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读《太玄经》
一、《太玄》来历
两千年前，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创作《太玄》，是以圣人自许的。他的作品都有向孔子看齐的趋向：孔子有《论语》，于是他就作了《法言》，孔子注了《周易》，于是他就作了《太玄》。后世不少人对他这种自充圣人的作法颇有微辞，司马光一开始也是这种看法，但是细读了《太玄》之后，感叹道：“扬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对扬雄推崇倍至，且一棒子就把孟子和荀子给打死了。扬雄泉下有知，估计会内牛满面地握着司马光的手使劲摇晃：“.等了一千多年，我终于碰上伯乐了！”
以圣人自许的扬雄，写起书来也是挑战高难度的。《太玄》成书后，与他同时代的人已经觉得这书太玄了，根本就是故意要人看不懂的（“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据《汉书。扬雄传》记载，刘歆看了这书后，就对扬雄说：“你这是白费劲！如今的学者专家吃着皇粮搞学术，可是连《周易》这么简单的经典都读不懂，你居然还搞了个《太玄》出来，让不让人混啦！这么难的书，一般人只会拿去盖在腌酸菜的缸子上。”
桓谭是扬雄的一个粉丝。扬雄死后，有人问桓谭：“你常常称赞称扬雄的书如何了得，那些玩意儿有可能会传世吗？”桓谭说：“那是必须的。只不过我和你都等不到它们流行的那一天了。”扬雄死后四十多年，其创作的《法言》果然成了畅销书，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太玄》还是没有几个人看，估计真的如刘歆所预言——大家都拿去腌酸菜了。
二、《太玄》题解
前面说过，扬雄写《太玄》，是为了向《周易》看齐的。不懂《周易》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自信。相比于西汉时代那些空有禄利的学者来说，扬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懂得《周易》的人，所以他就想啦：“《周易》已经这么容易了，这帮小子居然读不懂，咱们来整个玄乎的，估计他们就能读懂了。”于是他果然就搞了个玄之又玄的《太玄》出来，当作《周易》的入门教材——这家伙真是爱添乱。
“太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太玄”就是水的意思。东汉魏伯阳与扬雄时代相去不远，他在《周易参同契》中就说“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意思就是说，往冰雪上泼盆热水，神马寒冰都会融化成水（太玄）的。
换句话说，《太玄经》就是《水经》。
或曰：什么？《太玄》不是模仿《周易》的么？难道《周易》的主题跟水有关？
要知道扬雄为什么把他的得意之作起名为《太玄》，就要知道“水”在先秦两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可见道家是将水与道相提并论的。
郭店楚墓出土的先秦文献《太一生水》中，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从这里可以看出，水与“太一”相结合，是生成天地的首要条件。
水与“一”的缘分还不止于此：扬雄自己在《太玄》中就已经将“一”这个数字与五行之水联系了起来。（他在《玄数》中指出，一二三四五，分别对应水火木金土这五行）。扬雄又在《檄灵赋》中说：“太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沉沉，奋抟无端。”太易即太一，这个“一”正是古代术士们眼中的道，也是万物之始和天地之母。《老子》即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综上所言，“太玄”所强调的水，和《周易》一样，看中的正是它“生生不息”的寓意。（“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
二.古来知《太玄》者
扬雄死前，将《太玄》和《法言》传给了侯芭。侯芭也算扬雄为数不多的粉丝之一，为他守了三年的丧。可是他没能将《太玄》发扬光大，这部书问世不久就被束之高阁了。
年深月久，虫咬蚁蛀，慢慢就出现了错漏脱落——万幸的是它居然神奇地流传下来了。
过了整整一千年，北宋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半读懂了这本书的人。那半个是司马光，而那一整个就是邵雍。
为什么说司马光只能算半个？
答案有两方面。其一：司马光坦承自己读不懂《周易》，他觉得既然《太玄》是模仿《周易》才写成的，拿它来当学习《周易》的跳板也不错。可惜这么做相当于拿儿子比老子，只能是“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其二：《周易》和《太玄》皆有浓厚的象数思想，而司马光却对这一套玄乎的东西不感冒，思想上更倾向于义理派，因此在作《太玄集注》的时候也主要是阐发其中的义理。殊不知，倘若《周易》和《太玄》仅仅是讲义理的书，何必搞出一堆卦啊爻啊象啊的，直接写成《六十四篇大道理》和《八十一章大道理》不就完了嘛！
若要从古往今来无数人中挑一个真正懂得《太玄》的，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邵雍。这不仅是因为邵雍修养高，学问好，还因为他有师承真传。易学的传承历来重师门，而邵雍正是易学象数一门中集大成的人物（他与扬雄师出同门的可能性极大）。邵雍的门派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牛人，其中就有与宋太祖赌棋华山的睡仙陈抟，但是他唯独偏爱前辈扬雄的《太玄》，专门画了《太玄准易图》，还写了《正玄》一书。（司马光对扬雄佩服得要死，估计多半也是受了老友邵雍的影响。）
好之则似之。邵雍的学术与扬雄极其相似，与邵雍并列为北宋五子的二程就说：“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邵雍的粉丝朱熹也说：“康节之学似扬子云。””，李光地则说“邵易似从《太玄》悟出”，又说“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玄》”，指出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和伏羲六十四卦图均脱胎于《太玄》。
可以说，邵雍是扬雄的真正知音。
《太玄》是拟《周易》而作，因此欲知《周易》，不可不知《太玄》。欲知《太玄》，不可不知邵雍，欲知邵雍，不可不读《皇极经世书》。
邵雍和《皇极经世书》，是解开《太玄》之谜，进而打开《周易》之门的关键。
四、《太玄》与历法
在《观物外篇》中，邵雍说“历不能无差。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布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石公也。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
从这话看来，邵雍对历法也是颇有一番研究的，否则也不会随便对几位前辈评头品足。
邵雍在历法上的造诣有多高？如果说从《皇极经世》那宏大的数学体系中还看不出来的话，可以看一看他的同门师弟刘羲叟。刘羲叟是李之才晚年收的弟子，《宋史》记载刘羲叟“历学为宋第一，欧阳修、司马光辈皆遵用之。”他在星历术数方面也颇有造诣，跟邵雍一样有着未卜先知的牛叉本领。《宋史》中记载了他预知自己死期、听钟声预知皇帝将染眩惑之疾等等神异之事。
从邵雍和刘羲叟两人的表现来看，他们的老师李之才绝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同时也表明，真正的易学大师没有一个不精通历法的，扬雄同样不例外。在邵雍看来，修订了太初历的落下闳仅仅是“知历法”而已，而扬雄才是真正称得上既知历法，又知“历理”的人。
为什么说扬雄知“历理”？
自古历易同理，扬雄知易理，所以说他知“历理”。
欲知《太玄》，先知历理。
