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林及其小说
文/马家骏
格里厄姆·格林(1904—1991)，是当代最杰出的英国作家之一。在整个的西方作家中，格·格林也占据了非常显赫的位置。他是一位多面手作家，而以小说成就最大。格林创作多产，小说从第一部《内心人》到今已有40部。格林的创作对当代世界文学颇有影响。
格林于1904年10月2日出生在英国中部赫特福德耶郡的伯克爱姆斯特德。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他就在该校读书。少年时，他曾化妆成流浪汉，靠摇手风琴过活，浪游了英国各地，大长了社会见识。1921年他升入牛津大学伯利奥尔学院读历史系。1925年毕业之后在《诺丁汉杂志社》工作。在当记者的期间他曾加入过四个星期的英国共产党，退党后，次年改信天主教。1926年到1930年他在《泰晤士报》当了四年副编辑，此期间进行文学创作。1925年格林就发表过诗篇《唠叨的阿普里尔》。l92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内心人》，次年辞去编辑，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
《内心人》写一个怀有自卑心理的黑帮头子的儿子，他因出卖同伙，遭到追捕。在内心自我折磨中，发生了性本恶与上帝教导的冲突，虽遇一女子，最后仍追求了死的解脱。这种情节模式，是他后来不少小说中常运用的。此后，格林还写有小说《行动之后》(1930)、《夜幕降临时的谣言》(1931)。
三四十年代，格林几度出国。他除了写有游记如访问利比亚后的《没有地图的旅行》(1936)、记载墨西哥之行印象的《不法之路》(1939)等外，主要是小说创作。格林把他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消遣作品”，一类是“严肃文学”。消遣作品是些情节紧张的间谍小说，但它们格调很高，其中也探讨严肃的道德问题，只不过运用了惊险的形式。消遣作品中的《斯坦布尔列车》(1922)是格林的成名作。《密使》(1939)则写西班牙内战中惊心动魄的事件与人物，围绕着信托或怀疑密使开展情节。小说不限于布置悬念，更深入人的内心世界。这类小说还有《一文被出卖的枪》(1936)和《恐怖部门》(1943)。这些间谍小说在紧张情节中，展示了国际冲突和社会矛盾。
严肃文学则着力挖掘人物内心的世界，写内心中善与恶、灵与肉的冲突。严肃文学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恐惧、死亡等场景。除了早期的《这是个战场》(1934)和不成功地用“意识流”手法揭露资本家的《英国造就我》(1935)，重要的是四部家教小说：《布赖顿硬糖》(1938)写的是布赖顿地区一群打架恶少中的团伙头子、17岁的堕落天主教徒平基谋害同伙与其妻子，欲向追捕他的警察掷硫酸瓶反蛰瞎自己而失足坠崖的故事。小说写平基的罪恶与后悔，充满“悬虑与恐怖的暗流”，它在“行动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①。《权力与荣耀》(1940）写纵情与放任，突出墨西哥当局之驱逐教会、追捕神父。因为这部小说，格林受到天主教法庭的谴责。《问题的核心》(1948)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属西非某殖民地副专员斯考比，送妻去南非养病而借叙利亚奸商的债，因之这位虔诚天主教徒受到利诱与威胁。他此时同一位年轻寡妇海伦发生关系，自知违反教义，精神苦闷，最后自杀身亡。英国一位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格林的一部杰作，因为他在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在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和失望，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②小说获布莱克纪念奖，并被搬上银幕。