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以龙为傲，认为自己是人文意义上龙的传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龙已渗入中华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脉络，贯穿中华文明发展的汤汤长河。作为神话性的动物，龙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么龙的原形是什么？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本文以我国新石器至夏商时期考古发现的龙纹为基础，梳理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发展与传承，探讨龙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的脉络。中华龙文化历史悠久，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7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已开始出现原始的龙纹，如鱼龙、蛇龙、猪龙、鳄龙等。这些早期龙形文化遗存的产生，与自然崇拜密切相关。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宗教盛行，提供了“万物有灵”的文化土壤。一些与早期文明生活关联紧密，或具有威慑力的动植物，成为自然崇拜的对象。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仰韶时代存在四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东北地区的赵宝沟—红山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西的仰韶文化系统，太行山—嵩山以东的后岗一期文化系统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系统孕育出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信仰，进而形成四大自成体系的原始宗教区：东北地区祀蛇和猪，太行山以西崇鱼和鸟，太行山以东敬虎和鳄鱼；长江中游尊鳄鱼。这些动植物在先民崇拜、敬畏的文化滤镜下被逐渐神化，形象上更经由不断加工、融合、创新，形成了不同区域各有特色的原始龙形象。简言之，仰韶文化中不同地区的鱼龙、蛇龙、鳄龙，均是现实生活中鱼、蛇、鳄等自然形象神格化的产物。辽河流域是我国玉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玉制的各类动物形神兼备，尤以玉猪龙最负盛名，玉猪龙的原形是蛇和猪的复合体。其拱鼻与头鬃类猪，但器身多卷曲无足，与猪迥异，而和蛇相似。这类造型融合在彩陶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小山遗址发现一件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腹部图案环绕猪、蛇、鹿和鸟首。其中，猪嘴闭合，獠牙外露，眼睛微闭，颈部以下由黑白相间的蛇身缠绕而成，有学者形象地称它为“猪首蛇身”。拼合式的蛇形，实际上是对蛇进行神化的一种加工；而选择用猪首来神化蛇，则源于先民对猪的偏爱和崇拜。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均发现较多用猪祭祀的迹象，可作为猪龙神格化的考古学持据。这类猪、蛇拼合式图像崇拜，在红山文化猪首蛇身玉猪龙上达到了顶峰。
蛇龙与猪龙图案。从上至下分别出土自：小山遗址、姜寨遗址、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址、罗家柏岭遗址。
新石器时代中期，发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展现出蓬勃生命力，其后，兴起于关中、河南、山西地区的庙底沟文化也大放异彩，二者均孕育出大量精美而细腻的彩陶。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主要纹样是鸟纹、花瓣纹。近年来，王仁湘、张鹏川等学者通过对庙底沟彩陶纹饰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大鱼纹”的文化概念：庙底沟文化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和带点圆圈纹等，多由鱼纹简化、拆解后重组而成，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最后完全图案化。这类半坡、庙底沟仰韶文化中的鱼纹体系又渐次融入了龙纹系统。一是鱼纹中出现了一些龙的特征，如宝鸡市北首领遗址出土的水鸟啄鱼纹蒜头壶，鱼形头部作方形，竖耳，初步具备了龙首的形象；二是受到西辽河流域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蛇（猪）龙的影响，如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史家类型彩陶龙，形象为猪的正面，大嘴上卷，鼻作圆形，上额有多道皱纹；三是甘肃武山西坪出土的一件小口高领平底瓶的腹部绘有一个瞪目张口、形体庞大的鲵鱼纹，其特征与商代晚期青铜器虎食人卣的龙纹特征接近，二者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说明鲵鱼也是龙的一个来源。鲵鱼龙图案。左：甘肃西坪出土的小口高领平底瓶腹部的纹样。右：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的龙纹。
河南地区的鳄龙
