于李柏玙事略的最早记录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上海县志》，弘治《志》离李柏玙生活的年代不远，卷八《科贡·举人》“宣德元年”条下有“李柏玙”其名，小注曰：“历训导、教谕，升宁王府长史。外多名子弟，家教尤严。
▲弘治《上海县志》卷八“宣德元年举人”书影，上海通志馆影印
”同卷“进士榜”并录有李柏玙二子：李澄及弟李清。李清于景泰五年（1454年）及第，有注曰：“历任刑部主事，兵部郎中。河南参议、四川参政、湖广布政。为人狷介，有志操。始终清谨，不通馈遗。卒于官。”李澄于天顺元年（1457年）中第，注：“历任刑部主事、郎中。福建、陕西参议，致仕。恬静有守，不竞荣利，有古人风。”【14】而现存较为完整记录李柏玙生平小传是正德七年（1512年）修纂的《松江府志》:
李柏玙，字君美。上海人，宣德丙午乡荐。历桐庐、山阴训导，秀水、安福教谕。其诲人一以道义，诸生贫而好学者，衣食之。或不率教，虽束脩之馈不受。桐庐累举，阙人。伯玙至，识姚文敏公于少年，曰：“一夔，足矣。”授以春秋，未几夔擢第。山阴学或传风水不利科目，请徙之。伯玙曰：“顾师弟子教学何如耳”，卒不徙。其后仕者相继升淮府左长史，从王入靓，左右请他求。伯玙不可，曰：“君臣之间有锡无求，求则渎，渎则不敬”。府使人入贡，道与一县令构争。诏下令于狱，而释使者不问。伯玙请治之，以戒生事。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伯玙请论如律，以全其生。王有疾，左右请施僧祈福。伯玙谓不若贷丁役钱以甦卫士，王皆从之。成化癸已卒，年六十八。所著有《文翰类选一百六十三卷》，行于世。子澄、清，并登进士第。澄，字希范。终福建左参议。恬静有守，不竞荣利，有古人风。清，字希宪。终湖广右布政。狷介有志操，始终清谨，官南京刑部······【15】
▲《（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九“李柏玙传”书影，《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影印。
除了以上二《志》书外，其余如嘉靖《上海县志》、嘉靖《南畿志》、崇祯《松江府志》以及和李柏玙生活经历有关的正德《饶州府志》、嘉靖《嘉兴府图志》、万历《秀水县志》、万历《嘉兴府志》等其他地区方志，还有人物传记类如《云间志略》、《国朝献征录》、《明分省人物考》等都载有其事，或详如小传，或略仅数语，所述内容基本相雷同，在此不一一俱引。
从正德《松江府志》小传中，值得注意的是记载了李柏玙卒年及岁数，这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提供了极为关键的价值。
传载李柏玙于“成化癸已卒，年六十八。” 焦竑《国朝献征录》、过庭训《明分省人物考》所载俱同。成化癸已，即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据此上溯，李柏玙生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又，完成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的《云间志略》，是一部专收上海地区人物传志的书，该书在李柏玙传记中关于其卒年却另有一说曰“成化癸已，以年八十六考终”。【16】若此，则李柏玙当生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年），时与朱元璋建立大明朝（1368年）亦已相去二十年的光景了。对于以上二说，笔者以为焦竑《国朝献征录》是为编撰正史作的前期资料性蒐集工作，其取材来源可靠性更高，所以本文当从“六十八”说。
下面依据诸书有关史料进行比勘考订，对李柏玙生平主要经历列出简表：
永乐三年（1405年），出生，1岁。李柏玙字君美，号养庵。上海人。
按：
据小传谓成化九年卒，年六十八。上溯之，于永乐三年为其出生年。
《云间志略》称其“号养庵”。
嘉庆《上海县志》卷七“冢墓”有记载李柏玙墓及李清墓俱在上海“二十一保陆道浜”，卷十二“李柏玙”传有注：“今据《李氏家谱》为县二十一保陆道浜人”。
伯玙，嘉庆《上海县志》卷十二“李柏玙”传有注：“《（松江）府志》表据题名碑一作'伯与’”。而嘉庆《松江府志》卷四十五《选举》则注：“《府学》石刻题名'伯欤’。”
宣德元年（1426年），22岁。中举人。
按：
据《松江府学》石刻题名有其名（见上），知伯玙于是年前曾在松江府学求学。
正统元年后（1435年-），31岁后。历桐庐、山阴训导，秀水、安福教谕。
按：