《爱情的结局》(1950)写爱与恨的矛盾，曾获天主教文学奖。格林写宗教小说，但他自认并不是虔诚教徒，写作时常“不忠”于教会，写出的教徒也是善恶并存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格林从脱离生活的狭小个人内心的圈子挣脱出来，转向现实生活，写出了不少政治小说，它常溶合了严肃与消遣两种成分。l954年，作为《新共和》杂志的特约记者，他在越南驻留一段时间，回国后写成了《沉静的美国人》(1955)这部政治小说。小说写越南战争期间的复杂斗争，提倡“不干涉”原则的英国记者傅勒，看到高唱“自由民主”的美国人派尔用武器武装匪徒，既排斥侵越的法帝国主义，又反对越南人民解放战争。在众多破坏事件打击下，傅勒清醒过来并抛弃“不干涉”原则，终于协助越盟地下人员杀死派尔。小说写了越南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也写了美法之间的勾心斗角。1959年，格林住在比属刚果一段时间，回来写了《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1)。这书写比利时籍建筑师奎里厌恶肉麻吹捧，对爱情、工作全绝望，逃入非洲深处麻疯病院隐居。他身上的病毒发完可自愈，而内心的“病毒”发完，爱憎的感情本可复苏，但却被自私的经理莱克尔枪杀。这部小说近似宗教小说，也用了象征手法，但着重还是揭露殖民地统治者的黑暗。写国外政治的小说还有揭露巴蒂斯塔统治下古巴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批判海地统治者老杜瓦利埃的暴政的《喜剧演员》(1966)。
五六十年代，格林还写有消遣作品《随姨母旅行》(1969)，出版了短篇小说集《21个故事》(1954)、《现实的意义》(1963)、《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1967)，论文集《失去的童年》(1951)、自传《一种生活》(1958)、剧本《起居间》(又译《客厅》，1953)、《射击棚》(1957)、《殷勤的情人》(1959)等等。
七八十年代，是格林的晚年创作时期，这阶段创作高度成熟，并具有世界影响。虽然创作数量较前少了，但《荣誉领事》(1973)、《人性的因素》(1978)和《炸弹宴》(1980)等，质量是非常高的。其中《人性的因素》集道德小说、间谍小说、政治小说、消遣小说之大成，最体现其创作风格。《炸弹宴》则是另辟蹊径的佳作，也不可忽视。
格林自大战期间从事外交工作时，就周游世界，他走遍了各大洲。1957年格林曾访华。旅行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由于他的创作成绩，他于1926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博士，1963年获皇家文学学会荣誊成员奖章。这位耄耋之年的作家，不时还拿笔创作，其精神是可敬的。
《日内瓦的费希尔博士或炸弹宴》(1980)是格雷厄姆·格林晚年的新作。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娓娓动听的讲述故事、分析情势、表现男主人的感情与性格，使读者循着叙述人的视点去观察世界，按照“我’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渗入叙述人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一切。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在第一人称的引导，而且更在“我”所讲述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奇异而凄楚的故事，恋爱的双方是如此悬殊。“我”的名字叫艾尔弗雷德·琼斯，是英国外交官的儿子，小时随父母旅居法国、土耳其、巴拉圭等国，学会了它们的语言，而且瑞士语也说得好，现在定居在瑞士的韦维。琼斯却和安娜-露艾斯·费希尔恋爱并结了婚．琼斯是个月薪不高、住在公寓里的小职员，在一家巧克力工厂当翻译兼写书信；而安娜-露艾斯却是百万富翁费希尔博士的独生女，住在日内瓦郊外韦尔苏瓦湖边一座巨大的古香古色的白色公馆里。