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白话第一'的李敖，被谁深度催眠了？

李敖曾说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这一辈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凭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说这话的李敖，是不是信心爆棚，有点飘了？我们就兜头来盆冷水，破破他的自信吧。

就以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来说吧，这是他的成名作，纵横捭阖，山平水远，英气逼人，指点江山，是典型的李敖式作品。

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李敖就很有一些说法值得推敲、商榷。

首先，李敖把'投水殉清'的梁济，当成是一个落伍者，这对于梁济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李敖是跟着胡适评梁济，他摘引了一段二十七岁时胡适的一段话。

胡适明确指出：'这可见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致自杀'。梁济的自杀是因为陈旧的'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因而产生'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致自杀'。在当时'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按照胡适的设想，压倒'玄学'的科学，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胡适以如来手掌比'科学'，以'孙悟空'比'玄学'。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胡适把梁济当成了跟不上时代与'科学'的旧人物了。

但梁济分明是个'殉道者'。'国性不存，吾生何用'，梁济曾用数年的时间来思考'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问题，并且亦为自己的自杀做着准备。他明确意识到他殉的是清朝，但他更清楚意识到他殉的是中国文化。当时陈独秀就认为梁济是殉道者，陈独秀认为梁济用他的行动殉了他的主义，是非常可贵的。

上图为梁济先生

梁济的自杀与后来王国维的自杀是同一性质的。后来李敖有《王国维自杀写真》，他把王国维当成是大丈夫怀有'不再辱主义'的人，是一位'伟大的学人'。

李敖何厚彼而薄此耶？

其次，无端捎带或展开对孔子的'攻击'，最没来由。

李敖在'老年人拿的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一节中，李敖先提到了当时台湾监察院副院长'他老先生拿棒子打人'。需要指出的是，李敖这里所谓老年'不放手的棒子'，指的当然是权位或权杖之类，总有一些当权的老年人会把权力或权杖要牢牢地把持在自己手中。

紧接着，李敖就写到了孔子的'以杖叩其胫'，李敖太能联想了，见到了'杖'，而且为孔子所用的'杖'，就以为是'权杖'。其实，孔子这里使用的'杖'，其功能就是'教鞭'，跟李敖所谓的'权杖'没有半点关系。况且，权位与权杖在孔子那里，始终都是特别稀缺的资源，若是拥有了恐怕也舍不得'以杖叩其胫'了。

紧接着，李敖就更离谱了。'《礼记》中记孔圣临死前'负手曳杖，消摇于门'，这个'曳'字用得太好了，杖者棒也，棒者名器，不可以假人，放乎哉？不放也！棒交不下去，一个'曳'字写尽了他那失望而未绝望的心情，当子贡跑进去的时候，孔子感叹'尔来何迟也'！这是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教育家最后的哀呼！'

这一小段李敖完全是脑洞大开。

晚年居鲁的孔子，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权柄的'老教育家'，根本不存在'棒者名器，不可以假人'的问题，这是其一；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像墨家似的，所在也不存在'棒交不下去'与能交下去的问题，这是其二。

对于权力五百年都没有光顾的孔子来说，晚年孔子'负手曳杖'的'杖'，就是老年人所使用的'拐杖'，与李敖所谓老年人那根'不放手的棒子'，扯不上半点关系。

回到李敖所提到的《礼记》，'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礼记 曲礼》）。'杖'与'几杖'在《礼记》世界很常见，它只是辅助老年人行走的工具而已，李敖真的是想多了。

陈寅恪晚年亦有一'黄藤手杖'，其所起的作用，据陈寅恪自己说是'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 陈寅恪的'手杖'，当然也不能被幻化为'权杖'。

再次，李敖对《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理解亦是有问题的。

一个，似乎不能把唐僧当作是'老年'吧，已被五台山压了五百年的孙悟空也难说是'青年'；二个，李敖说'取经一事，明明孙行者足可胜任，可是却一定要派唐僧那个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做主角'。

当李敖非常痛快地这样说时，就坏了《西游记》一书的游戏规则。

若是没有'血压又高、头脑又混的肉馒头'唐僧，孙行者如何得救出世呢？如果减去了'肉馒头'这个废物，'明明孙行者足可胜任'，那还会有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吗？单凭孙悟空取回来的经还能是真经吗？

其实，唐僧绝没有那么差。

'御弟'三藏先生是屡经磨难，百折不挠。他是取经团队中信念最为坚定的'定海神针'、精神领袖。若是数典寻祖的话，《西游记》的源头本来就是三藏法师（唐僧）一个人的取经真实故事，根本就没有孙悟空什么事，齐天大圣只不过是一个'衍生产品'而已。李敖非要把'肉馒头'一脚踢开，授权让孙悟空一个人取经，这就不合适了吧？这就好比是拿掉唐宗宋祖来说唐宋建立的精彩，从何说起呢？

以上为李敖经典作品《老年人与棒子》所出现的问题。

还是回到李敖自命'白话第一'这个问题上来吧。李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说法呢？

这与李敖的白话观念有着内在联系，这就要说到李敖与胡适非同寻常的关系了。

1986年10月，香港PLAYBOY采访李敖：'您在思想上，是否受胡适影响颇深？'李敖摆摆手：'没有没有，只有一部分。'不管李敖承不承认，对其最有影响的一个人恐怕就是胡适了。

可以说，胡适对李有着'覆盖式'与'浸润式'的影响。

在李敖还是小年轻的时候，就深深沉浸在胡适作品世界中了。那时的李敖能考证出胡适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曾握着还只有20岁李敖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所以，后来李敖有专著《胡适研究》，那绝对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胡适对李敖有着某种可怕的影响。

