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中国社会主要乃是由人与人之道而形成的。人与人相交有道，乃可不仗法律，不要宗教，而常得相安。西方社会则不然，少不了要一个教堂和一个法堂，少不了要有牧师和律师。中国社会从开始就不要教堂牧师和法堂律师，而可以形成一个绵延长久，扩展广大的社会。这靠什么呢？就靠中国人讲的这个简单观念，就是所谓“人”、“人心”和“人道”了。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此所谓好人之好，即孟子之所谓善，中庸之所谓中庸，亦即孔子之所谓仁。而此种精神，今人则称之曰道德精神。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决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道德精神是无条件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发挥。因为，我们只有讲道德，才能使每个人发挥其最大的力量，尽其最大的责任，而享受到生命之最高快乐与满足。救世界、救国家，不是几个人干的事，要大家干。如何能使大家来干呢？就要发扬道德精神。因为只有道德精神，是人人所具有，而又是人人所喜欢的。只要能道德精神发挥，一方面便完成了大家最大的责任，同时也满足了大家最高的要求。中国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绵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因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应即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在此。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凭借国家来运用这主权和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