小传谓伯玙任桐庐训导，授姚夔《春秋》。未几，姚夔擢第。据商辂《姚公夔墓志铭》载，姚夔于正统三年（1438年）参加乡试，名列第一。进入太学学习，正统七年（1442年）会试第一，同年进士第。【17】由此可认定伯玙任桐庐训导约在正统元年或正统二年间。
嘉庆《山阴县志》卷九职官载:正统六年任山阴县学训导。【18】
任秀水教谕时间，据万历《秀水县志》记载是在“正统六年”。【19】则安福教谕当在后数年。
正统十三年（1448年），44岁。约是年或前已在淮王府左长史任上。
按：
正德《饶州府志》谓其“正统间，长史。”【20】据《明史》，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仁宗第七子朱瞻墺封为淮王，就藩广东韶关。正统元年（1436年）从韶州迁饶州建造淮王府，正统十一年（1446年）薨，其子朱祁铨继位。【21】《明实录· 英宗实录》载有朱祁铨继位准确年份：正统十三年春正月“册封淮世子祁铨为淮王。”【22】《国朝献证录》 亦载祁铨“正统十三年嗣”。【23】
又，小传有：“其后仕者相继升淮府左长史”之语，知伯玙在淮府长史前曾担任过其他官职。正德《饶州府志》载其“辅翊参赞”，嘉靖《嘉兴府图志》亦有“监司荐其文学”【24】之语。
弘治《上海县志》载伯玙为“宁王府长史”，正德《松江府志》“参据旧志并引用诸书”【25】书目有弘治《志》，其不取“宁王府长史”之说，当无考。
《沪城备考》更有“由知县迁淮府长史”之说，备考。
王府长史，《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正五品”，“掌王府之政讼，辅相规讽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总其庶务焉。”
景泰五年（1454年），50岁。李清进士及第。
天顺元年（1457年），53岁。李澄进士及第。
按：
李澄、李清并进士第，诸书皆同。柏玙多子女，史料仅记有李澄、李清及第八子仪宾李深。李深，始见于崇祯《松江府志》李柏玙传附，见上文。
成化八年（1472年），67岁。奉淮王朱祁铨之命完成编著《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
按：
《文翰类选大成》卷首有淮王作于成化八年冬十月之《序》，《序》有曰：“乃命左长史李柏玙、纪善冯原厚取古今文章载籍诸书，始自唐虞至于我朝······凡六十四类，总一百六十三卷，名曰《文翰类选大成》。”文末具名为“西江颐仙”。全书末有李柏玙《后序》谓是编“裒辑有年”，“写完进览”。淮王“亲序于前”“复命臣伯玙序于后”。【2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二）：《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李柏玙、冯原同编。伯玙，上海人，官淮王府长史。原，慈溪人，官淮王府纪善。是书即奉淮王之命作也，前有淮王序，自称西江颐仙。······则所称颐仙者，即祁铨也。”【27】
成化九年（1473年），卒，终年68岁。
按：
惟《云间志略》、同治《上海县志》作“年八十六”。
▲《文翰类选大成》书影，明万历刻本。哈佛大学藏本。
这简表使我们对李柏玙的生平轨迹一目了然，从而方便探讨本文提出的问题。首先，我们了解下学术界对于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划分的三个时期，即从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号洪武元年（1368年）起至明宣宗宣德十一年（1436年）止的68年间为初期，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年（1436年）至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是明朝中期，后期即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到崇祯帝末年（1644年）。从简表中可知李柏玙出生之年是在明初期1405年，但其主要的生活经历是在明中期正统年后，正德《饶州府志》说其担任长史是在“正统间”，从上简表可知他在正统六年由山阴训导升任秀水教谕，又去安福县学任教谕，以后又相继担任过他职。所以担任淮府长史的时间也就应该在正统末年前后，即淮王朱瞻墺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卒后至正统十三年朱祁铨继位的正统十三年（1448年）这段时间。而第八子李深就是在这时随着其父跨入了淮府，前文已引述过的崇祯《松江府志》说李深“少有隽才，读书通音律。淮王爱之，具疏纳为仪宾。”很显然这时的李深还是一个少年。
