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妻子说了啥而与鲁迅决裂？专家：绝不止“窥浴”那么简单
老覃昨天写了《鲁迅和周作人为何避谈失和缘由？专家：涉及男女之事，家丑不外扬》一文，通过对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日记记载以及周作人在1923年所写的几篇文章的分析，直言了他们兄弟失和的缘由：涉及男女之事。
但这“男女之事”具体是指什么事呢？
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不同说法。
大致有“听窗说”、“窥浴说”、“调戏说”、“旧情复发说”这几种。
这些说法的最早源头来自于张凤举。
张凤举曾在1921年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起建立了创造社，从日本回国后，先是任职北京各高校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1922年5月被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正式聘为教授。
他在1925年1月24日写的长文《鲁迅先生》，是最早写鲁迅的文章之一。
老覃在昨天写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何避谈失和缘由？专家：涉及男女之事，家丑不外扬》一文中提到：1924年6月11日，鲁迅安顿好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新居之后，回八道湾取自己存放在那里的东西，遭遇到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骂詈殴打”。
鲁迅在当日的日记里记：周作人打电话四处搬救兵，搬来了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以及北大教授张凤举，徐耀辰。
即羽太重久和张凤举，徐耀辰都是当天“骂詈殴打”闹剧的目击者。
但羽太重久和徐耀辰事后都没有对这场闹剧做出过任何评论。
张凤举呢，虽然也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他在与老友郁达夫私聊时，曾对郁达夫说过，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郁达夫和鲁迅、周作人兄弟也是好朋友，他在鲁迅逝世后写有《回忆鲁迅》，里面引述了张凤举和他的谈话内容。
于是，“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的说法就流传出了。
这“失敬”到底是怎么一种“失敬”法呢？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引证了这样一项材料：197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学生章廷谦曾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鲁迅和周作人吵架的起因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了她。
老覃在这里补充一下，章廷谦在文坛还是很有份量的，他有一个很响亮的笔名：川岛。
1919年，他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经常在北京《晨报副刊》杂志发表文章了。1924年，他和鲁迅、孙伏园等共同创办了《语丝》周刊。
查周作人日记，可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后，周作人把空出来的房间向外招租，章廷谦和女友孙桂丹于1923年10月10日前来看屋，于10月17日入住。
周作人还在1924年4月28日的日记中记：“晚孙章二君结婚，在家宴集。”即章廷谦和孙桂丹还在八道湾举办了婚礼。
也就是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对鲁迅进行“骂詈殴打”时，目击者并不止羽太重久和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当时也在场。
章廷谦回忆，周作人曾拿起一座一尺多高的狮形铜香炉朝鲁迅头上砸去，幸亏旁边的人劝阻，抢开了，才没造成流血事件。
鲁迅明明在日记里写羽太信子“述我罪状，多秽语”，对于这“秽语”，章廷谦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估计，羽太信子当时骂人用的是日语，章廷谦没有留日经历，听不懂。
羽太信子嫁了中国丈夫，来中国多年，当然也是会说中国话的。
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对于羽太信子的说法，章廷谦表示自己并不相信，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木。”
不管章廷谦自己信不信，事情经他披露，还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著名作家台静农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后来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曝出了一个“猛料”：鲁迅替周作人卖了一部翻译的稿子，收到汇票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拿去给家里管账的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正在洗澡，衣冠不整”，因此，“羽太信子就说鲁迅调戏她”。
台静农说的“窥浴”和“调戏”这两种行为，比章廷谦说的“听窗”行为性质要严重得多，似乎很能解释周作人要举起一尺多高的狮形铜香炉跟鲁迅拼命的原因。
