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论行动的人与经济学（下）

作   者：米塞斯  

译   者：风灵 亦方

来   源：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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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起点由实验所确立的各种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那些理论被构建得越来越抽象和越来越具有普遍性。最终的理论是如此抽象以至于它们几乎为普通民众所无法理解。这并不会损害这些理论的价值；只要它们能被少数科学家所理解就足够了。

在一门先验性的科学中，我们是从一个一般性的假设——采取行动是为了以一种事态替代另一种事态——着手研究的。这种理论——很多人都认为它是毫无意义的——将会推导出一些其他的越来越容易理解和不那么抽象的观念。

自然科学的进展是从不太具有一般性到具有更多的一般性；经济学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推进。自然科学都能够建立起恒定不变的数量关系。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中，并不存在这种恒定不变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测量的机会。促使人们行动和导致产生价格与市场活动的价值判断是无法测量的；它们能够确定程度上的差别；它们可以分出等级。它们并不说“A”等于“B”或者“A”比“B”多还是少。它们说的是“我更喜欢A而不是B”。它们并没有确定这些判断[译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价值判断不能被定量化的]。这一点已经被误解了2000年。甚至在今天还有很多人，甚至是一些杰出的哲学家，他们都完全误解了这一点。市场价格体系的出现是产生于价值与偏好这个体系。

除了其他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还写过关于男人与女人的一些不同属性。他常常是搞错了。如果亚里士多德就关于女人的问题请教过他的夫人，那么，他就会发现他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他也会学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他还谈到，如果两件东西在市场上交换，那么，它们就一定会有共同点，它们被用来交换是因为它们是相等的。但是，这点他也搞错了。在现在看来，如果它们是相等的，那么，为什么有必要会交换它们？如果你有一角硬币，我也有一角硬币，那么，我们就不会交换它们，因为它们是同样的东西。因此，我们可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如果存在交换，那么，在被交换的那些商品中就一定有某些不相等而不是有某些相等。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就是将他的价值理论建立在这种谬论之上的。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年）在《资本与利息》一书的第十二章评论了马克思的理论（对“剥削理论”的批判则是在该书第一卷的“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中）。在马克思之后很久，亨利·柏格森在一本备受推崇的著作中谈到宗教中道德的两个来源时接受了同样的谬论——如果有两件东西在市场上被用来交换，那么，它们就一定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相等的。但是，“相等的”东西是不会用来交换的，交换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它们是不相等的。你不嫌麻烦地来到市场是因为你对一条面包的价值评估远高于你对为它所支付的货币之价值评估。人们之所以会交换东西，是因为在交换时更喜欢其他东西而不是喜欢货币。交换绝不会是出于受损的目的而发生的。一个行动的人绝不会是悲观的，因为他的行动是被现状是可以改善的这种观念所激励的。

行动的目的是人们通过采取行动而用一种更适合于他们的事态来替代之前的事态。就人们所处状态的任何改变之价值而言，如果它是个正值，就称其为“获利”；如果它是个负值，就称其为“亏损”。这种价值纯粹是心理上的，它不能被测量。你只能说它是更多一点还是更少一点。只有当物品能够在市场上与货币相交换时，这种价值才会变得可以测量。只要是涉及到行动本身，就没有数学意义上的价值。

但是，你会说，这同我们的日常经验是矛盾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使计算成为可能，而只要那些物品能够与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相交换。当物品被用于与货币交换时，就可用货币单位来进行经济计算，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必须有私人的所有权，不仅有产品的私人所有权，而且还要有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权。

2.必须有劳动分工，进而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

3.必须是在一个通用标准下的间接交换。

总体而言，若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就可以确立某些数量上的价值，尽管它们并不是精确的。这种测量之所以都不是精确的，是因为它们探讨的是昨天即过去发生的事情。企业的那些财务报表可能看起来是精确的，但即使是记为“多少美元”的某种存货之货币价值也是未来预期的估算价值；关于设备与其他资产的价值也是估算的。通货膨胀的真正问题是：它会歪曲这些计算和带来一些悲剧性的问题。

货币计算并不是在各种组织或社会中都必然存在的。在经济活动开始出现时货币计算并不存在。最早的人类就有行动；人类总是会行动；只是到了数千年前，劳动分工与金融机构的演化才使得货币计算成为可能。在中世纪，货币计算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它们缺少我们今天认为是必要的许多功能。（在这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将再次消失，并使得这种计算与测量成为不可能。）