太行山以东的考古学文化中，距今6400年前后的后岗一期文化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三组用蚌壳堆塑的图形，每组都有龙的形象。西水坡M45是一个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的土坑墓。墓主东、西两侧，分别用蚌壳精心铺塑一龙一虎图案。龙头朝北，背朝西，昂首厉目、长芯微吐、舒身卷尾、高足利爪，整体形象与鳄鱼十分接近。M45之北，有一合体龙虎，龙虎背上还有一鹿。其南又有一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头朝东，背骑一人。这些蚌壳摆塑的动物群，推测为M45祭祀活动遗存。西水坡M45遗址集中发现蚌塑鳄龙，或与这一区临近雷龙神出没的“雷泽”有关。《山海经·海内东经》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五帝本纪·正义》引《山海经》言，“雷神”鼓其腹则“雷”。可知雷泽神作龙形，正如王充《论衡·龙虚篇》“雷龙同类”所论。上述传说中，雷泽的雷神龙身人头，以腹为鼓而雷声作；再结合蚌塑鳄龙，可知文献中的龙泽很可能就是鳄鱼池。事实上，鳄鱼在早期文明中已留下文化印记，文献中夏代的豢龙氏养的就是鳄鱼，而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鳄鱼皮制作的鼉鼓，很可能就是传说中雷泽神鼓腹的实证。
西水坡遗址出土的鳄龙图案。
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之后，太行山东麓的鳄鱼龙继续向西发展。河南中部仰韶文化“阎村类型”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就发现了多件与之相关的彩绘瓮棺，其中第128号瓮棺上的彩绘鳄龙纹，头作扁圆形，身为椭圆形，由四条短弧线组合而成，细尾较长，四肢曲伏于壁，四爪分开。仰韶文化阶段，长江流域也出现了鳄、蛇一体的龙纹。巢湖流域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的玉龙，头部雕出鳄鱼的须、嘴、鼻眼，龙身与红山文化玉猪龙相类，应是鳄鱼与猪龙的融合。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长江中游湖北黄梅焦墩大溪文化遗址也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鳄龙，龙身长4.46米，头西尾东，头生一角，张口吐舌，昂首爬行。仰韶文化阶段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体现出相互融合的特点。一方面，各地涌现出地缘特征明显的纹饰图案，如关中仰韶时期的鱼纹、鸟纹，河南中部的太阳纹、几何纹，长江中游的水波纹、几何纹。另一方面，以龙纹为代表，仰韶文化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认同与交互融合现象，如长江中下游凌家滩玉龙纹与红山文化玉猪龙有颇多相似，猪、蛇、鳄鱼和谐共存的特征也可与中原地区蚌塑龙纹互文；姜寨猪龙与赵宝沟文化猪龙也存在内在联系。由是观之，仰韶时代龙的形象在东方和北方已形成相互交融的文化圈，或与当时巫师阶层间的频繁交流相关。在这一自然崇拜的文化动因下，龙的观念与形象突破文化区际，形成了文化认同。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文化争奇斗艳，古国、青铜、文字等文明因素不断涌现，文明化进程大大加快，文化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剧烈。地缘化的鱼纹、鸟纹等开始减少，南北各地自成一格的各地龙纹形态则开始趋同，统一表现为鳄鱼与蛇纹的融合体。这一新的格制化龙纹形象，经过先民不断汇融、取舍、创新和改造，体现出更为神灵化的特征，更加接近神龙的形象。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秃尾河与洞川沟交汇处的梁峁之上，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00-1800年之间。城内出土大量石雕，其中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下层出土的8号石雕，长约120厘米，高约15厘米，左右用减地浮雕技法刻画出两个对称的龙形纹图案。双龙相背，龙首向外，面部形象为倒尖额、梭形纵目、长条形鼻翼；龙身两处曲折，从头部先向上，至中部向下圆曲，再至尾部又向上圆曲，上饰有曲线纹。尾部竖直上翘，呈锥状。晋南龙山文化龙纹遗存以陶寺遗址为代表。陶寺文化是龙山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考古学文化，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城址、高等级的墓葬及丰富的礼器，如彩绘陶器、石磬、鼍鼓等；建筑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并初步掌握了铜器锻造技术。此外，龙纹的逐步成熟化与格制化也是陶寺文化的重要特点。陶寺遗址龙山文化墓地出土的多件彩绘陶盘上，均描绘出同一形态的龙纹：龙首形如鳄鱼，头有角状饰物，身躯细长似蛇，有鱼鳞；长嘴利齿，张嘴吐芯，身体盘曲呈环状。陶盘彩陶龙纹的形象，综合了鳄鱼、鱼、蛇等三种动物的特征，应为仰韶时代鳄龙、鱼龙、蛇龙交互融通的产物。河南龙山文化末期，龙纹遗存以新密新寨遗址为代表。新寨遗址出土陶器盖残片上的龙纹，以阴线刻出龙首纹样，面额近圆角方形，蒜头鼻，两组平行线将长条形鼻梁分刻为三部分，梭形纵目，弯月眉，两腮外似有鬓。其龙首特征与石峁一致，体现出前后继承关系。龙山时期南方地区最发达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均发现了龙纹，如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龙形图案玉器、玉龙首，以及浙江海盐龙潭港龙纹宽把陶杯中，匠人们通过塑绘蛇纹与鸟纹相间缠绕的模式，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龙纹。