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仓央嘉措情歌（下）
感悟仓央嘉措情歌（下）
作者 | 邬海波
编辑 | 晓枫婉月
（续上）
放眼天下的男人女人，真正的爱者与被爱者究竟有多少，说爱者多如牛毛，仔细一追查，倒是有不少花心的男子，到处播下了情爱的种子，最终得手弄得事情无法收拾，便背信弃义了；还有不少矫揉造作虚荣心炽盛的女子，轻浮如柳絮的感情游戏随时随地着上演，将天下智力强健的男子玩弄得神魂颠倒。
滚滚红尘世界，三月天，桃花妖艳于春风，柳絮轻浮于街市，皆自然现象而已。人生风华正茂岁月，似桃花之盛开；女子最美好的时节，仿佛桃之夭夭。心性不定言行无根者，倒是有点柳絮“春城无处不飞花”的自以为美丽、自以为多情、自以为纯真的，就跟某些女子到处炫耀有许许多多男士追求之并热爱之一样，仿佛美丽如瞬间盛开于夜空的烟花，任你怎样追寻，也是没法捉摸得到一丝一毫的形迹。这些只是小男人小女人，彼此玩弄感情的借机发挥而已，并非是超越了凡俗利害的真爱。
本色的真爱，实为难得，若有，也最终是大悲剧凄艳旋律让后人久久凭吊着。真爱如佛心者，世上也许不会存在的。六世达赖的超越凡俗乃至宗教规条的对于爱情的生死追寻，将所有的顾忌统统放下了，于大爱中的大悲大喜的真实感动里，心灵的梵唱，也就最真实着菩提觉悟的行迹了。
静静地聆听着仓央嘉措通透着人性真相的梵唱：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由于特殊的因缘，仓央嘉措的少年时代并不是过着清规戒律包围的活佛生活，他过着的恰恰是极为自由的跟自己最心爱的美少女相亲相爱的日子，少年的天性一经跟人性里情爱的因缘汇合，那巨大的牵引力，也就永远让他无法摆脱。后来成了活佛的他感叹着“不相见”、“不相知”、“不相伴”、“不相惜”、“不相爱”、“不相对”、“不相误”、“不相许”、“不相依”、“不相遇”。混迹于滚滚红尘者，这假定的十个前提是无法避免的，而后来的“不相恋”、“不相思”、“不相欠”、“不相忆”、“不相弃”、“不相会”、“不相负”、“不相续”、“不相偎”、“不相聚”，恰恰是在前面虚幻不实的因中产生出来的同样虚幻不实的果，至于怎样的爱情着，仓央嘉措最终还是以一个苍凉的孤独的背影，将自我灵性最为艳丽的图像，永远地刻划在了后世求真悟道者的心灵上。
人生本来就是在一个寂寞的渡口苦苦地久久地等待着被渡的过程，由此岸到彼岸的实现理想的信念，是人让人能够活得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倘若在灵性升华的过程中，能有真纯如处子的目光观照，或者能够将自己的性能量跟整个宇宙能量融为一体了，灵魂的莲花也就开放得无处不在了。死寂形像跟枯燥乏味的说教一样，是缺乏说服力的。佛陀的讲求“中道”，也是于菩提树下生死劫难之后的感悟；睹明星而悟道，佛陀当时观照着天上的明星，为什么能够悟道了，难道是一切世智聪辩能够触摸得到的么？其实，也就是一个提起之后的放下，将求真悟道的观念也放下，这道也就能够不期而遇了。
仓央嘉措的生生世世求得的“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只为触摸你的指纹”、“只为贴着了你的温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只为佑你平安喜乐”，如果我们仅仅将之当成了红尘世界男男女女灵肉的相融中的快感，或者将之当成时下男女情爱泛滥的借口，就大错特错了，红尘世界的男女相亲相爱并不是目的，而是人可以从中透视出生命无常，最终走向觉悟之路的一个关口。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虔诚，纯净无暇的一颗少年情怀，难道不是求得觉悟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么？若能将念念不忘的红尘男女之爱恋，化成了寻求菩提觉悟的动力，道心也就坚定不移了；再将人间的相知、相见、相依，相偎、相爱、相恋什么的通透了，这无常变幻的欲念亦熄灭了。
灵魂触须无处不延伸，人之灵魂，无形、无相、无声、无语、无味，却广大如虚空。灵魂的玄机，是我们人类自己没法理解得透彻，也没法自我调控得完全合理的。人的过失，也许就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一念。至于人性中固有的爱恨情仇，已经数千年来上演了太多的人间悲欢离合的戏剧了。或许，当我们灵魂感悟的触须，偶然间契合了佛陀当年“中道”觉悟的旋律，三百多年前，西藏雪域高原那个苍凉清秀的背影，也就能够指引着我们超越着人性中虚伪的情感，而毅然迈向自我灵魂不断超越的苦行之路。
邬海波，贵州省作协会员，1987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2004年开始业余写作，已在《山花》、《福建文学》、《延安文学》、《散文世界》、《西北文学》、《内蒙古日报》、《新快报》、《广州日报》、《西安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合作时报》、《文化艺术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两百多篇，文化随笔《写在时光夹缝中的文字》获得第二届“延安文学奖”，散文《手指与明月》获得首届“西北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