古来作历者，首重冬至，盖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而如果把一天看成一年的话，那么夜半子时亦相当于一天中的冬至，故古人往往将冬至与子时相提并论，妙的是，十二辰中的“子”时同样是属水的，五行之中，水色为玄，亦与“太玄”之名吻合。邵雍有诗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扬雄亦将《太玄》的第一卦与冬至的节气相对应，命名为“中”，正是邵雍所谓的“天心无改移”之意，其卦文曰：“阳气潜萌于黄钟，信无不在乎中”，意思又相当于《周易参同契》中的“黄钟建子，兆乃滋彰”。这其中蕴含的历（易）理是：冬至为一年中的阴极阳生之日。而子时夜半则是一日之中的阴极阳生之时，正是食气炼丹的好时机，屈原在《远游》中就说“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可以说，扬雄深知历理，体现在他不仅仅是从历法纪时的层面上理解冬至，而是站到了“天人合一”的更高角度上。
五、《太玄》与易图
常言道，有图有真象。《太玄》为了让人明白易象，原本是附有插图的，书中便有《玄图》一章，专门讲解易图的，如今图已佚，仅存文字——这也从侧面说明，《太玄》所模仿的《周易》原本也应该是有图的。（从演变规律来说，《周易》应该经历了先有卦图，再添文字的发展阶段。）许多图如今虽已失传，但从宋代大量出现的易图来看，河图洛书以及伏羲八卦图等都应该渊源有自，并非“伪造”一词能够轻易抹杀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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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宝石只是个抟说 时间：2012-12-29 21:01:06
这些易图自西汉至北宋一千年来大多湮没无闻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传承的秘密性质决定的。换句话说，是天机不可泄露。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
有个叫郑夬的人，写了一本谈易的书。沈括后来跟兵部员外郎秦玠谈起这本书，觉得里面尽是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并列举了书中诸多在他看来荒唐无比的观点。没有想到秦玠听了却大惊小怪道：“郑夬是从哪里学的这种奇术？曾经有个异人也教过我这种历数，用来推算过去的兴衰成败，神准无比。据我所知，邵雍也会这种易数。郑夬这家伙居然笔之于书，泄露天机，必遭天谴！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人能看到的！”沈括听了吓了一跳，觉得这哥们说得神秘兮兮，大有神棍之风，且关系到天机什么的，也不好细问。后来秦玠、郑夬和邵雍都死了，沈括再想问也找不着人。
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对沈括的说法有些不一样，他在《易学辨惑》中发了一段议论，大意是：“郑夬这个人哪，当年想跟我爹学易，被拒绝了。可没想到他是个小人哪，后来趁着我爹的徒弟王豫病危，买偷了他的仆人，把我爹传给王豫的镇派秘籍伏羲先天八卦图还有一堆心法给偷走了——嘿嘿，说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他这本书怎么来的了吧！”
究竟谁是谁非？邵雍的先天八卦图借朱熹之手得以流传至今，郑夬的书却已失传（也可能是秘密保存起来了），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梦溪笔谈》中的那段话：“《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是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从这段话看，郑夬的易学确实与邵雍之学有着撇不清的关系。
邵雍那张被郑夬“偷走”的伏羲先天八卦图，当是配着《周易》来看的。他的手上还有《玄易相准图》，则是配着扬雄的《太玄》看的。这张图究竟是邵雍的原创，还是参考了秘传的扬雄原图，已经难以考证，因为这张图如今也已经失传，难见原貌。（司马光是《太玄》的忠实读者，几十年里除了编《资治通鉴》外，业余时间都花在《太玄集注》上面了，他与邵雍交情不错，倒是很可能从邵雍那里见过此图并得到一定的启发。）
六.扬雄与河图
河图显然不是扬雄的原创。他只不过是为数众多的经手人而已。
河图与洛书，算是我国史上最富传奇神秘色彩的易图了，而这两张图正好与邵雍的师门的关系密不可分。道上有传言，正是邵雍的祖师爷陈抟老祖传下了河图、洛书和先天八卦图。不过但据邵伯温在《易学辨惑》中回忆，邵雍的师门渊源还不止于陈抟（871年—989年），最少可以上溯至王通和关朗。
先说说王通。王通之名普普通通，但他的谥号“文中子”却是响当当的。《三字经》中就有“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此人何德何能，居然能够与大名鼎鼎的老子、庄子、荀子外加一个扬雄，并称为“五子”呢？更奇怪的是，此人居然在正史无传，反倒是托他孙子的福被顺便提到了几句。（若问这孙子是谁，初唐四杰之一，《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是也。）他的弟弟王绩也是《唐才子传》中的名人，然而若要论起才气来，王勃和王绩两人捆起来，估计也顶不上王通的一个零头的。因为据传说，他十五岁就开山收徒弟了，唐初名臣房玄龄和魏征也都是他的弟子。这样一个牛叉的人物居然没有在史书中挣到一席之地，唯一的解释是他犯了跟扬雄一样的毛病：自充圣人。他跟扬雄的想法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孔圣人不是传了六经么？好么，他照着六经的体例也来了一个《续六经》，这还不算，他还自称“王圣人”，手下的徒弟也纷纷自比颜回再世，子路二代。他死后，一堆弟子就把他的语录编了一本《中说》，不论从体例和语气都跟《论语》如出一辄，这跟扬雄写《法言》的用意是一样的。王通这么狂，确实有这个资本——他拥有河图和洛书。《中说》记载“内史薛公见子（王通）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相比于曾经悲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孔子，王通轻松坐拥河图和洛书，难怪他敢跟人家叫板。而对于跟自己并列五子的扬雄，王通却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他曾经与弟子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或问扬雄、张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艰。’曰：'其道何如？’
子曰：'靖矣’”
对话中提到的张衡，同样也是一位扬雄的铁杆粉丝，暂且不表。先说邵伯温提到的另外一位：关朗。
关朗，字子明，据说是关羽后人，乃北魏的易学名家，也是王通祖父王虬的好友。王虬对关朗预测未来的本事佩服得要死，不仅拜他为师学易，临死前还对儿子说：“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王氏一脉的易学正是关朗所传，所以河图和洛书这两张易图，必然传自关朗。朱熹在《易学启蒙》中便说：“关子明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可证邵伯温所言不虚：邵雍的河图洛书传自陈抟，而陈抟之图来历必然与关朗有关。
