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孝义县志》的编撰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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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扬子晋 武立贵
欣闻清代雍正、乾隆、光绪一套三本《孝义县志》重印，市长张旭光作《序》，副市长冯俊年作《跋》，这对于了解孝义近千年文化经济的历史是件好事。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介绍一些关于阅读旧志的情况，偏重于对人物的介绍，以供大家参考。
一
明代《孝义县志》的问世与作者
明代《孝义县志》首撰于永乐十九年，即1421年，历时二十年，现《文渊阁书目》有载，明成化《山西通志》有引。明代《孝义县志》第二次成书是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距今450年。时隔50年后，即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孝义县志》第三次面世，距今整400年。期间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问世，分类载有孝义的内容。在明代经历的16位皇帝中，永乐，嘉靖，万历是在位年代最长的三位皇帝。正是在这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孝义三次修写县志，足可证实当时社会的繁荣与稳定。亦可鉴证“盛世修志”的说法。
现在阅读重印的清代三本《孝义县志》仅存明代《孝义县志》的“原序”。一是嘉靖《孝义县志》的作者张冕和明代尚书霍冀两人作的序。二是万历《孝义县志》的作者赵讷，与知县刘令誉，赵讷的儿子赵守安作的三篇序。我们先介绍明代《孝义县志》的作者和成书过程，以便认识孝义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有作为的知县。
据孝义乾隆县志记载，明永乐二年，孝义大孝堡村新修普化寺。有本县人张冕，张芹兄弟二人，霍冀，赵讷，梁明翰共五人，在普化寺一起准备科举考试。嘉靖已亥年，五人一起参加科考，都中进士。二十年后，他们相聚故里，兑现原有的诺言，共同出资新修普化寺，时间是明万历十一年。其中，初修《孝义县志》的张冕，父亲叫张大禄，是明正德时的国子监生员，任过深泽县丞。以“善事二亲，能友一弟”行县中。张冕，字服周，号冽泉，考取进士，授户部员外郎。升河南佥事，霸州兵备副使，平土寇及归故里，仅有行李一卷，清廉为官。后居家二十年博览群书，著书《胜溪文集》，应知县刘大观之邀撰修《孝义县志》，往前追述孝义可考的历史，制度，政要，人文数百年。他自己对撰写孝义县志的说法是：“孝义独无志者，无史也”。“搜得无名氏之旧稿，择取之”。“凡若干言，十二卷四十一条”，是所修县志的规模。
张冕修写《孝义县志》书成，又有他的同学霍冀作序。序中谈到当时的孝义知县刘大观，号对松，陕西清涧县举人，属于名家考古之士。在任期间咨询地方神话故事，收集残缺佚留的本子，慕名造访张冕，酌旧会新，修成孝义县志，只是书成时，刘大观已去世，故不能给县志作序。霍冀作序，是因和张冕同榜考取进士。霍冀字尧对，先后任永平府推官，广西道监察御史，巡按河南，升大理寺丞，巡抚宁夏，保定，还京掌都察院事，抚山东治河，加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晋兵部尚书，历官三十年，位至上卿。霍冀为人温和恭敬，居官随时应变，才力过人，只是年仅六十岁而卒，人虽已去400余年，但仍在孝义人当中有极高的名声。
万历《孝义县志》的作者赵讷，字孟敏，与张冕，霍冀等人同时考中进士，任定兴县令，刑部主事，户部主事，四川保庆府知府。秉性节俭，自愿辞官时未带任何金银回到故里，从此寒暑读书，著语录，诗文30卷，杂著编书78种，其中《中阳独断》两卷，有孝义县志尚存。据本人所言，是将张冕所著的《孝义县志》“假日续抄成书”，“唯是诗文则各有类附其间”。此时是万历二十五年，距张冕修成《孝义县志》已去40年。十年后，陕西平凉人刘令誉举人来孝义当知县，“取县志披阅，自嘉靖二十五年后悉缺略无稽”故找到赵讷之子赵守安，取旧志与《中阳独断》设局编志为序。此时年逾八旬的赵讷，早已过世，只好由县令与其子，为赵讷所修改后的《孝义县志》作序，实际此志还是对于张冕所修《孝义县志》的补充。又因“邑志盖其苦心而手笔者也”，是手抄的，足见当时即使是县志流传后世也有很大困难。这次修志，多亏了县令刘令誉“重士爱民，饬颓振废，修志建学，政绩炳然”。如果粗略的统计，明朝历时276年，在孝义当过县令的少说也有五十几位，独有刘大观，刘令誉两位主持修过孝义县志。而前后撰文作序的竟是同窗学友，同门进士，同是孝义人。这至少可以说明，时至今日孝义的文化渊流，总要有一班热爱文化的名流，如胶似漆地相处，为孝义著书立说。
