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谈王船山哲学思想与当下中国的意义
今年是张载一千年诞辰，其学极具有普世性与济世性，而且深刻高远，但是对其思想的研究、传播与之思想应该有的影响实在不能匹配。尤其在关学发祥之地的陕西，没能得以很好传承。后来接续张载思想的，应该首推王夫之，次而曾国潘，再次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与其践形思想如出一辙。如果能在张载诞辰千年的今天，以求真求善的精神，排除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对于张子之学的发展脉络进行疏理，理出来一头绪，沿着张子到王船山，再而曾国藩、毛泽东，岂不是一条光明大道吗？思想学问一定要在实践中得以检验，才有说服力，当然思想也一定离不开传承，否则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何以久存！如此，周学盛矣！孔孟之道盛矣！关学盛矣！湖湘之学亦盛矣！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思想盛矣！关学以治世安民为其宗旨，切问近思，博学务实，极重致用。船山之学，缘在明末之兴亡图存之际，本在张载之气论，其后践形付诸社会，则有后来之曾国藩、毛泽东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罕见的成就，今日思之，对于王夫之思想的研究更感到要投重兵进行研究，否则将愧对中国传统文化。
王船山在人生论方面，与理学家之致知穷理，与心学之注重发明本心，正好成三足鼎立之势，其学说堪称践形说或事说。
船山之说从人道出发，强调“人之独”，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应“以人道率天道”，以人为领导自然。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人之独而禽兽不得与，人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则可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以此矣。”（思问录内篇）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乎能思能勉，而船山正看中人之能思能勉，“忧勤惕厉”，人虽属于天地自然，但并不看重自然。人所看重的是要在自然的基础上寻找出一个当然，也就要遵循一个理，合于这个理之自然就是人道，就是人异于禽兽者的地方。这个依于自然而高于自然者就是礼教，礼教其内以仁为本，其外是合仁爱之仪礼。
船山又说：“能不以慕少艾妻子仕热中之慕，慕其亲乎？能不以羊乌之孝蜂蚁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后人道显矣。顺用其自然，未见其异于禽兽也！”（思问录内篇）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人生的几种境界时，说人有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人境界。自然境界其实就是倾向于禽兽者多一些，不应作为人生的理想，也不是船山所追求的人道，人道正在自然境界以上者。张岱年先生也说：“求利的人为，不可以有；求义的人为，却不可以不有。人于利应听其自然；于义当奋发有为。”
人之所当为者就是“由仁义行，以人道率天道。”戴东元也认为，仅自然是不足的，必须由自然而发展至必然，必然就是合于人道之自然。
合于人道，也就是遵循仁义礼智之必然。自然对于人而言就是血气，血气析而言之就是欲与情。“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原善）这是戴东原说的话，东原意思与船山是一样的，意思是说欲是生存养育的根本，情则是感通之原。人生理想既不能一切顺随血气自然，但不能无欲无情，但是有欲而不私不贪，有情而不失其偏，如孔子所言“欲而不贪”，虽有情而“思无邪”。由此便是道德。由道德出发而推及于社会，推及于宇宙，正是船山的由人道而率天道的思想。
船山先生，极注重天理人欲的统一。他说：“离欲而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于此声色臭味，廓然见|万物之公欲，而即为万物之公理。……孟子承孔子之学，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孟子在和齐宣王的对话中，齐王问自己好色贪财能否实现王道，孟子回答说将你好财好色之欲推及于天下百姓身上，使私欲而成公欲，王道就可以实现了。因此，欲不怕只要合情合理适当，此欲成为天下之公欲，就不违背天理了。孔子也不反对人欲，对人欲的要求，仅限于不贪就可以了。人欲是生养繁衍之必须，试想食色是人人所必须，如无食与色，人如何得以生养，无色人类如何繁衍，无生养繁衍人类又如何得以薪火之传递。无生养繁衍，释家文化从哪里寻找弟子，使其文化得以传承呢？