关朗的河图和洛书是家传的。《河洛精蕴》云：“元魏太和时，关朗子明，述其六代祖渊有《洞极真经》。其《序本论》云：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右七，四前左二……”。由此可知，关朗的祖上曾经传下一部《洞极真经》，里面就附有河图洛书。关朗还亲自为这部《洞极真经》作序称：“朗业儒蓄书，积数世矣。自六代祖渊，会鼎国之乱，徙家于汾河，所藏之书散逸几尽，其秘而存者唯《洞极真经》而已。六世祖尝谓家人曰：'《洞极真经》，圣人之书也。吾后数世当有贤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于稷契，倘不时偶其颜渊之流乎，是经之蕴当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闻遗言于祖父，敢不勉勉以发扬先祖之意乎？”
在这段话中，关朗声称《洞极真经》乃是一部关家祖传的圣人之书，历经三国鼎立的烽火得以保全，而他的六代祖关渊曾预言，关家的后代中将会出现一位“贤者”，将这部书中所学发扬光大，即使达不到后稷和商契的水平，当个颜回也是绰绰有余的。总而言之，得此书者为圣人。（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王通也敢自称圣人了。）
联想到扬雄也自许为圣人，亦深知河图洛书之妙——他是否也曾经是《洞极真经》的拥有者呢？《太玄》的思想是否也曾受到了它的影响？
七、扬雄的师友
扬雄少时，曾经跟着严遵学习。
严遵，字君平，西汉著名隐者，靠在成都街头给人算命为生，也不多算，赚够一天的吃食就收摊。他的占卜水平极高，直到唐代，李白还写诗念叨这位四川老乡：“升沉应已定，何必问君平”。除了给人算命，严君平还精通《老子》，著有《老子指归》一书。这位奇人的《老子》与众不同，全书不是81章而是72章。为什么只有72章？他解释说：“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阳道奇，阴道偶，故上经先而下经后。”这种把数字上升到神圣地位的做派，很符合他术士的身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扬雄后来喜欢玩玄乎的，正是有其师必有其徒。
刘歆应该算扬雄的哥们。刘歆(约前50年－后23年)比扬雄小三岁，却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正宗的皇亲国戚。刘歆自幼颖悟过人，亦是天才一流的人物，年纪轻轻就被汉成帝封了个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他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内秘府所藏的皇家书籍，前后历时20多年，遍校秘府藏书，整理出的图书达三万余卷，可以说，西汉皇室秘藏的天下所有古书，没有他没看过的。但是看多了古书有一些不好处，因为刘歆居然在那一大堆发霉的藏书中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原来，秦始皇焚书之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都在被焚之列，以致于后来汉朝时，老刘家的皇帝想发展教育却找不到教材，只好找了些读过点书的人来讲课，待遇一律从优，并送荣誉称号曰“博士”。精通《诗经》的人可以当诗经博士，精通《春秋》的，就当《春秋》博士，最离谱的是《尚书》，当时全天下只有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头伏生能口齿不清地零零碎碎背上几十篇。老头路也走不动，没法上课，只好派了晁错上门，把老头的口述抄下来当教材——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么混乱。不过如果每一门课只有一个博士其实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是当时每一门都有N多个博士抢着要上，学生们不知道听谁的，众博士就吵得不可开交，都说自己编的教材是最准确的。这个时候刘歆出现了，他手上拿着几卷发黄的古书，说“大家别吵了！我找到秦始皇没有烧掉的经书啦！”众博士一听，这不是砸他们饭碗吗！于是很团结地跳了起来，反而说教材那是刘歆伪造的。
刘歆那个委曲向谁诉去？当然是扬雄。汉哀帝时（公元前7年－公元前1年在位），扬雄着手创作《太玄》，这个时候刘歆正好也要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古籍编成《七略》，跑过来看了看，对扬雄就说了本贴开头的那句话：“空自苦！今之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其如《太玄》何！”他倒不是给扬雄泼冷水，只不过发泄一下对那些博士们的怨气罢了。刘歆眼力并不差，一看到扬雄画的《玄图》，就知道跟河图洛书有关系。他阅尽天下藏书，自然也知道这两件东西的来处。《汉书。五行志》载：“刘歆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则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刘歆的学问可以说代表了整个西汉时代的最高水平，忽视他的话显然并不明智。
刘歆断定：《河图》就是八卦的来源，而《洪范》则从《洛书》中衍生
八、《太玄》卦序
扬雄的《太玄》共有八十一卦（他管卦叫做“首”），比《周易》还要多了十七卦（首）。这八十一卦是怎么排列的呢？
大家知道，《周易》的六十四卦有N多种排序法，最常见的就是通行本中的卦序，朱熹还为此编口诀曰“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除此之外，还有邵雍的先天六十四卦序、京房的八宫卦序、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等等。可以说，怎么排卦序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扬雄面对这么些可以参考的方案，挑中了卦气排序法。
把六十四卦按卦气的顺序排列的方法，据说最早是从孟喜手中流出的，卦气排列的大概构思就是把六十四卦的卦象配以不同的物候，再按二十四节气中物候的出现顺序排列卦序，比如说一年的第一个节气是冬至，冬至的第一个物候是“蚯蚓结”，而《中孚》这一卦的卦象上看正好像是两只纠结在一起的蚯蚓，所以《中孚》就成了卦气序列中的第一卦……这一套具体操作起来似乎很玄妙，但孟喜其人才是我们要说到的重点。
孟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大约比扬雄早生半个世纪，是西汉初年的三大易学家之一。另外两位大家也是他的同学，一个叫梁丘贺，一个叫施雠。三人皆曾在易经博士田王孙门下学易，田王孙死后，发生了一桩纠纷。孟喜宣称，他学到的东西，比两位同门多了一样，那就是有关阴阳灾变的易占术（卦气应即其主要内容）。孟喜还说，这门秘术是老师死前秘密传给他的。梁丘贺听了不乐意，说：老师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施雠，孟喜并不在旁，何来秘传之有？定是孟喜这小子从哪里学来的歪门邪道！施雠是个厚道人，没有吱声，算是默认了梁丘贺的说法。于是《汉书。儒林传》中就下结论说，孟喜这个人好自吹自擂，擅改师法。后来大家推选易经博士的时候，孟喜就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上，直到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时，孟喜一派的易学才列于学官，他的两个徒弟瞿牧、白光也当上了博士。
那么，孟喜究竟有没有得到田王孙的秘传呢？他那套阴阳灾变的东西究竟是哪来的？这桩疑案，其实不能偏听《汉书》的一面之辞。因为孟喜后来教的徒弟中，还出了一个叫做焦赣的牛叉人物。焦赣，字延寿，著有《焦氏易林》（跟《太玄》一样，也是一部模仿《周易》的作品）。他自幼家贫，后来当了个小黄令的官。据说他任职期间，能够先知奸邪，比如谁刚起个念头想去偷张家的牛吧，马上发现焦大人已经先派人守在牛旁边了，久而久之大家都觉得什么坏事都逃不过焦赣的眼睛，也就没了想法。由于焦赣治民成绩斐然，上头要提拔他到外地做官，百姓集体上书挽留。上头顺应民意，焦赣于是就地升职，最后寿终于任上。焦赣教出来的徒弟比他还要牛叉，他就是鼎鼎大名的京氏易学创始人——京房（如今号称用易经算命的人，十有八九用的是他那一套易占术的遗法）。焦赣和京房两个人的易学特征是“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跟孟喜的阴阳灾变之说一脉相承。奇怪的是，焦赣虽然自称是孟喜的学生，京房也说“延寿易即孟氏学”，可是孟喜的那两位博士生瞿牧和白光却跳出来否认说，咱们老师从来没有教过这些东西！于是《汉书》也跟着说，焦赣的那一套其实是“独得隐士之说”，托名孟喜传授而已。