但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2001年撰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做出了回应：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还保持着男女混浴的习俗，先不说鲁迅会不会“窥浴”，就说“窥浴”这件事对日本女子羽太信子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事，并不值得她向周作人哭诉。
另外，要老覃说，台静农是在1925年才开始接触鲁迅的，他一个外人，哪能知道发生在1923年、1924年时鲁迅家的这些隐秘私事？只能说，他也是胡乱猜测的。
要说科学、合理、最接近事情原貌的推测，还是日本专家、学者中岛长文的推测靠谱。
原本，在“听窗说”、“窥浴说”、“调戏说”之外，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还推出过一个“旧情复发说”。
他在1989年2月20日写信给鲍耀明时，隆重提到了“旧情复发说”，说的是：鲁迅先于周作人到日本留学，和羽太信子“有了关系”，但他与老家的女子朱安已有婚约，为了不辜负信子，他把信子推介给了弟弟周作人，并帮他们操持了婚事。1923年7月某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无意间撞见了鲁迅与自己的姐姐在北京八道湾一间日式房间的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相当惊讶”。事情撞破后，周作人与鲁迅反目成仇。
周丰一的这封信，后来被鲍耀明收入《鲁迅———海外中国人研究者讲述的人间》一书，由明石书店2012年10月出版。
当然，早在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的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也提出过“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的猜测，但千家驹的说法缺乏依据，可信度太低。
周丰一是周作人的长子，他的说法影响巨大。
中岛长文却在《羽太重九看见了什么?》一文中轻而易举地驳倒了周丰一的说法。
中岛长文通过缜密的考证，考证出羽太重九早在1922年7月归国，即1923年7月他绝不可能出现在北京八道湾。
另外，中岛长文在《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一文中给出了他的合理推断：周氏一家在八道湾时，羽太信子负责管账。1923年，由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没能及时发放（迟发半年），家庭经济出现了危机。信子不断找鲁迅诉苦，要鲁迅必须想办法解决一家人吃穿用度的问题，并喋喋不休地强调“这是一家之长的责任”。鲁迅手头没钱，又兼信子之前花钱大手大脚，挥霍无度，被吵闹急了，不得不表示“让出家长的位子，另外起伙”。
于是，在7月14日，他“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
鲁迅另起炉灶，单独做饭，信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担心周作人怪她过去铺张浪费造成分家的局面，就决心把分家的责任甩锅到鲁迅头上。
不管如何，羽太信子要诬陷鲁迅，就是无中生有的诬陷。
但既为诬陷，所谓的“听窗”、“窥浴”、“调戏”的罪名都太轻了，都不足激起周作人不共戴天的怒气。为了让周作人完全抛弃掉手足之情，坚定地站在她的一边，她决定往死里去诬陷鲁迅——声称鲁迅对她施了暴行。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太狠了。
结果，周作人冲冠一怒为红颜，一度对鲁迅起了杀心，举起一尺多高的狮形铜香炉往鲁迅头上砸。
不过，周作人的怒气形成，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周作人此人追求淡雅、闲适的生活，不大关心家国大事，也无心留意柴米油盐，每天想的就是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做学问。
鲁迅在7月14日就退出家庭同桌用餐了，但周作人浑然不觉。
从周作人的日记看，他在7月12日得到了《武者全集》第五册，开始译武者小路的《夫妇》。7月14日，他写了一篇关于有岛武郎的文章。
7月15、16日，他都在埋头译武者小说。
到了7月17日，他下写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夫妇》的译后记。
中岛长文分析，周作人应该在这天发现鲁迅另起炉灶了。他向妻子询问原因，从妻子那儿知道了妻子“犯奸”及“性的过失”的事情，情绪失控，在写译后记时，毫无来由地引用了《圣经》耶稣论用石头打死犯奸淫罪女人的话，并发表了一大通与小说无关的议论。
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情绪折磨，他在7月18日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信中明确提到了“我昨日才知道”。
7月25日，他在写《自己的园地·序》时，不自觉地用了“绝交信”上提到的“蔷薇色的梦”，说“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这充分反映了他当时所处的痛苦，梦碎，而且心死。
也正是这样，1924年6月11日，他看到分别多日的鲁迅回来取东西时，仿佛见到了仇人，分外眼红，积怨爆发，杀心顿起，近乎失控，差点酿成大错。
兄弟失和之后，鲁迅对外人不愿多说一句其中内幕。
估计，他是认为，弟弟和弟媳如此狠毒和下作，不值得为外人道，家丑不宜外扬。
但鲁迅越是不提，周作人越是认定鲁迅“做贼心虚”、“心怀愧疚”，
上世纪60年代，周作人应香港曹聚仁先生之邀，撰写《知堂回想录》。
他在书中的141节《不辩解说·下》中说，还颇为悲愤地说：对兄弟失和一事，鲁迅没有一个字发表，这是鲁迅的伟大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