在动与静的关系方面，道与释主讲静，船出则主动，他说：“人莫悲于心死，则非其能动，万善不生，而恶积于不自知。欲相昵，利相困，习气相袭以安，皆重阴凝滞之气，闭人之生理者也。而或以因而任之，恬而安之，谓之为静，以制其心之动，而不使出与物感；则拘守幽暖，而丧其神明，偷安以自治，始于笑言而卒于恐惧。甚哉！致虚守静之说，以害人心至烈也。”（周易内传四上）船山之意，人之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之行皆在一个动字，不动何以有仁义礼智之行，不动如何能迁善改过，不动其内仁外礼何以体现？不动溺水中之婴儿何以得救？人非块土，实不得不动！动则阳气生，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功则一国强。动则强，不动则弱。孟子之集义，不动浩然之气如何得之？
在损与益的关系方面，船山主益。这与孟子的扩充说是一脉相传的，而与道家为损说则是不同的。船山说：“君子之用损也，用之于惩忿，而忿非暴发，不可得而惩也。用之于窒欲，而欲非已滥，不可得而窒也。……若夫性情之本正者，固不得而迁，不可得而替也。性主阳以用壮，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宾阴而善感，好乐无荒，思辗转而非欲。……彼佛老者，皆托损以鸣其修，而岂知所谓损者，…岂并其清明之嗜欲，强固之气质，概衰替之，以游惰为否塞之归也哉？”（周易外传三）人生在惩忿窒欲方面，不能专用减损之法，用过了，会使人阳刚之气皆消，无血性了。人生修养一定要增益其不足，“日增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人形体之长大，若无营养的滋养，能茁壮成长吗？德性无点点滴滴的积累，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吗？益是加法，损是减法，加法对于人生之青壮期尤为重要，而对于人之衰老期或许减法更重要一些吧！
船山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张子正蒙注卷一）形，指人的感官；神指人的精神或思维；物指所要认识的外物。三者遇在一起，就有认识发生。他驳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也驳斥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他说主观唯心主义在于“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谓能为所。”“能”指认识的能力，“所”指认识的对象。“能”、“所”是有分别的，是客观存在的，“消所入能”就是把客观归于主观。他又说：“耳苟未闻，目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主观与客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说你没去过“越之山”，越之山就不存在了。当然或许你看过的越之山与你未看过的越之山会有一点些许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你的心与形对越之山有作用而已，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作用。所知识有合于本心的知识，也有不合于本心的知识与客观存在。中国哲学之主流往往注重人生理想，将合于人生理想的知识作为对知识的要求，而否认不合于人生理想的知识，甚或以此类知识而生产出来的能杀人的器，诸如火药、枪炮、导弹、核武器、生化武器等。这些知识确实伤害人类理想的，但此世界有商业文化下的资本主义，他们唯利是图，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事物都要为他们能赚到钱服务，于是乎，他们构建了强大的无灵魂纵欲的知识体系，对此你只能与他们斡旋，知己知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点正是从船山而曾国藩而毛泽东所区别于其他思想家之所在，也是中国当下要面对的问题。
船山在历史观方面，他注重历史规律与历史形势的结合。理在事中，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不依靠“势”而存在的“理”，也没有不依靠“理”而存在的势。历史的发展经常借势尊理。秦始皇统一天下所依靠者，在家庭土地私有制，在郡县制，在父传子的世袭皇帝制，但使天下统一则是人心所向，是公。天借其私而行其公心。
船山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的辨证法思想。气聚而成事物，这是自虚而实；气散而事物消灭，这是自实而虚。他说：“故曰往来，曰屈伸。曰聚散，曰幽明，而不曰生灭。生灭者，释氏之陋说也。往也称“屈”，来称“伸”；往而不可见叫“幽”，来而可见叫“明”。船山指出，一个事物的存在有五个阶段。即胚胎，事物的开始形成；流荡，事物的运动；灌注，指事物之间的相互渗透；衰减，指开始毁坏；散灭，指完全毁坏。若就气说，则只有聚散，没有生灭。
船山也讲“物物相依”。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联系。事物是阴阳对立而统一，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天地万物之理的全体。船山认为对立面的双方是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相对之事物，相反相仇，然而“仇必和而解。”