事情变得有意思了：孟喜的两位同门不承认他得了秘传，焦赣的两位同门也拒绝认他这个同学。孟喜的同门不承认他，还可以说是因为他人品不好（也可能是眼红他要当博士），焦赣的人品则坚挺无比，也没有必要跟他的博士同学抢饭碗，可为什么这些同门都说，他们那套阴阳灾异不是老师传的？
究竟是肿么回事？
比较合理的推断是：当时阴阳灾变这一套在易学中铁定是有的，但却不一定人人都能传。田王孙把这一手只传给了孟喜，梁丘贺和施雠两人怪师父偏心也是情有可原；孟喜依葫芦画瓢，也只给焦赣开了小灶，惹得瞿、白两徒弟眼红。话说偏心的师父时时有，当年孔子因材施教，传授《周易》的时候也单独给子夏开小灶，《孔子家语》就记载孔子给子夏讲解《损》、《益》二卦一事（可与马王堆出土帛书《要》篇相印证）。李鼎祚在《周易集解序》中也说“卜商（子夏）入室，亲授微言”。说明孔子暗地里给了子夏些私货。孔子死后，得了秘传的子夏开坛讲易，却被其他同门贬低，说他的易学修为尚欠火候，可见眼红的同门也是代代不缺。
卦气学说经过孟喜和焦延寿两代被打压之后，终于在京房手上得以发扬光大。他入朝当官后，经常把自己的预言写下来送给皇帝，“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因为他的预言总是应验，汉元帝觉得这人真是个宝贝，给他也封了个博士，手下的几个徒弟姚平等人后来也都做了博士。京房讨皇帝的喜欢，却惹得两个人不高兴。一个是五鹿充宗，一个是石显。这两人原来都是汉元帝的宠臣，狼狈为奸，专好结党营私，当时民间有歌唱道：“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可见两人当时位高权重。说起来五鹿充宗和京房还有点师门渊源，因为他是梁丘临的弟子，而梁丘临他爹梁丘贺，正是那位指责过京房师祖孟喜的同学。同门相见，分外眼红，更何况五鹿充宗本来觉得自己易学很牛叉，更看不得有人比他强。话说有一回皇帝“令诸易家考合异同”，开一个易学比武大会，五鹿充宗嘴皮子了得，而且官还不低，结果“诸儒莫敢与抗”，都装病不敢去，就推荐一个叫朱云的家伙去当替死鬼。朱云为人狂直，根本不给五鹿充宗面子。两三个回合下来，大家就发现五鹿充宗原来是个绣花枕头。皇帝一看朱云挺能白活的，也给他封了个博士。大家私底下还笑话道：“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有了这样的丢脸经历，再看到京房也成了博士，五鹿充宗的心情可想而知。偏偏京房有点不识好歹，直接跟皇帝说身边的奸臣正是其宠信之人，矛头直指石显和五鹿充宗。两人一合计，先把京房调离皇帝身边，接着再编个“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的罪名，除掉了。京房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料，早在当官前，他师父焦延寿也就预言过：“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可惜的是，他似乎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毫无兴趣。
扬雄来到京师的时候，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但他的易学却还很流行。这么说来，扬雄的卦气说也是从京房那一派学来的吗？
未必。
不管互相之间怎么眼红，西汉的那些易学博士归根结底都是出自孔子一脉。孟喜、梁丘贺和施雠三人都是田王孙的弟子，田王孙的师父是丁宽，而丁宽的易学老师田何，正是孔子易学的第六传弟子。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一脉的易学传承依次是：孔子——商瞿（字子木）——馯臂（字子弓）——矫疵（字子庸）——周竖（字子家）——光羽（字子乘）——田何（字子庄）。
《汉书。儒林传》的顺序跟《史记》略有不同，依次是：孔子——商瞿（字子木）——桥庇（字子庸）——馯臂（字子弓）——周丑（字子家）——孙虞（字子乘）——田何（字子装）。
乍看起来传承的脉络很清晰，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从开始的时候传授易学的只有孔子一个人吗？孔子之前，易学的传承是什么脉络？
其二、得到孔子传授易学的，至少还有子夏，《史记》中为什么没有他这一派？
第一方面问题：于情于理，孔子都不可能是易学的唯一传人，顶多算是传人中比较著名的一个罢了。易学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和流传，又怎么可能是他一个人可以垄断。至于孔子的易学是谁教的，正史不载，倒是在《乾凿度》中有一段：孔子给自己算命，得了个《旅》卦。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向商瞿氏请教。商瞿说：“子有圣知而无位。”孔子就泣道：'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天之命也！”
这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一就是商瞿非但不是孔子的徒弟，反而是孔子的易学老师（如此一来，商瞿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就需要重新评估了）！这摆明了就是跟司马迁唱反调，是《史记》错了，还是《乾凿度》错了？第二就是孔子边哭边说的那句“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它在《论语》中也曾经出现过，原文是“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如果没有《乾凿度》，我们很可能以为这是孔子的忧国忧民之叹，谁想得到他却是为自己“有圣知而无圣位”而感伤呢！从《乾凿度》的非主流风格来看，个人反倒觉得它的可信度要高一些，虽然它一向被人们视为谶纬迷信而不受重视。
第二个方面问题：即使商瞿真如《史记》所载是孔子之徒，传承孔门易学的也绝非仅他一个。据我们所知，至少子夏也曾经得到孔子的传授，孔子的其他弟子中，学过易的亦不在少数，如孔子曾经与子张讨论过《贲》卦（《孔子家语》），与子贡讨论过《鼎》卦（《论衡。卜筮篇》），孔门第一高徒颜回更是此道高手。据《诚斋杂记》载，孔子差子贡外出办事，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就叫徒弟们算算怎么回事，结果得了个《鼎》卦，众弟子都说《鼎》卦为无足之象，子贡肯定是不来了，只有颜回在旁边掩口而笑。孔子问：“阿回呀，你笑个啥子嘛，子贡他到底还来不来得了？”颜回说：“来时不用脚，定是水上漂”。果然不一会，子贡坐着船就回来了。总而言之，孔子的三千弟子，学易有成的绝不可能仅有一个。司马迁只记载了孔子传到田何这一脉，原因很可能是他只能说得清这一支的来龙去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拜杨何为师学易，杨何是王同的弟子，而王同和丁宽同学，均是田何门下弟子。可以说，从孔子到田何的易学传承，不过是司马迁自述的家学渊源罢了，在易学的大河中只不过是一道小小的支流而已！
有没有可能，扬雄的易学并不是属于孔子这一脉呢？
九、易学在蜀
扬雄是蜀人，他的故乡，是中华易学的真正发源地。那传说中始画八卦的伏羲，仍然在这一带的彝族中受到崇拜，他与女娲创世的故事也依然在此地流传着。
孔子的易学，可以说是只是围着《周易》在打转。假若《周易》确实是传说中周文王所作，其产生年代充其量也不过是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商末周初（实际上《周易》的创作时代可能还要更晚），而巴蜀之地的易学历史，却可远远上溯到神话中的伏羲时代。
孰先孰后，一目了然。