自然科学的量化性质使力学能够用来制定计划与修建桥梁。如果你知道什么应该被建造，那么，有了基于自然科学之知识的技术也就足够了。然而，问题是：应该建造什么？应该做什么？那些技术专家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在生活中，那些生产资料都是稀缺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总是会有需要那些必要的生产要素的其他项目，它们是不可能被闲置的，总是会有其他迫切的需求。这就是那些商人在计算得失时所考虑的因素。如果出现一名商人因为成本太高而决定放弃某个具体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公众并不准备为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原材料而付费。要保证可用的生产要素用来实现最大量地满足最迫切需要的那些项目，而不是要将它们通过从一种更迫切需要的利用转到一种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利用这种方式来浪费这些生产要素。

要确定这一点，就必须能够比较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支出。例如，假设在两个城镇——A与B——之间有必要修建一条铁路。我们假设在A与B之间有座山。修这条铁路有三种可能——跨过这座山、穿过这座山和绕过这座山。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用来计算相对价值。但这只能给出一幅货币状况的图景；这并不是测量。它是根据现在的需要与形势所做的一种评估。明天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每个商业项目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其是否成功地预测了未来的可能性。

试图发展出一门关于经济学的量化科学的问题是：很多人都设想理论性的经济学必须跟随科学的那些其他分支的演化进程。自然科学在性质上是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于是很多人就倾向于认定同样的趋势也一定会发生在经济学上。然而，由于在经济学中没有恒定不变的关系，所以测量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测量，那么，经济学的定量化发展也就不可能发生。经济学中的那些量化的事实都属于经济史——而不属于经济理论。

最近有个人对一本名为《需求弹性的测量》的书给出述评，这个人叫保罗·道格拉斯（1892-1976年），他现在是在美国参议院工作，今后他甚至有可能谋得更高的政治职位。道格拉斯说，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就像化学中的原子量一样有其固定值。但是，这本书本身并没有涉及到固定值；它涉及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即美国的一个具体时段的经济史。如果考虑的是在另一个时段或在另一个国家，结果就会不一样。在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宇宙框架内，原子量并不会因为从一个时段到另一个时段或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变化。但另一方面，经济价值和经济数量则会因时间与地点的改变而变化。

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的理论。例如，马铃薯的用途是被墨西哥的土著人发现的，被一位英国绅士带到欧洲，之后它的使用[译者注：指马铃薯的种植与食用]被传播到全世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这一历史事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爱尔兰就是如此，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它只是一个意外事件。

当你把数字引入到经济学中时，你就不再处于经济理论的领域，而是进入到了经济史的领域。当然了，经济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统计在人类行动的领域中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统计数据会对一个事实给出一种说明，但是，它们并不能证明比这个事实更多的东西。（确实，有些统计学家是“骗子”，而且事实上，在政府任职的一些统计学家很可能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被任命的。）

有些人可能会误解我的这些表述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纯粹的先验性科学——的目的是要给一门面向未来的科学制定一个规划，经济学是一种只被那些“光说不练的扶手椅先生们”所践行的理论。这两句表述都是错误的。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为一门尚不存在的科学而制定的规划。它也不是一门只面向那些纯粹主义者的科学。因此，我们应当拒绝某些人所谓的人们必须通过历史来研究人类行动的观念。历史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靠研究过去来处理现在的情况。情况都是会变化的。【扶手椅先生指光说不练的空谈学者】

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篇以分期付款销售为主题的报告，该报告呈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货膨胀前夕与政府信用限制前夕的分期付款销售情况。当这项研究完成时，它就已经“死”了；它探讨的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没有用的。那些聪明的人能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但不要忘了它不是经济学——它是经济史。他们研究的其实是最近的过去之经济史。

达尔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研究动物时发现：当被解剖用于研究时，动物已经被杀死了，因此，人从未能够真正地研究动物——即人永远不能研究生命本身。

经济学也同样如此。人是不能描述当前的经济制度的——人只能描述过去。人并不能把未来作为研究过去的一种结果来预测。经济史学家讲授的不过是贴着经济学标签的历史。即使你知道过去的一切，你对未来也是一无所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