船山先生在政治上，主张对于商人要坚决制裁。他说：夫尤要者，则自困辱商贾始。商贾之骄奢，以罔民而夺之也。……且其富也不劳，则其用也不恤，相竞以奢，而殄天物以归靡烂。……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读通鉴论》卷三）船山对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有极其深刻的认识，对商贾对于农业小农经济的破坏以及带给社会的奢华之风与社会的不平等，还有对中央集权的挑战都有透彻的分析，这种对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坚持，是对的。无论多么发达的社会，人都是要安全吃饭的，况且依靠勤劳自给动手的小农经济还有保持健体、保持勤俭奋斗的天然作用，如此，人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与人和谐获得一可持续的未来。船山这一思想既是他思想在政治上的反映，也是体用不二、物物一太极思想的具体体现。天人合一，是一本体，那么若以天人合一为价值观，所要选择的生产方式就一定农耕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体用才一致。今日我们既高举天人合一之大旗，又在推进为少数利益集团以盈利为目的生物化转基因农业、化学农业，其体用不二，如何体现？天人合一如何体现？
船山在方法论方面论述甚多甚精，综合性极强。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朱陆学派虽不同，但都认为是一回事，船山则分而为二。认为格物是求之于外，致知是求之于内，不是一回事。格物是验事而得理，类于归纳法；致知则是思以穷理，类于演绎法。专用归纳法则知实而不知名，专用演绎法则知名而不知实。船山之格物重在观察，致知则重在辨析的方法，这一点实渊源于张载。船山之学说就总体而言是回归孔孟。
按照张岱年的说法，使中国文化更具有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即：合行知、合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笔者在此基础上，将船山思想与孔子之“圣之时也”的思想结合起来，使理想与现实，常态与变态、守护与防卫合而为一。
合行知，将行作为知的基础，先行后知，行中有知，知中有行，既将行知分离开，又将其统一起来，还注重行对于知的决定作用。合天人，从人道出发寻找天与人的同然处，从而使人道与天道合一，使自然合于必然之理。
同真善，使真与善不分，真必以善为精神，善才致知，真知灼见离不开本心之善。正如墨子所讲风真知灼见一定要“有本”，本即是善。
时中的特征。在常态下，合人生与知识为一体，舍开人生而求外在之知识，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但在与狼共舞的时代，则为了安民御外，可以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合于人生的知识安天下，以脱离人生的知识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帝国主义有坚船利炮，我们也应有；帝国主义有核武器，我们也不示弱。但是对抗帝国主义的科学知识体系仅限于御防侵略，而不能将此无善的知识技术用于安天下的人生生活之中。
船山在认识与人生不相关甚至有害的知识体系方面船山探索到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方法论。以前中国哲学反在人生理想上下功夫，以求合于良知的知识，而在与人生理想相反的科学知识方面探索欠缺，所以才有虽可内圣，但不能外王的遭遇，八国联军的侵华史足以说明。自那时起，中华民族就在文化思想方面寻找出路，甚至否定自己的历经几千年而不败的传统文化，目标在救亡图存。船山所面临的境遇在一个强大的明朝竟败北于一弹丸之地的满族。曾国藩在同胡林翼的对话中，可以知道他们对于西方列强带来的祸患远远甚于太平天国之患，从那时起他们掀起了以师夷长技而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几十年后，在于甲午之战时，再次败北于日本，从而动摇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家制度的自信，戊戌变法的失败，到了五四运动时，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总清算，得出了全盘西化的结论。好在天不绝中国！中国出了共产党，共产党出了毛泽东，毛泽东之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自信，他用中国传统文化化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华民族既顺应了世界潮流，又坚守了自己故有的文化精神，在实线中推翻了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又在新的时代，以修齐治平的伟大理想，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四个自信”，为此，有必要对自孔孟而张载而船山、颜习斋、戴震、曾国潘而毛泽东的思想进行疏理研究，为开启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理想时代而奋斗！
雷原于锡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