扬雄是在这易学的源头处成长起来的。当他离开故乡来到京师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创作《太玄》的时候也未满五十，因此，他的易学更可能是在家乡时就已经学到，而不是从京师的易学博士们那里学来的——事实上，他们也教不出《太玄》那样独具一格的易学来（《太玄》的易学有老庄的道家风味，看起来受严遵的影响更多一些）。
那么，巴蜀之地的易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古人有一句评价说得好，叫做“易学在蜀”。
这句话是北宋时的程颐说的。程颐和程颢两兄弟都跟邵雍均有交情，对易学也颇有研究。据《宋史》载，二程的老爸程珦在广汉（三星堆文明出土的的那个地方）当官，两兄弟前去看望，顺道去扬雄的故乡成都游玩，看到一个箍桶匠一边箍桶一边在看书，近前一看，居然是部《周易》。两人心想：不会吧，这里的民工居然还玩这么高雅的东西啊？正想考他一考，没想到箍桶匠倒先瞧不起他们了，翻开书指着一卦说：龟儿子们哎，知道为撒子《杂卦传》中说：“《未济》，男之穷也么？”二程支吾半天回答不了，心想，俺们好歹名列北宋五大才子，一世英名毁在这小小箍桶匠身上了。面红耳赤地请他赐教。箍桶哥大大咧咧说：“《未济》这一卦，三根阳爻都是在阳位上，按理阳爻居阴位为吉，如今三阳皆不当位，岂不正是'男之穷也’！”二程听了心服口服，后来有个叫袁滋的向程颐请教易学的问题，程颐回想起这事，愧不敢当，就对他说“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袁滋听了，果然在蜀地找到一个卖酱的薛姓老翁，相谈之后，大有收获。
谈到程颐，就不能不说另外一位蜀人谯定。谯定，字天授，北宋时乐温县人（今重庆市长寿区）。他曾经跟着程颐学习，关系介于师友之间，后来程颐被贬到涪陵，谯定也一路跟着，与程颐一同点注《周易》，程颐的主要易学著作《伊川易传》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谯定的易学水平比程颐只高不低，《宋史。隐逸传》记载他“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今重庆），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历史仿佛在冥冥中领着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回到了扬雄的身上——这个郭曩氏的祖上，居然曾经当过严遵的老师！他们的易学，正是“象数之学”！
而据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的记载，“谯天授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
夷族，就是彝族。
这个从西汉一直到北宋都默默无闻，但其实在易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蜀曩氏家族，竟然是彝族！果然是彝族！
扬雄的师父严遵，曾经学的是彝族的易学！
彝族人的易学是什么样子的？它与孔子所学的《周易》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十、扬雄和彝族的易学
翻开一部彝族古籍中的名著《宇宙人文论》。百度一下可知：这部古书中阐述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以及万物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认识﹔论述阴阳﹑五行﹑干支以及人体部位和气血经络等﹔讲解天文历算知识等。
阴阳、五行、干支、经络和天文历算等熟悉的字眼，几乎包含了中华文明所有最具特色的内容。而这一切的秘密，千百年来流传在一部部彝文书写的古籍中。
更有特色的是这部书中有关易学的内容。书中赫然有一幅八卦图。赫然就是相传由邵雍传出的伏羲先天八卦方位！
是彝族的古籍抄袭了邵雍，还是邵雍抄袭了彝族的古籍？
邵雍从未宣称伏羲先天图是他的作品。朱熹在《答袁机仲书》中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
从朱熹的话中可知，邵雍自称，先天图是伏羲所创，开始的时候并无文字，只有一张图“寓其象数”。而邵雍的一生所学正在此图之中，邵伯温尝言其父学曰：“止有一图， 以寓其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 ”
巧的是，那在西汉时候曾经“为严君平之师”的郭曩氏彝族始祖也正好“世传《易》学，盖象数之学也。”
由此可以推断，邵雍得到的伏羲先天图极有可能源自蜀地彝族。（而据说最先传出这张图的陈抟老祖同样是蜀人，他出生于西蜀崇龛县，即今四川安岳县。）
根据邵雍的划分，易学分成先天易和后天易两种，先天易是伏羲所画之易，有六十四卦象而无文字（伏羲所画之卦虽名为八卦，其实六十四卦已经具备，邵雍的伏羲先天八卦图亦是六十四卦俱全）；后天易是周文王所演，给六十四卦分别配上了爻辞和卦名，即孔子后来传授的《周易》。
仔细对比一下《周易》文王八卦、彝族八卦和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会发现前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而后两者则明显同出一源。
首先，从八卦排列上很容易看出，邵雍和彝族的八卦排列完全一致，却与文王八卦截然异趣。
其次，《周易》中的八卦之象对应在家庭关系上时为：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详见《说卦传》）
彝族的八卦之象却是：哎（乾）为父、哺（坤）为母、鲁（震）为长男、且（离）为中男、哼（兑）为少男，朵（巽）为长女、舍（坎）为中女、哈（艮）为少女。（邵雍所用卦象亦多与《周易》不同，却与彝族卦象更相近，此处暂略）
相对于《周易。说卦传》中那凌乱脱略的记载，另一部彝族文献《西南彝志》不仅完整地给出了这种家庭关系的生化关系，更指明了它们与干支的配属！
哎为天为父, 首先生变化,变成了午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丙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丁方。
哺为地之母, 首先生变化,变成了子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壬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癸方。
且为中男, 首先生变化, 变成了卯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甲方, 右边一变化,变成为乙方。
舍为中女, 首先生变化, 变成了酉方,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庚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辛方。
鲁为长男,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丑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寅方。
朵为长女,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未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申方。
亨为少男, 左边一变化, 变成为辰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已方。
哈为少女, 左边一变化,变成为戍方, 右边一变化, 变成为亥方。
不难想象，当那些在《周易》的残篇断简中草草思索多年而不得其解的人们，在看到彝族这样一种完整明白的易说时，心中的震撼之情。这也似乎可以解释当邵雍在北宋时挟此种易学横空出世，令当时的易学界耳目一新，并迅速便拥有了大批狂热粉丝的原因。
相比邵雍，扬雄的运气就差了一些。当他带着这样一门易学离开故乡来到京城，准备一展身手的时候，遇见的是一些并不怎么热心的读者。
十一、蜀学进京