这时的李柏玙是44岁，那么第八子李深是几岁？按照中国古代的习俗女子到了15岁及笄，男子20岁弱冠才算成年，而未成年是不能成婚的。到了明朝，我们从当时皇亲国戚的婚嫁迎娶记载中，发现男女成婚的年龄几乎已趋于低龄化，而这种低龄化应该就是当时的社会形态。我们若设李柏玙于弱冠之前的18岁成婚，则第八子李深出生最早也应该在李柏玙30岁左右。正统十三年李柏玙44岁任淮王府长史时，李深也应该只有14、15岁左右。依明制：“王府选择仪宾须年十五以上，人物长成俊秀者，方许具奏成婚。”但选中的仪宾并不能马上结婚，须“俱送本处儒学读书习礼，教官严加训迪，务俾讲学修德。既婚之后，仍在本学读书。”【28】如此，则当时的李深或已到了仪宾规定的岁数年限，然选中后还必须进入府学读书。这样很显然李深真正婚娶宗室女拟在正统年之后的景泰年间，也即进淮府后的4-5年的时间。
如上所考，毋庸置疑也已经推翻了所谓保定堂建于“明初”之说。
▲《大明会典》卷五十四“婚姻”书影，正德四年刻本，东京图书馆藏本
现在一讲到咸宜堂，必定会提起一块被称作是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手迹的“咸宜堂”匾额，似乎这匾额就是鉴定咸宜堂建筑年代的证书。有兴趣者只是津津乐道于口传转述，以至于在正式形成文字的著述中也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疑问。
笔者最初看到此图片，即对其中的“咸宜堂”匾额产生疑问，赵孟頫出生在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自蒙古国忽必烈于1271年建元朝至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历时98年。赵孟頫去世之年正值元朝中期，所谓建于“元末明初”的咸宜堂又岂能请出早已离世之人为之题额？
再次，观此匾除了“咸宜堂”三字外，没有任何题款，何以见得这就是赵孟頫手迹？
这样的疑问，随着本文对建筑年代的考订愈趋明了，实际上已否定了这块匾额不可能是生活在元代中期的赵孟頫手跡。
▲约为上世纪50、60年代前咸宜堂内部概貌
溯源“手跡”说，当出现在同治《上海县志》中所谓的“今所存堂宇额曰：'咸宜’，为赵文敏手蹟”之云云。同治《上海县志》在收录古今名人第宅园林是依宋、元、明、清朝代前后排序的，保定堂即在明代序列中。修纂者毫无疑问是将其作为明代建筑，但又说有“赵孟頫手跡”。光绪年间秦荣光为同治《上海县志》增订纠谬，作《同治上海县志札记》亦未见于此有异议。秦荣光另有《上海县竹枝词》五百三十首，其中有词曰：“赵氏仪宾亡是公，俗称驸马宅凭空，张潘乔后居曹族，三百年仍阀阅崇。”并有注：“城南东偏保定堂，传系赵氏为仪宾者建，俗称驸马厅。张氏、潘氏、乔氏居后，国初为曹垂璨宅，有'咸宜’额，赵文敏手迹。《李氏家谱》：'深字希达，有隽才，通音律。父伯玙，迁王府长史，淮王见深爱之，允尚湖口郡主，太后特召入赐婚，故又称驸马。’是李而非赵，明矣。”【29】秦荣光此注实无新意，乃沿袭同治《上海县志》之说。
由于有“赵文敏手迹”流传，以致到了今人的著述中更是认定咸宜堂为“元末明初”的建筑。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赵孟頫手跡”最有可能的是堂宇成为曹垂璨居所后，由一位尤长赵体字者所题。虽然目前没有史料可以举证，但这是本文在综合推翻了咸宜堂建于“元末明初”，并否定了赵氏手跡后的一种符合常理之推论。
综上，本文是以明代的宗室制度“仪宾”及李柏玙生活年代为基础，进而初步认定咸宜堂既不是“明初”更非“元末”，而是明中期后的建筑。虽不能说是定论，但这对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爱好者来说无疑有了重新可供探讨的余地。
这个可供探讨的余地，首先要对传说故事进行甄别。必须指出，一些讲述咸宜堂的文字仅以口传为信史，缺乏对文献史料的搜辑、排梳、考证，以致在形成文字时不察其抵牾，以讹传讹，以假为正，最终贻误于人。
随着对文献史料的深入研究，发现关于咸宜堂的疑点是多方面的，期待有更多的兴趣者能挖掘发现一些可资的史料，共同来厘清咸宜堂的一些史实。
2021年3月稿
【1】顾启良主编《上海老城厢风情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
【2】崔广录主编《上海住宅建设志》第一篇第一章《古老住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