琼斯已超过五十岁了，其貌不扬，一只胳臂在l940年12月伦敦空袭中炸掉了，总是拖着塑料的假臂；而安娜-露艾斯才21岁，年轻美貌，和蔼温柔。这样的两个人，尽管年龄、身分、财产、外貌相差悬殊，但却在吃三明治邂逅之后，产生了爱情，并已结了婚，成为恩爱夫妻。安娜-露艾斯搬离父亲的家，不愿再回去，而且不主张丈夫拜望父亲。造成这场婚姻的，是由于安娜-露艾斯憎恨父亲的心理。她的父亲费希尔博土，迫害了她母亲，因为母亲爱听音乐，认识卖录音带的斯坦纳先生，二人除了共同爱好莫扎特，并不是情人。但恶魔般的费希尔博士逼得妻子在枯草热病流行季节自杀。博土只欣赏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马屁精，而对他的女儿十分冷淡。于是安娜-露艾斯在琼斯身上找到了父爱、丈夫和自己温暖的家庭。不过年轻姑娘的幸福不长，一次在滑雪中撞在树上，脑浆进裂而死，鲜血染红了白长毛衣。费希尔博士连唯一亲人——女儿的葬礼也没有出席。
爱情故事只是小说的外部线索或前景故事，而小说真正表现深刻社会含意的是费希尔博士的所作所为。这个原来处在背景上的故事，越来越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性。从小说的标题到内含主旨看，博士的故事才是小说的灵魂。
日内瓦的百万富翁费希尔博士，灸手可热，赫赫一此，远近闻名。他的发迹是因为多年前发明了“登托菲尔·布奎特”，即针对巧克力的防治龋齿的花朵。博士一个早晨的收入是琼斯一月收入的几十倍，金钱使得一群苟苟营营之徒，趋之若鹜地麕集在他周围。金钱也使得博土自己灵魂被扭曲，成为霸王、恶作剧者、魔鬼和疯子。格林以其幽默与揶揄的笔触，刻画了一群“癞蛤蟆”(“马屁精”的讹读)的丑恶形象：总是弯着腰像找一个美元的国际律师基普斯；蓝头发的美国寡妇蒙哥马利夫人，她骨瘦如柴的脖子的凹陷处挂着项链；瑞士陆军高军阶的师长克鲁格，他“背板笔挺，一只患风湿症的腿僵硬得简直像一根通枪条，一只征服者的鼻子和威武的胡须”ƒ；还有嗜酒过度的电影演员理查德·迪思，爱钱如命的税务顾问蒙西厄·贝尔蒙特。这些构成费希尔俱乐部的成员，阿谀逢迎、恬不知耻地在费希尔的家宴上丑态百出，是为了取悦主人，以获得博士的赏赐。
格林在费希尔博士形象中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仇恨人类的心态。博士不喜欢这帮马屁精，也知道他们是为了酬赏来容忍这讨厌的家宴的。对于这帮口头上尊重他、热爱他的名流，他污辱他们，“就像一个一手扬着鞭子，一手拿着胡萝卜赶一头驴的人”，在嘲弄他们之后，给以奖励。琼斯出席过两次费希尔博士的家宴，一次是同博士女儿结婚后，以女婿身分拜访博士时遇上的，一次是安娜-露艾斯死后来找博士报复而来的。第一次家宴是大冷天，费希尔博士让马屁精们喝冰冷的稀粥。喝完了就给18开金的打火机、绿宝石项链之类的奖品。只有琼斯拒绝喝。费希尔嘲笑那些名流的贪婪和喝粥的丑态。这次家宴，是一次铺垫，为的是突出第二次琼斯参加的炸弹宴。这场恶作剧是：费希尔在桶中放了六个花炮，其中五个各装一张200法郎的支票，一个装了一枚炸弹，让马屁精去拉引线，结果或者得巨款支票，或者被炸死。这群既爱钱又怕死的人们，洋相出尽，小说情节也达到了高潮。琼斯由于妻子已撞死，自己已厌倦生活，不想活了，也拉了花炮引线，但他并不希罕200万法郎。仇恨人类、蔑视世界的费希尔博士出人意料但却合乎逻辑地开枪自杀，了却了疯狂的一生。物质富有却精神崩溃是为富不仁的西方大亨的下场。小说从不平凡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人性的因素》(1978)是格雷厄姆·格林成熟期的一部重要小说，它集消遣小说与严肃小说于一体，熔间谍小说、政治小说、道德小说于一炉。表面看，它是一部消遣的间谍小说，写了国际之间的间谍斗争。间谍小说一般以情节取胜，属于通俗文学之列。但《人性的因素》却又不同于一般的间谍小说，它既侧重于对社会生活画面的展示以显其政治倾向，又侧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以显示其精神道德力量。前者，构成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后者，更显示小说在形象刻画上的高度水平。二者合一，构成《人性的因素》作为严肃小说的本质。当然也不能不注意《人性的因素》在情节安排上的艺术的吸引力。