扬雄并不是第一个把新鲜的易学带到长安的蜀人。
在他之前，至少已经有过一个叫赵宾的老乡这么做过了。据《汉书。儒林传》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而且解释《周易》与众不同，比如《明夷》里有“箕子”之名，众易学博士都认为那是纣王他叔父，他却道“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大家觉得他“持论巧慧”，可是又偏偏说不出他哪里错了，于是诸易家只好大摇其头，“皆曰：非古法也！”
蜀人赵宾看起来并不怎么被京师的主流易学界接受。然而他却声称，大名鼎鼎的易学博士田王孙门下高徒孟喜，曾经得到过他的传授。
孟喜再一次被提审。难道他真的如梁丘贺所指控，背叛了孔子的师门正统，转投过另类易学家赵宾的门下？
不妨再来审一审这个案子：
综合《汉书》，一共提出了对孟喜不利的三个证据：
第一、赵宾声称曾经教过孟喜易学（孟喜本人拒绝承认），而孟喜的易学确实与田王孙教出的另外两个同门梁丘贺和施雠不同。
第二、梁丘贺声称师父田王孙死前并没有秘籍传给孟喜，并举出目击证人施雠作证（梁丘贺和施雠两人关系不错，梁丘贺还把儿子梁丘临送到施雠门下学过易，奇怪的是孟喜面对这样两名知情人还偏要说田王孙死前枕着他的膝盖传他秘籍，脸皮没有一定厚度还做不到）。
第三、刘歆的老爸刘向曾经用皇家图书馆藏的古文易说校对诸易家的观点，发现诸易学博士所传的易学都与孔子的六世弟子田何相差不多，只有孟喜徒孙京房的易学风格特异，当是另有师承。
如此看来，孟喜那别具一格的易学似乎确实是从蜀人赵宾那里偷学的了——但这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
孟喜的师父田王孙（属于孔子一脉）未必就不知晓这一样门带有蜀地风格的易学。事实上，孔子虽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周易》上（可能是他比较崇拜周公和文王的缘故），对其他易学书却也不是不闻不问。据《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可见当时的易学书也并不是只有《周易》一种。《礼记》就记载孔子到处寻访古籍，曾在殷人的后裔宋国那儿得到了一部名为《坤乾》的书，据说就是商代的易学书（有人更明确说那是《归藏》易）。由此推断，博览好学的孔子未尝不可能接触过蜀地的易学。
更何况，《乾凿度》中那位孔子的易学老师商瞿，很可能就是一个蜀人！
或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明说：“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又说“孔子传易于瞿”，可见这个商瞿是鲁国人，是孔子的第一代易学传人，怎么会变成了蜀人，而且变成了孔子的老师呢？
真相也许很简单：此商瞿非彼商瞿。
《乾凿度》中，孔子所请教的那位易学大师叫做“商瞿氏”，而《史记》中的那位孔子的弟子叫做“商瞿”。一字之差，判若两人，因为“商瞿氏”中的“商瞿”只是一个地名，也被称作瞿上。
瞿上在哪里？正在四川双流县。如今《双流县志》仍记载县南八里应天山（今牧马山）有商瞿墓，县南郭外火神庙有“商瞿故里”。这位蜀人商瞿，正是孔子的老师，与那位鲁国的商瞿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孔子那位叫做商瞿，字子木的弟子压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司马迁把他跟那位蜀人商瞿氏给弄混了。
怎么会弄混的呢？很简单，因为古时候的“受”和“授”两字互通，意思却截然相反，一不留神就会把授受的关系搞错，如果再先入为主地把“商瞿氏”跟“商瞿”弄混，一桩千古错案就这样产生了。
理清了这件案中之案后，我们赫然发现，孔子与蜀地易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事实上蜀地本就是易学发源地，即便孔子的易学老师不是蜀人，想完全撇开其影响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孔子的大多数徒孙们已经与赵宾的易学形同陌路？
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前面说过的：偏心的师父时时有，眼红的徒弟代代不缺。几代小灶开下来，能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即使是孟喜这一脉自称得了秘传的亦是如此。比如刘歆的老爸刘向曾拿着皇家秘藏的古本《周易》校对施雠、孟喜和梁丘贺三家的教材，发现这几家用的《周易》本子都已经残缺不全，要么这里少了一句“无咎”，那么那里少了两字“悔亡”，反倒是民间有个姓费的家伙，家里藏的《周易》跟他手里的本子完全相同。《周易》不像《尚书》那么惨，秦始皇要烧的书里并没有它，即便这样，在几家吃皇粮的博士手里都成了残次品，教人怎么看得过眼呢？（再一次想起刘歆的牢骚话，呵呵）
正是在这个时候，扬雄来了。
十二、王莽
扬雄来时，京房已死，放眼京师，再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精通易学的大家。
扬雄本可以轻松地捞个易学博士当当，但是他没有。
也许，京房和孟喜、赵宾等人的遭遇使他知道，像他这样师出无名的外来户，是不可能在固守“师法”的御用易学家们中间立足的。
好在他会的东西还不少。他的辞赋写得很棒，颇有司马相如之风，是皇帝们喜欢的风格。于是初到京师，他就被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一说王根）推荐，先是待诏承明之庭，洋洋洒洒几篇大赋一上，龙颜大悦，于是就“除为郞，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
王莽、刘歆和扬雄。三个响当当的名字凑到了一起，响彻了两汉之交那一段历史。
王莽是这三位同僚中爬得最快也最高的。他最后做了皇帝。
反观扬雄，在黄门郞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屁股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直到王莽当了皇帝，念在昔日同事的情分上，才给他升了个中散大夫。
王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扬雄跟他扯上关系，是非就多了。
王莽当皇帝，被人说成是“篡位”的不少，而王莽自己的看法，却是天命所归的“禅让”。
大家也许会笑了，所谓的那些天命符谶，不都是王莽自己伪造出来的吗？
未必。
早在王莽出生之前很多年，汉朝将亡的预言就已经存在了。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怪事：元风三年（公元前78年），“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当时善察灾异的大师眭弘据此判断：“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又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这段话，冥冥中已经为王莽接受汉家的“禅让”埋下了伏笔。
王莽恰好生逢谷永预言中的改朝换代之时，而整个西汉时期又几乎人人迷信灾异、盛行预言，他于是不幸地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传说中即将代汉而兴的圣王。
后来的历史是，王莽最终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幸地成了后来者的垫踏石，成了《汉书》中所谓的“圣王之驱除云尔！”
然而在王莽失败之前，相信并支持他的人却并不在少数。
这些人中，就有扬雄。
十三、檄文《解嘲》
历来贬扬雄者，多认为他“屈身事莽”，没有忠臣气节，扬雄的粉丝们也不免要为他这一污点辩护一番。
然而就扬雄而言，即使他对王莽没有好感，至少也对汉室并不留恋。他和谷永一样，早早就看出汉家气数将尽，“天命不佑”了。汉成帝死后，哀帝即位，扬雄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再也不问世事。