二
清代孝义三本县志的作者与区别
清代第一部《孝义县志》成书于雍正四年，距明万历修孝义县志是9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孝义再次修志，距雍正修志是40年。清光绪六年孝义第三次修志，距乾隆修志是110年，正值光绪三年灾荒过后。在清代268年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孝义基本上是三年一任知县，都是外省外县人，历经七八十任。现在就修《孝义县志》的三位县令，作大概介绍。
清代《孝义县志》第一次修成是雍正四年（1726年）。县令方士模，江南徽州府歙县人，即今安徽江苏交界处，此地历史以来是中国文化的摇蓝，学者名人辈出，现在是江泽民、胡锦涛的故乡，属长江“三角洲”扬州、无锡开放地区。方士模康熙辛卯年中举人，雍正元年来孝义任县令，雍正六年以才能卓越，调任福建知府。据他本人所说，刚来孝义发现自明以来近百年，孝义的史实散亡，访问故旧老人，认为急待修志，因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于是留意往事，手抄笔记，访问旧志的抄录，记载山野古寺的碑文题名，对于旧志上须要增加的内容，皆根据《通纪》、《山西通志》佐证，也收录了墓志、文稿，此志是他一手参与写成。后人评价方士模在任时，除奸剔弊，祛盗安民，每次升堂审案，衙役不敢多说一句。本人写一手极为秀丽的篆字，在孝义、中阳两县被誉为神笔。也同是在雍正四年，他的同乡孝义龙山华严寺的主持释德睿和尚，因有清初三楚进士学识，修成《龙山志》。方士模多次造访赋诗，并为龙山志作序。至今此志存于山西省图书馆。在方士模之前，康熙五十一年，湖广应山县进士闵衍，出任孝义县令六年，此时并未离开孝义。因他们同是南方人，闵衍也为《龙山志》作序，在县志中也都留下诗作。由此可知当时孝义的文化氛围。
雍正《孝义县志》，就我粗浅的理解，比前朝明代修的孝义县志，首先是显示了官修县志的规模与详细记载的特点。尤其是对于人口、田亩、官税、政府经济运作的记载极为详细，为后世研究本县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真凭实据。其次是较前志收录和增补了散落民间的古迹碑文、谱序，为政要乡贤立传，增加了艺文篇章，为后世了解前朝提供了依据。三是此志既收录了前志的全部内容，又增补了新的内容，属于一册规范化的地方志书，堪为后世仿效的样本。
清代第二次官修《孝义县志》是乾隆三十五年。时任县令邓必安，江西建昌府南丰县举人，字东山。邓必安是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到任，满三年后离任。他在任时修学宫，建武庙，添设书院，西乡一带修桥补路，东乡平原上禁止冬天麦田放牧，对本地士子乡贤格外重视重用，取消公庭跪辱，善政累累，为一时良吏。邓必安自叙中说，其所以要修《孝义县志》，是因当时郡宪要求修撰府志，孝义雍正修志已过40余年，对于近事缺少记载，因而续写，对原志进行整理。于是他让在他身边的儿子邓常（字可久）担任《孝义县志》的编次，仅用一年时间，孝义县志就再次面世。当然也少不了当地举人、拨贡、生员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修写《孝义县志》的机构。此志不同于前志的最大特点是：增加了为官宦立传和地方名士捐资买官衔的情况，还有当时邓必安作为县令，为各处修缮写的碑文以及立于乡间的歌颂他政绩的碑文。
清代孝义第三次设局官修县志，是光绪六年，即1880年“光绪三年”灾荒之后，至今还不到130年。但距离上次乾降年修志已是110年了。乾隆三十四年查考全县人口共计47900人，时隔百年，全县人口也只有80500人，好些村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主要的原因是光绪三年人口减少超过一半。实际光绪初年孝义人口超过十五万人，是乾隆时人口的三倍，只是无志没有准确的记载。光绪六年孝义修志，是奉上级的旨意，全省各县必须修志，记录当时国家赈灾的实际情况，也促成了修孝义县志的事。
光绪六年孝义修志，时任县令孔广熙，河南济源人，国子监监生，是光绪三年六月灾荒处于最严重的时候，来孝义上任的。史料记载，当时全县赤地无青，四野哀嚎，人相食，瘟疫流行。孔广熙上任第二年，乡民有食干泥及死人肉者。他却与库丞魏其仁表里为奸，剥削县民，致全县死尸多达12300余具。综观光绪六年《孝义县志》因原则上是在前志的基础上“补遗”，“纠误”，所记的内容也均是从乾隆三十六年始，完全是一部续志，尤其对孝义近百年间经济、文化、人口的变迁，没有详细的调查和收集，所以后人评价，是最简单不过的一本续志。也许是当时参加修志采访的人中有大孝堡的李竹猗，李廷诰，李含章，均是举人贡生，对本县乡贤事迹记载较为详细，也收录了自乾隆以来本县的一些重要碑文，还是值得后人参考的。