《人性的因素》具有一般间谍小说的情节的曲折性。它以英国情报机关的机密泄漏和人员叛逃为题材，贯穿了国际间的斗争：英国情报六处是管非洲事务的间谍机构，其中A科处理有关南非的情报。英国、南非、美国，联合有一个“雷木斯大叔计划”，用以开采南非的铀，以制造原子武器。在计划下达前，情报六处A科泄漏了一件机密，有人把南非的情报传给了“克格勃”(苏联情报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缩写)，而埋伏进“克格勃”的英国间谍，又把泄密的事通知了英国情报局。情报六处的处长是沃森，这个不管具体事项的老间谍泄密的可能性不大。A科只有二人被怀疑：科长莫里斯·卡斯尔在情报机关已工作20多年，为人谨慎，一向勤恳，生活简朴而严肃，有家室之累；他的助手阿瑟·戴维斯则年轻好胜，锋芒毕露，行动随便。这位工党党员，思想偏激，作为单身汉，他花钱过火，嗜酒好赌，还有一部豪华的美洲虎脾汽车。不久前，上级戴思特里上校在检查安全时，发现他把机密文件带出情报局，理由是“吃午饭时再看看”。看来，戴维斯泄密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被怀疑、被盯梢，电话被窃听。他请假去看牙，但他的牙完好，又没去牙医处，不知干了什么名堂(其实，他在恋爱，正追少将女儿辛西娅)。他又要求由英国调到非洲去工作，似乎想逃脱。种种迹象证实，他是泄密的人。对于戴维斯，不能经法庭起诉判决，那样不但会公开一些秘密，而且也出了情报局的丑：于是，上级想出办法来悄悄干掉戴维斯。情报局一个头子叫伊曼纽尔·珀西瓦尔，原是一个医生，他同另一个头子约翰·哈格利夫斯爵士商量：利用戴维斯爱喝酒而身体欠佳的特点，先扬言戴维斯有病，然后给戴维斯药中放入变质花生米所产生的那种曲霉菌。这种菌产生一种黄曲毒素，它能侵蚀肝细胞。于是戴维斯不久病死。法医验尸结论是因长期纵酒引起肝坏死而亡。
其实，卡斯尔才是真正的双重间谍，他不能再向“克格勃”送情报，便用从哈利戴书店弄来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字句完成最后的报告，把它放在幼年时发现的树洞中以进行无人联络。卡斯尔深感自己被监视，于是动用紧急呼号求救。哈利戴给他带来假护照，给他化了妆．当发现特务在严验飞住布拉格的飞机时，卡斯尔却飞向了巴黎，之后，转机投向苏联。
《人性的因素》的曲折情节服从于人物形象的刻画。莫里斯·卡斯尔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深刻地分析了卡斯尔这个老间谍何以晚年当双重间谍的原因。按家庭与经历来说，卡斯尔是可靠的情报人员，他的父亲是老式医生，自由党员，正派的上层士绅；他的母亲是爱国的保守党；他的堂弟罗杰·卡斯尔在财政部任要职；他自己已62岁了，在情报局干了30多年，没出过纰漏；他工作踏实、慎重、沉默寡言；他不饮酒、不找女人，爱自己的妻子老小，有房产，保了险，银行有存款，故而上级排除了对他的怀疑。卡斯尔之所以当双重间谍，不是因为政治信仰，他没从自由主义者改变成共产主义者。他不信上帝，也不信共产主义。他所以同苏联间谍联络并提供情报，是另有一种道德原因。原来，卡斯尔从良好文化教养和慎重的人生阅历中获得的是传统的人道精神，而非间谍们的贪财好色、残忍绝情。在卡斯尔身上保留着人性的因素，他也追求高尚和正直，他在南非工作期间，就痛恨比勒陀利亚当局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政策。他爱上了黑色女人萨拉，尽管她有私生子，仍同萨拉结了婚。他作为驻南非的英国情报人员，对外身分则是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于是同请来的秘书萨拉恋爱，萨拉成了他收集南非资料与情报的助手。萨拉认识南非共产党员卡森。卡斯尔同正直的黑人卡森成了好朋友。卡斯尔与萨拉的婚姻，违反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比勒陀利亚当局不能追究外交人员卡斯尔，却要逮捕南非的黑女人萨拉。萨拉在卡森的帮助下，带着儿子萨姆逃出了南非，到英国与丈夫团聚。卡斯尔出于对卡森的知恩图报，出于对南非黑人的同情，将有关南非的情报及其不人道情况告知了在伦敦的苏联朋友鲍里斯，而鲍里斯却是“克格勃”的成员。于是，一个只因具有人性因素而非信仰共产主义的英国白人，成了双重间谍。最后在事情败露，可能被追捕情势下，由“克格勃”帮助，逃到了莫斯科。
