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外销瓷——永乐官窑外销瓷
就有关的文献与遗物来看，入明以后朱元璋从元政权手中接管了元官窑—浮梁瓷局，于洪武二年设陶厂开始烧造，同时有外销瓷的生产，明御厂遗址曾出土有与元青花风格相似的大盘、大碗等，这与《明史》记载洪武十六年曾赠予占城、暹罗和真腊瓷器相印证，应属明代早期对于各国的「赏赐」或外销瓷。朱棣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之后，便「锐意通四夷」，向往在临御之年大明王朝出现一个为前代未曾有过的太平天下、万国咸宾的盛世。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的庞大舰队不仅发挥了沟通域外的作用，也促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流高潮的到来，永乐二十一年，出现南浡利、苏门答腊、阿鲁及满剌加等十六国派遣使节一千二百多人到北京朝贡的盛况，伴随着东西方交流的频繁，通过礼品交换与贸易，当时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非洲等地进行了广泛交流，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成为这一交流中的主要载体。
明初期海上贸易路线
航海技术的发展为瓷器运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在海外大量的出现，便是明初活跃的对外交往盛况空前的反映。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图》等史籍中，都有较为充分的反映。根据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得知，在当时输出的大量瓷器中，青花瓷是主要品种之一，这其中除了少部分作为给予当地上层的礼物外，大部分瓷器是在海外进行贸易之用的。当年下西洋经历亚、非大约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大都是港口，这些地方大都发现有青花瓷的出土。
后世描写成吉思汗即位的细密画中可见一件青花罐
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记录所到五国进行了瓷器贸易。同样跟随下西洋亲历海外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瓷器二十八处，其中旧港记录了青、白瓷和大小瓷器两处。明确指出用青花瓷交易的国家有九处：暹罗、锡兰山、柯枝、古里、忽鲁谟斯、榜葛拉、大喃、阿丹和天方，这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用青、白瓷交易的国家有四处：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和龙牙犀角。
波斯细密画中出现的青花双耳扁壶
关于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在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史料中也有记载。马格里兹在他的《道程志》中记述了希吉来历八三五年（宣德七年）郑和第七次远航船队的数艘船到达印度海岸，其中两艘到达阿丹港时，明确有用「（载来的）陶器、丝绸、麝香等商品」进行交易的记载。
元至明初青花大盘大碗在奥斯曼帝国苏丹宴会中的使用情况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调查研究显示，在伊朗东北部的大城市马什哈德（麦什特）的博物馆、德黑兰考古博物馆、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博物馆、阿富汗喀布尔的商店、印度孟买和海德拉巴的博物馆以及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博物馆、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立博物馆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博物馆，都有约十五世纪初的中国青花瓷收藏，这些瓷器都是明初外销瓷的遗物。
一三九六年（洪武二十九年）绘于巴格达的细密画中可见三件青花玉壶春瓶
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四十四岁时，推翻了侄儿建文帝，于一四〇二年登基做了皇帝，改元永乐。朱棣在位二十三年，一生有许多建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有很大影响的封建帝王，永乐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也像他本人一样具有很大影响。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官窑停烧。三十一年至建文四年的上半年，由于「靖难之役」，建文与燕藩朱棣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建文帝当无暇顾及官窑的烧造。因此，在建文四年的时间里，明初官窑可能停烧。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克南京，建文帝自焚，朱棣登上皇位。由于《明史·成祖一》中有建文四年「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的记载，印证明人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政志》中所说「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御厂一所、官窑二十座」，说明洪武三十五年明御厂已开始为朱棣烧造瓷器了。