【3】清叶梦珠《阅世编》，来新复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参明焦竑《国朝献证录》卷二十二徐阶《嘉仪大夫礼部左侍郎兼司经局正字赠工部尚书宾山张公墓志铭》。《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本，明文书局1991年印行。
【5】《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二三三 “洪武二十七年七月”。台本。
【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驸马都尉附仪宾”。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缩印本1986版。
【7】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官制 ( 一作称 ) 废久矣，今其名称讹谬者多，虽士大夫皆从俗，不以为怪。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也。”《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版。
【8】清褚华《沪城备考》，《上海掌故丛书》，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1983年据上海通社1935年铅印本影印。
【9】崇祯《松江府志》，《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版。
【10】明王慎中《遵岩集》卷九《碧梧轩诗集序》，《四库全书》本。
【11】嘉庆《上海县志》， 嘉庆十九年（1814年）刻本。
【12】嘉庆《松江府志》，《中国地方丛书》，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嘉庆二十二（1817年）年刊本影印。
【13】同治 《上海县志》，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
【14】弘治《上海县志》卷八《科贡》， 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本。上海通志馆1937年影印本
【15】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九《名臣》“李柏玙”，《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正德七年（1512年）刊本影印
【16】明何三畏《云间志略》卷七 《李长史养庵公传》，天启四年（1624年）刻本。《明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
【17】《国朝献证录》卷二十四商辂《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赠光禄大夫少保谥文敏姚公夔墓志铭》。
【18】嘉庆《山阴县志》卷九《职官》。《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1936年铅印本影印。
【19】万历《秀水县志》卷四 《官师》“李柏玙”，《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明万历二十四年（1545年）刊本影印。
【20】正德《饶州府志》卷四《名宦》“李柏玙”，正德六年（1511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4册。
【21】参《明史》卷一一九《淮王瞻墺传》。
【22】《明实录· 英宗实录》卷一六二“正统十三年正月乙未”条。
【23】《国朝献证录》卷二“淮王瞻墺”。
【24】嘉靖《嘉兴府图志》卷十一 《官师》“李柏玙”，《中国地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刊本影印。
【25】见正德《松江府志》卷首。
【26】明李柏玙编 冯原校《文翰类选大成》，明万历刻本。哈佛大学藏本。
【27】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上下册），中华书局据浙本影印1965年版，1983年印。
【28】明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五十四“婚姻”，正德四年刻本。东京图书馆藏本。
【29】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