《汉书。扬雄传》中说“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由此可知，《解嘲》和《太玄》是同时创作的。扬雄在该赋末尾写道“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
照扬雄的说法，东方朔和司马相如等人都是“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不值得效法；而汉哀帝时，董贤（汉哀帝的男宠）之流方得势，显然也是“不可为之时”，所以扬雄“默然独守吾《太玄》”。
什么时候才是“可为之时”呢？扬雄在期待一个新的王朝吗？
仔细玩味一下《解嘲》，就会发现其中赫然藏着一首“反诗”！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
这段话有什么奇怪的呢？关键就在其中的“火”字。自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流行起来后，各个朝代所属的五行就好比人们的属相星座一样，成了当时人们的热门话题。西汉属什么德？早年的说法，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家，是“赤帝子”，因此当然属火德，可是后来又认为属水德，接着又改称为土德。到了汉哀帝的时候，民间盛传的又是“汉为火德”了。
在“汉为火德”这样一个背景下，扬雄居然说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这样的话，岂不是明摆着要造反了么？
不过他表达的倒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回想公元前78年的时候，眭弘说得更加直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按五德终始的理论，尧为火德，汉为尧帝之后，亦为火德，五行火生土，因此，汉帝应该把天子宝座禅让给土德之人。
扬雄说得也很明白，“天收其声，地（土）藏其热”，暗指天命将归于土了。
这个土德之人是谁呢？
有人跳出来认领了这个光荣称号。王莽。他宣称：尧为火德，舜为土德，尧传位于舜，正如五行中火生土，而他恰好就是舜帝的后人，也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土德之人。为了向天下宣告自己“禅让”的合法性，王莽即在始建国元年颁行的嘉量铭文上写道 “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
虽然事后不少人认为这是王莽瞎编的家谱，但看来扬雄对王莽为舜帝后人的说法信以为真。他在《元后诔》中称王氏一脉：“姓出黄帝，西陵昌意，实生高阳，纯德虞（舜）帝，孝闻四方，登涉帝位，神受伊唐。爰初胙土，陈田至王。”
看起来，扬雄早在王莽的“野心”暴露前十几年就已经认定了他是天命所归之人。因为他写《解嘲》之时，汉哀帝（公元前7年至公元前1年在位）还在和董贤大搞男男关系，王莽正被哀帝冷落，闭门隐居不出，一直到哀帝去世，曾经贵为大司马的王莽都没有恢复官职。此时扬雄却已经写下了“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的诗句。
扬雄在王莽称帝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解嘲》同时期创作的《太玄》，又暗藏了什么样的意味呢？
十四、《太玄》问鼎
王莽代汉之事，扬雄是一个知情者。
曾给《太玄》作注的范望称“王莽将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触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阴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决之，其辞云：'何戟解解。’”这一小段记载中，隐藏了不少重要信息。
第一、“王莽将有事”，所指何事？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是用不着占筮的，更不会违背“不再筮”的占筮原则连续占问了两次。可见此事必非同小可，故王莽所问为称帝之事的可能性极大。王莽称帝在公元9年，因此事情发生在此之前，扬雄完成《太玄》后不久。
第二、王莽放着历代奉为经典的《周易》不信，却相信扬雄刚刚自创出来的《太玄》，难道仅仅是因为信得过扬雄的学问吗？而且此时《太玄》初成，会使用它的除了扬雄自己估计没有别人，因此只可能是扬雄亲自为王莽占筮。如此重要机密的事情找到扬雄，可见王莽对扬雄的信任程度。
第三、用《周易》占得的“羝羊触藩”为《大壮》卦爻辞，其九三爻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其上六爻则曰：“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卦象的意思，就是羊撞篱笆，结果把角卡在篱笆里了，进退不得。这形象地道出了王莽称帝之前那进退两难的心情。大凡欲登帝位的人都要这么算上一卦，如《史记。孝文本纪》载，陈平和周勃诛灭了吕后势力后，商量着要把代王刘恒立为皇帝。刘恒听说居然有人请他去当皇帝，心里又喜又惧，于是占卜一番，占得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刘恒这才放心地上任登基去了，成了后来有名的汉文帝。王莽跟刘恒的境遇相似，也有人请他当皇帝。当皇帝谁都喜欢，可是若没有风险，刘恒也不会犹豫是不是？王莽不是傻子，诸吕的前车之鉴在眼前明摆着，《周易》的那句“不能退，不能遂”叫他心里更加纠结，只好找到扬雄，请他用《太玄》给他再解释解释。
第四、从《太玄》算出的结果来看，扬雄并不赞成王莽当皇帝。他算得的是《干》卦， “《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司马光注）”，单是卦名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揭示出王莽这样做是犯上作乱。扬雄用《干》卦的次七爻辞给王莽解释，其辞曰：“何戟解解，遘，测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司马光解释得很明白：“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荷戟而行，遇物絓罗，不容于道也。”在扬雄看来，他一方面很乐意看到王莽掌国执政，一方面却不希望王莽称帝。因为他认为，一旦称帝，就好比横担着长戟走路，磕磕碰碰铁定免不了，既碍道路，又碍道理。最好的办法是效法伊尹和周公，视帝号如浮云，只管闷声掌国就是了。扬雄在这件事情的看法上体现了典型的道家风格：“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皇帝的名号不是随便叫的，招牌一旦挂出去，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了肉靶子，“不容于道也”。
扬雄算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但王莽还是当了皇帝。究竟是王莽太想当皇帝而听不进劝告，还是黄袍加身被逼无奈，真相已经无从查证，倘若只看《汉书》的说法，历史就太过乏味了。
十五、天地革而四时成
扬雄似乎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因为他作《太玄》的时机，选择得很微妙。
前面说过，王莽代汉之前，汉朝“天命不佑”的说法已经不是秘密。扬雄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巧的是，《周易。系辞》中也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在《系辞》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看来，《周易》的创作时代，正是殷纣乱德，天命归周之时。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正确，汉代以前的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扬雄也不例外。