一九八七年我们在明御厂西墙的沟道下发现一个书写「永乐元年」题记的釉里红盘口瓶。因此，可以确凿证明朱棣刚继大统，明御厂便开始烧造官窑瓷器了。永乐帝似乎对瓷器，尤其是白甜瓷甚为青睐。也许是朱棣早年长居在北平的「故元大内」，受到蒙古人「国俗尚白」遗风的影响，在永乐官窑瓷器中有许多精美绝伦的甜白瓷器产品，这可能与朱棣个人的审美习惯有关。
明永乐 釉里红书“永乐肆年”及“永乐元年”铭瓶口残片
永乐帝一生五度亲征漠北，次数之多、出塞之远，自古以来帝王中唯其一人。文治方面有《永乐大典》的编修，《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编撰等，而郑和出使西洋，其宝船之大宝物之多，航行次数之多，也属「空前绝后」。从官窑瓷器上看，也能反映出永乐时期这种恢宏气势。如一九九五年在明御厂出土的永乐青花海水仙山双耳大香炉，直径达六十八厘米的青花大盘，高达七十八厘米的白釉双耳瓶等，这种型制硕大而又精制的器物，非常符合朱棣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
朱棣在夺位之后不久，于永乐元年便急不可待地向海外各国派出使臣。马彬受命出使爪哇、苏门答腊，西洋琐里等国。而同时外国使团也纷纷来到中国，永乐一朝先后有四个国家的国王泛海而来，而其中竟有三位国王不幸病故于中国，埋葬在中华大地。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纹花浇与十四世纪伊斯兰黄铜鎏金花浇
最值一提的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发生在永乐时代，均为朱棣直接干预的活动。朱棣本人在对外交往中推行的是「厚往薄来」的怀柔之策，当年郑和的庞大舰队虽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宝船也早已化为灰烬，但郑和宝船运载并销往中东地区的瓷器都留存至今。
黄铜錾刻阿拉伯文鱼篓尊 大英博物馆藏
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纹鱼篓尊 故宫博物院藏
这类瓷器花纹和造型十分丰富，是郑和下西洋带往中东的瓷器：青花伊斯兰花纹双耳扁壶、青花折枝茶花纹双耳扁壶、青花海浪刻白龙纹扁壶、青花开光花果纹执壶、青花并蒂莲纹大盘、青花一束莲大盘、青花折枝花纹盖皿、青花伊斯兰花纹卧足碗、青花筒状盘（又叫无挡尊）、釉里红梅竹纹笔盒、金彩花卉敛口钵、白釉环底双耳扁壶、白釉三足雕花器座、白釉八方烛台、白釉直颈短流把壶、白釉单把小罐、白釉双环钵、白釉三壶连通器，这些瓷器和伊斯兰文化有密切关系，有的花纹源于伊斯兰陶瓷，有的造型源于伊斯兰金属器，充满了伊斯兰文化风情。
十四世纪 埃及黄铜嵌银器座 大英博物馆藏
明永乐 青花阿拉伯文花卉纹无挡尊 故宫博物院藏
从十四至十五世纪初景德镇外销瓷来看，元代中后期，青花瓷在景德镇盛行，其制品堪称是那一时代最具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元青花中的纹饰题材非常丰富，其中的人物、花卉、动物等纹饰有鲜明的中国画意味。洪武青花则显单调，少见动物纹，不见有人物纹饰，而永乐时期的青花比洪武青花纹饰题材丰富。
明永乐 青花外销瓷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永乐青花纹饰一改洪武那种繁缛茂密的元青花遗风而更趋疏朗清丽。器物的主题纹样多以花卉和瑞果纹为主，花卉纹除继续沿用洪武纹样外，另增了剪秋罗、秋葵、月季、桂花和牵牛等。瑞果纹则有葡萄、荔枝、寿桃、柿子、甜瓜、樱桃、枇杷、银杏等。同时流行一种由六或八种折枝花果纹为一组、等距离地分布于器物内壁的所谓「散点式」装饰。这种装饰形式洪武不曾使用，元代与宋代瓷器上未见，但唐代金银器和铜镜上则较为常见，永乐时采用的「散点式」装饰，可能是受唐代工艺品影响，而将其装饰形式移植到瓷器上的。永乐首开青花装饰碗底先例，纹饰有龙、凤、菊和龟锦纹（实为唐金银器上的忍冬花结纹）。富有画意的花鸟纹、仙女纹、婴戏纹、胡人乐舞纹等均首见于永乐官窑。奇特的海兽纹亦为永乐时始用，宣德时才流行。作为辅助纹及边饰的纹饰有：蕉叶、如意云、回纹、卷叶纹、海涛纹和莲瓣纹等；蕉叶纹叶片中茎多不渲染；回纹多环绕连续；海潮纹潮头与水波疏密对比鲜明，线条富于变化，显得极为流畅和谐。
比较特殊的是永乐又开始出现人物纹装饰瓷器，如青花仕女棋琴书画纹碗，该器所饰是永乐青花纹饰中难得一见的人物纹样。永乐青花窝盘所绘青花庭院小景纹，与元代赵孟頫《双松平远图》中的松树小景构图颇相似。永乐青花岁寒三友纹大窝盘所绘松竹梅纹，其竹叶的画法与元代倪瓒《竹枝图》中的竹叶一致，梅枝的画法与则元人画《墨梅图》构图相似。
永乐青花纹饰比洪武时期精美丰富，有些青花构图形式成了后世的范本。虽然元代青花题材比永乐丰富（有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文化元素），而永乐青花则传承了更多的中国画传统。
永乐官窑对元代青花花纹有许多模仿，如：永乐绿彩灵枝竹叶纹器托。该器上的纹样与元代集宁路出土的夹衫上的刺绣灵芝竹叶纹一致，洪武永乐官窑都有继承。元青花开光纹样，洪武官窑有继承，永乐官窑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为简化。元青花海水纹样，洪武官窑也有继承，永乐官窑青花所绘海水纹洪武青花更疏朗。
总之，永乐官窑青花纹饰有许多直接模仿于元青花，而更多的则直接取材于中国画题材与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