作者刻画的卡斯尔，是个性格内向、深思熟虑的人。这既符合他当间谍的身分，又造成使人难以捉摸他内心奥秘的特点。作者常在卡斯尔的思考与回忆中，表现他内心的波澜，从而使读者认识卡斯尔的精神世界。卡斯尔身为间谋，但厌恶间谍机关的勾心斗角，他对上级、对外国间谍都存有戒心。从长期间谍生活所学得的是高度的怀疑与警惕性，是一刻也不松懈的紧张情绪。一心想在退休后携妻带子去森林休息，获得精神松弛，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他目前又不得不拴在间谍的缰绳上去搏斗，这也就造成了他内心的矛盾。
作者笔下的卡斯尔是个宽厚而通达的人。他同黑妻于萨拉的爱情是真挚的，为此不惜冒犯南非法律而结婚。他又不顾英国上层社会和母亲的看法，把黑妻子带回英国。妻子先前同别的黑人生了纯黑的儿子萨姆，卡斯尔把萨姆当作亲生儿子，表现了深厚的父爱。他爱屋及乌，从爱妻子直到同情整个南非黑人。卡斯尔对人，不管其身分信仰如何，而是看其人品。所以，他同南非共产党员卡森交明友，同苏联外交人员鲍里斯来往，同英国间谍戴维斯成为莫逆之交。
格林不是按一般间谍的概念刻画人物，而是写出了一个良心并未混灭、保留着人性因素的有血有肉的间谍卡斯尔。这既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地下工作者，又不是嗜血成性灵魂腐烂的铁血间谍，而是有独特生活经历、家庭爱情、道德品质、内心矛盾和突出个性气质的生动典型。
作者刻画卡斯尔的形象，绝没有美化间谍，反而在众多人物形象中，批判情报机关的阴暗、残忍、无人性和冷酷。
小说批判了南非保安局的蛮横无理与毒辣残酷。万登科是个性情残暴、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威胁卡斯尔，让他交出黑女人萨拉。说话间总揩拳头上的大金戒指，似乎随时可以抡拳击破被审者的面容。马勒则是另一种有知识、精明强干的阴险家伙。他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表面是文质彬彬的小白脸，骨子里却充满了坏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马勒后来到英国办事，竟然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礼貌周到地拜访卡斯尔和萨拉。而南非当局却把卡森等人关押起来，使卡森很快“得肺病”死去。
英国情报局的残酷更不用多说。它对内部，跟踪属下，监听电话；对被怀疑者，下毒手，杀死人也不露痕迹。
苏联“克格勒”也是无孔不入、阴冷可怖的。卡斯尔逃到莫斯科并无安全感和温暖。异样的目光、冷漠的接待、孤寂的安置，使卡斯尔在陌生异邦益发苦闷。难怪在长途电话中，萨拉听到的是老人的悲鸣。
对各方情报机关的批判，既显示了格林并不偏袒某一方的客观立场；又显示了他对人类丑恶现象的批判精神。这构成了这部政治小说的真实性与思想性。
《人性的因素》同格林其他小说一样，非常重视环境的描写与气氛的渲染。作为现实主义的佳作，《人性的因素》在描写环境、渲染气氛时，特别注意细节的真实和重复地运用同一细节。如马勒来访，则先是门铃响，再是卡斯尔的狗布勒狂吠；而开门后，布勒则向来客摇尾乞怜。客人小心翼翼，连赞“好狗”，狗则在马勒裤子上留下柔情的唾涎。这个场景，无比的细致入微而又真实。狗的出场，增加了家庭气氛。而狗这个环境的组成因素，后来又多次重复出现(如在卡斯尔母亲家追猫、狗同萨姆相亲近、卡斯尔临逃之时用枪打死狗等等)。狗布勒在小说中不是情节必不可少的因素，它是儿童萨姆的伙伴、卡斯尔母亲讨厌的东西、班图女人萨拉的保护者和人们的话题。它的一再重复构成卡斯尔家庭环境的浓浓气氛时不能缺少的细节来源。