湖北石家河文化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出土有龙形玉环。龙身躯卷曲，首尾相接，圆弧头，吻部突出，以穿代眼，躯体上有前后对称的小爪。湖南澧县孙家岗墓葬遗址出土了透雕龙形王佩。龙体盘曲，头顶作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小圆眼，双足盘曲于腹下。龙形明显可见鳄鱼的嘴和鼻眼特征，身体环形如蛇。综上，龙山时代的龙纹已摆脱仰韶时代单一动物形象的特征，以蛇与鳄为主体，吸收虎、鱼等种动物的特征，成为汇集多种形象的趋同神格化形象。此外，遗存性质提供的信息展示出这一时期龙纹应是权力和王者标志，陶寺的龙纹盘、凌家滩玉钺、龙形玉器都出自大型王墓之中。龙作为王权的象征，早在中央集权王国形成之前的方国时期已经出现，龙形象的不断成熟与格制化，造型日趋定型、完善，可视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侧影。夏商时期龙进一步成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盘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开启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夏人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族群，在文化基因上，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龙与自身族群的存亡联系紧密。《归藏启筮》云：“鲧（禹之父）死……化为黄龙。”《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龙，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夏人不仅尊龙、养龙，而且专设养龙的官职。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粘嵌三大类。2002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墓葬（编号02VM3）遗址发现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龙形器，由龙头和龙身二部分组成。龙头为方形，臣形双目；眼为圆饼形白玉，鼻以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鼻梁和额面中脊用青、白相间的玉柱排列成纵长条形。龙头之外又见用绿松石片表现的卷曲弧线。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象征鳞纹的菱形绿松石片分布全身。就形体特征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龙纹继承了龙山及新寨文化时代以鳄和蛇为主体的余续，其文化来源应是新寨文化，而新寨文化龙纹又是承续陶寺文化龙纹并创新发展的产物。与龙山时代的龙纹相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更加抽象化、图案化，且拼合了更丰富的动物特征，如鳄鱼、虎、鱼等，已经是典型的成熟龙纹了。继夏代之后，商代人对龙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热忱，铸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数量惊人的青铜器。匠人们夜以继日，铿锵捶打着件件祭器，以满足商代人的宗教热情。与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质与精神文明都有了长足发展。商代人的宗教虔诚与文化自信推动着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形成突破与创新。这一时期的龙纹在继承蛇龙、鳄龙等原始龙纹的基础之上，又具有了鸟、象、鹿、马等动物的特点，形象上更为怪异神秘、绚烂瑰丽。商代龙纹是青铜器装饰图案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时代铸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涵容化用“百物”特点，奠立了后世龙形象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随着华夏民族和中国概念的确立，龙的形象更趋成熟化与格套化，最终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表。综上所述，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与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仰韶时代以单一动物为原形的龙纹；龙山时代以鳄鱼、蛇纹为主体兼取一两种动物特征的龙纹；夏商时期以鳄、蛇为主体，兼容鱼、虎、鹿、鸟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纹。龙纹从孕育到滥觞，经过仰韶和龙山时代的发展传承，夏商时期的协和融通，最终风驰雷动、孕育成形，奠立起后世龙的基本格制。中华龙的形象，是撷取拼合多种动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正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真实写照：从仰韶时代以中原为主星，带动周边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经历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