就比如，李敖评韩愈就带着不易为人觉察的胡适调调。

李敖这样评韩愈，'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看，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李敖继续写道，'二、他表达的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就这样，一个'白话第一'就轻易地把'古文第一'给灭了。

一个'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就这么容易被李敖短短的几句话打倒吗？韩愈的文章真的像李敖说的这么不堪吗？

其实在韩文公的世界里有的是妙文、奇文、美文、雄文，只在于你的眼睛往哪里看。许许多多的名家甚至伟人都曾从韩文公的文章中获得过启发与启示，直到今天韩愈的文章都是非常有营养的。

李敖评韩愈所使用的方式，都是胡适所使用过典型的方式，直接一棒打死。

在胡适当年基本上所有的倡导白话排斥文言的著述文章中，都是'文白两分'看待问题。放在文学史上，只要是文言或是文言'浓度'高的，就一定是不好的；反之，若是白话的，才是有价值的。

李敖正是站在胡适当年所奠定的文学观文字观的基础上，也就是把白话置放在优越于文言的制高点上，李敖正是在这个背景上号称自己是'白话第一'的，这样与白话攀上了亲戚，似乎就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李敖一直是胡适白话观念的忠实信众。

当年李敖《播种者胡适》，重点澄清并论证了胡适是现代倡导白话的第一人。作为胡适护法出现的李敖，也主要是围绕这一点与诸人展开白刃格斗般的激烈论辩。

胡适的另一个弟子唐德刚就对胡适的白话理论就不完全认同，就有'腹诽'，当然不是直接面对面的真刀实枪操起家伙就干的那种，而是课堂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小声发言的那种。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一方面赞美了胡适在白话倡导上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在'腹诽'胡大师的诸多白话主张上，已远非显着特别纯洁的李敖所能比拟。

在文学是否要用典、是否要避俗语俗字等诸多胡适所谓的'八不主义'的问题，唐德刚都进行了质疑，许多文言包括骈文并不像胡适所认为的那么差。特别是在写作层面，胡适总是耳提面命唐德刚，'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因为在胡适看来，'文白杂陈'是相当不好的习惯。正缘于此，胡适形成了自己的'胡适之体'式的文章与诗歌。

但是唐德刚却不认同胡适的此一看法。最终，唐德刚正是在'文白杂陈'方面，形成了自己在现代世界相当独特的唐氏风格。夏志清这样评说唐氏文章，'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这样看来，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李敖的肩上了。

但在白话问题上，李敖让人最为失望，李敖'白话第一'说就尤其令人失望。胡适当年倡导白话是有着宏大企图的，这就是满足中国社会存在的'启蒙'与'救亡'双层需要；希望能在最广大的民众中能普及文化，从而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但为一般人所很少知道的是，胡适在提倡白话的同时，他在五四期间还写过一篇《普及与提高》。

别人见面称胡适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胡适感到很是汗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北大有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北京大学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书；《大学丛书》出了两年，也只出了五本书；《世界丛书》，经过五个月动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

胡适评论道：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

这是胡适对当时状况的一个反思，话也说的很重。

胡适因而得出结论：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胡适还用了一个比喻，认为：桌上的灯绝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为此，当时陈独秀与胡适还有争论：陈认为要重在普及而不是提高。可能在当时，胡、陈双方都没意识到两者的说法是没有矛盾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非常可惜的是，胡适在'普及'与'提高'问题上并没有更深入地思索下去，特别是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胡适更没有触及此一问题。时势造英雄，英雄有时也会受制于时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将近一百年过去的当今时代，一个作家或人文工作者，要是只在'白话'上打转转，哪怕自命'白话第一'，那也只是在新文化的'普及'层面上睡大觉，说到底就是在胡适认识水准上的倒退。

李敖对于白话的执著信念，是被谁催眠了呢？

这当中有胡适的因素，也有百年范围内的时代因素。胡适曾有一个名言，他曾说：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金岳霖亦曾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

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再回想五四时代，最有价值的那些作品，一定是'双语写作'（文言与白话同时在场）的作品，就是以文言为根基同时又是用白话写出来的作品，概括地说，就是'面白里文'。这其中的有些作品甚至是永远不可企及的，不是别的，因为文言永远离我们而去了，或者说是我们永远离文言而去了，恐怕再也不会有什么过硬的'双语写作'了。

'周氏兄弟'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企及，因为'周氏兄弟'的'双语'都极其了得；另外，像陈独秀、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林语堂、朱自清、俞平伯、冯文炳等人，甚至包括胡适自己，都是'双语写作'的行家里手，他们才是新文学阵营中的中坚力量。

想成为少林高手，光靠做'广播体操'成吗？若是把'广播体操'或'广场舞'当成与少林武当一较高下的看家本领，哪怕'广播体操'达到九级水平，是否能拿到'华山论剑'的入门许可，都末可知。

许倬云说'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

这大概可以理解为：李敖是个大才子，他能把一些具体问题处理得花团锦簇；但在一些大问题上，则缺乏战略性的大视野。

从李敖评论孔子、韩愈、唐僧师徒以及梁济自杀所表达的观点看来，李敖总会对处于文言时代的人物与作品，投去一抹高傲而漠然的贬视目光。

若是拒绝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言宝库，其实就是拒绝胡适意义上的'提高'。哪怕是'白话第一'，亦只能是'一条腿'跳舞瞎蹦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