《人性的因素》重在刻画人物，对内心世界的描写就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了。这部小说的写人的心理状态，既不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也同传统现实主义的心理剖析不一样。它常见的手法有三：一、闪回，即瞬间的回忆。如马勒来访前，卡斯尔闪电似地回忆起过去在南非时马勒与万登科对他的审讯。这里回忆出的是具体描写的场景，是实在的画面，它夹在现实生活画面的描写之中。二、杂想，这多半写人物精神紧张或喝酒后的内心状态。这种杂想出的各式各样的事件、场景、话语，是提示性的，并非具体的生活画面。它们之间又是有界限的、有逻辑的，不同于意识流的非理性的忽天忽地浮现出的潜在模糊意识或掠影般的性心理。如戴恩特里上校参加戴维斯的葬礼回来，午餐上喝了两杯酒。作为戴维斯的上级，他不相信戴维斯是叛徒，而且他又知道珀西瓦尔医生同哈格利夫斯爵士谋害戴维斯的计谋。于是他思想恍惚，头脑中杂想联翩，断续涌出。他想到医生与爵士，又想到葬礼，及葬礼结束后二人走在他前面，嘀嘀咕咕搞什么阴谋；再想到戴维斯的死，又对着正吃的沙丁鱼说：陪审团不会定你罪?(他想：若非谋杀，而是上法庭，不会判戴维斯死刑，因而把所想的对着沙丁鱼说出)。他想到验尸报告，又尽量回忆那天医生对他说戴维斯肝硬化的话语及胡扯艺术家尼科尔森的话，等等。这些杂想，围绕着戴维斯之死，显示人物内心的不安与怀疑。三、现实、感觉与思想的融合或交错。这是小说中多处使用的手法，也是格林的创造性的技艺。如戴恩特里上校与女儿相约在餐馆吃饭，谈话间又见戴维斯在远处另一桌边等什么人。这时，父女谈话、上校目光的逡巡，同自己的感受、情绪、思索几者交镕在一起：上校一边听女儿谈要结婚、并问她的工作与生活，另一边又在观察可疑的戴维斯；内心又在想可以与女儿相聚但不能同离异的妻子会面。此时戴维斯等不到人而离去，临行前回头望了一眼，恰与戴恩特里的目光相遇。上校感到没能了解戴维斯的底细而遗憾，放杯时用力过猛而洒了酒，于是想起上次珀西瓦尔医生同他打猎时的种种异常表现，但口头上仍同女儿谈不能出席她婚礼的原因。这样，描写中就把过去与现在，客观与主双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生动的形象与场景。
《人性的因素》所写人物形象与场景能使人感到历历在目，这在于它使用了电影的手法。电影的剪辑，使画面连绵不断，并在相互之间产生新的联想、对比、象征等含意。如戴恩特里偕卡斯尔来出席女儿娟礼一场，作者的笔触犹如电影摄影机镜头，写出的各个片断，犹如一个个镜头画面，剪辑起来，意蕴深远。父女谈话；爱德华打碎瓷猫头鹰；卡斯尔与乔伊纳谈话；卡斯尔想妻儿；电话机旁的白色资猫头鹰；辛西亚来电话；卡斯尔告诉上校：电话告知戴维斯己死；上校甩蛋糕；猫头鹰摇晃着掉在地上摔碎……这一连串镜头剪辑，构成特异的场景以表现人物与情节。
电影的场面较之戏剧的场面要短促得多。戏剧要求舞台艺术的时空集中，故而一个场景比较长幅度地表现其内容。电影则运用镜头的不断转换，表现出时间与空间的不受限制，使内容得到更丰富多彩的呈现。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名著，常是停在一个场景中铺陈开来展示含量较多的内容。格林则吸收电影手法，创造性地缩短场景，使切割出的众多短促镜头在频繁转换中组合，以表现其丰富内容。与此相连《人性的因素》在场景的迅速转换中，情节得到起伏曲折的发展。它的情节的推进速度，较之传统小说的节奏要快速得多，这就造成其紧张性与艺术吸引力，也满足了动荡的现代人对艺术欣赏的心理要求。
[注]
鲍温：《小说家的技巧》，见《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魏恩达姆：《格雷厄姆·格林》，转引自《问题的核心》代序。
ƒ格雷厄姆·格林：《炸弹宴》，周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一下从略。
后段以《浅谈<人性的因素>》刊于《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又《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9年第3期转载。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