清代二百余年，在我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个注重学术研究和考证的时代。但阅读清代遗存后世的三本《孝义县志》，记载本邑人著书立说，荣登进士举人的学人很少，这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有关，完全没有江南丝竹管弦、诗词歌赋的风气。邑中山乡的人文教化，也缺少书卷、书院氛围，又有谁去记录人世的沧桑呢，正如常人所言：“著书立说也不能当饭吃！”
三
举人冯济川撰写的《孝义县志》
冯济川，字秋航，号更生，孝义石像村人，生于1859年，即清咸丰九年，光绪二十年科考中举人，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留学日本，卒于民国十七年，即1929年，终年七十岁。冯济川64岁时，自己撰写《石像山人墓志铭》（现存孝义市博物馆），文中说，本人“重纂《孝义县志》三卷”。这是自光绪六年《孝义县志》问世后，由本县文人撰写的又一部《孝义县志》，但因此志不知下落，故1992年新编《孝义县志》时，未曾提到此志的编写，以为自光绪六年后，直到1992年，长达112年当中，孝义民国年间就无人修过《孝义县志》，这实际上是一种误导。
对于冯济川撰写的三卷《孝义县志》的考证，已故兑镇中学教师冯芝祯，年近八旬时曾说，他是石像村举人的后人。全国解放前夕，冯举人的后人向民主政府捐书，由本村人杨迎珠负责整理书籍。杨迎珠的父亲杨同声，原来和冯举人是同乡至交，曾在兑镇街上冯举人开的“体仁堂”药店当过掌柜，所以杨迎珠整理书籍时，将冯举人撰写的《孝义县志》收留。后借给其内弟胡家窑的赵应成阅读，此后就不知书的下落了。实际冯济川从40岁后坚持写日记近30年，又有遗世的9万字的个人年谱。1980年以来，年谱还在”孝义县志通讯”连载，其中不可能不涉及《孝义县志》的纂写。只是我们没有认真地考证此事罢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冯济川举人确实是撰写过《孝义县志》。这可以说是民国年间唯一撰写的一本孝义县志，如果能找到的话，足以填补上百年间，孝义无县志的空白。孝义西部已属山区，一般情况下平常人看到县志如获至宝又怎么肯毁掉，所以我提倡有心计的人，应通过亲情关系发掘这部县志的下落。另外据我本人所知，现在藏于山西大学和山西省图书馆的《山西风土志》、《李菊圃先生遗文》，均是冯济川先生所撰，分别是一卷和二卷本，手抄本，大约每卷5万字。以此推测，冯举人撰写的《孝义县志》三卷，起码超过10万字。光绪六年孝义修过县志，冯济川是光绪二十年中举，而且进入民国后，冯先生因是满清的子民，不再出山，隐居故里专事教育工作或诸子经文的注释，这时他渊博的知识已有深厚的功底，才可能独自撰写孝义县志，会使得这部县志更真实地反映清末民国初年孝义的实际情况。
关于孝义境内明清两代旧志的撰写情况，还有清雍正四年，龙山华严寺的主持释德睿撰写的《龙山志》，山西省图书馆有藏本。部分已收入我本人撰写的《东小景村志》。这里也顺便介绍几位解放以后，地方志撰写方面的孝义人，以便参考。一是孝义城关楼东的任直生，生于1918年卒于1991年。任直生1932年毕业于太原师范， 1937年参加牺盟会，上过延安抗大，长期在部队任文秘工作，解放后在山西省委秘书科，后任阳泉市委秘书长、副市长。1983年离休时，任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组织参于编写过《山西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解放战争时期大事记》等书籍。二是郭建荣，山西大学毕业，著作有马烽作序的《胜溪俗语》，参与编写过《交城县志》等地方志工作，现在太原。三是杨子晋，孝义人，生于太原，现在山西省地方志院办公室任职，属于全省地方志编写方面的编审，专职人士。
另外，关于1992年出版的《孝义县志》和后来的《孝义县续志》，是近百年间孝义编修的唯一正志。为编修这部志书，组织采写了近10年时间，组成了庞大的上百人的队伍，京津沪省城各地外出搜寻资料采访，当时50岁的人，现在也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人手头收藏有好些资料，当时采写的来龙去脉和艰辛，他人一无所知，自己又没能力将真相公诸于世。所以很有必要请还健在的当时的修志人，撰写文章，公布资料，为即将展开的孝义市“第二轮修志”提供经验，夯实资料基础。
原载于《孝义风采》200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