既然《周易》是兴起于殷周换代之际，而以《周易》为模仿对象的《太玄》，其创作时间也恰好是在王莽代汉之际，那么只能说，这是扬雄故意的安排。
扬雄不是什么革命家，打打杀杀不是他的爱好，但他深明易理，知道变易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正如《彖》对《革》卦的解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天道轮回，天命无常。扬雄以自己对易学的理解，坦然地面对了天命王权即将易手的事实。
从扬雄的《蜀王本纪》，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改姓易代所持的赞同态度：“望帝以鳖灵为相……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个从相位登上帝位的鳖灵，活脱脱就是王莽的化身。
扬雄对天命的看法，有可能是受了蜀地固有的传统观念影响。话说当年武王带兵革纣王的命，蜀人也是参过一脚的。据《尚书。牧誓》载，武王在牧野准备与纣王大战时，誓师道：“嗟！我友邦……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武王点到的那几位先发主力中，蜀人赫然在列。《华阳国志》对此有更明确的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打仗如此勇猛，看来巴蜀之人对参与武王的“革命”，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
为什么呢？关键可能还在蜀人与殷人有过一段恩怨——想当年，商汤伐桀，殷革夏命，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号，夺走了禹王辛辛苦苦治水打理出来的江山。禹王何方人士？正是蜀人。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如今的四川汶川，正是传说中夏禹的出生地。也就是说夏朝本就是由蜀人一手创建的，可惜大禹的子孙不争气，让商汤给革了命，如今风水轮流转，蜀人跟着武王也要来革商纣的命了。（插段纯属猜测的题外话：生于蜀地的禹，很有可能是一个彝族人。夏文化的建造者是彝族，其文明的核心地带也不在中原，而是在巴蜀。著名的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后，著文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 三星堆才是夏文明的心脏地带，如果老把目光局限在中原河南一带，难怪老是找不到什么像样子的夏文化遗存。）
十六、《洛书》九宫
刘歆说过：“禹治洪水，锡《洛书》”。
《洛书》与八卦的关系，是易学史上最大的谜之一，而传说中，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正是设下这个谜团的人。
扬雄之师严遵（君平），从蜀地的彝族人那里，知悉了大禹藏在洛书中的秘密。
他把这个秘密传给了扬雄。
某种意义上来说，《太玄》并不完全是扬雄一个人完成的，有两个人对这部作品贡献良多。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严君平。另一个居然是扬雄的儿子，扬信。
《华阳国志》说：“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九岁而殁。”
《刘向别传》亦载：“扬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
也许扬信真的是个神童，因为他一语道出了一个关键数字——“九”。这个数字，是整部《太玄》的框架基础，也是《洛书》的玄妙所在。
三三得九，正合于《洛书》九宫之数；九九八十一，正合《太玄》的卦数。
真正暗藏在九和八十一之下的，就是三进制。
扬雄那会儿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进制，于是他管这叫做“方、州、部、家”。（这种把数字和地理挂钩的灵感，也许正源自于大禹根据《洛书》九宫划分出来的九州。）
翻开《太玄》，我们会看到每一卦前面类似于易卦的符号边都标着诸如：“一方二州二部三家”、“三方二州一部四家”之类的奇怪名号。请别误会，那不是卦，也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东西，只是数字而已。扬雄还生怕别人看不明白，特意在《玄数篇》中解释道：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洲，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
看着还叫人头晕，其实就是一个套了就能用的公式。
比如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套到这公式里就是：
“方”数一，按“方一勿增”的原则，得到数字1；
“州”数二，按“州二增九”的原则，得到数字9；
“部”数二，按“部二增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家”数三，按“家三置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所得的数字全部加起来，1+9+3+3＝16，16减去1后得15，也就是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指的是《太玄》的第15卦。
再比如，“三方一州三部二家”,套到公式里就是：
“方”数三，按“方三增五十四”的原则，得54；
“州”数一，按“州一勿增”的原则，得1；
“部”数三，按“部三增六”的原则，得6；
“家”数二，按“家二置二”的原则，得2；
将四个数字相加，54+1+6+2＝63，则“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表示的就是《太玄》中的第63－1＝62卦。
或曰，扬雄此举纯属画蛇添足，无非是摆弄一堆三的倍数罢了，跟三进制还有点区别吧？直接把第几卦的数字列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非要弄这么多玄虚，又不是按字数算稿费的！
其实这正是扬雄高明之处。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含蓄地提出了另一种《周易》的卦序。
十七、最完美的卦序
东汉的伟大科学家张衡精研《太玄》之后，曾经赞叹扬雄“妙极道数”。精通数学的张衡，应该是看出了扬雄“方州部家”中数字的奥妙。
原来，这个奥妙不是藏在《太玄》中，而是藏在《周易》中。扬雄在《太玄》中玩弄“方州部家”这样的把戏，看似画蛇添足，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向我们演示一下《周易》的深层数理！
我们不妨试着按扬雄的“方州部家”法，也给《周易》诸卦编个号。
扬雄的“卦画”有四画，所以划成了“方州部家”四级，《周易》卦画有六爻，故应分成六级，姑且按爻位的顺序，由下到上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位。各爻位均配以不同的数字（《太玄》取三的倍数，《周易》则取二的倍数）：
初爻：32
二爻：16
三爻：8
四爻：4
五爻：2
上爻：1
这个算式具体怎么用呢？很简单，看每个卦中的阳爻所在的位置和它们对应的数字，算出其总和就可以了，阴爻可以完全无视掉（反过来也可以）。比如说，《乾》卦六爻皆阳爻，各爻数字之和就是1+2+4+8+16+32＝63,就是《乾》卦所对应的数字。
再例如《益》卦是初、五、上爻为阳爻，分别对应32,2和1，故其和为1+2+32＝35,则《益》卦所对应的数字为35。
再例如《复》卦，只有初爻为阳爻，则该卦所对应的数字即为32。
再例如《坤》卦，全卦没有阳爻，则其所对应的数字即为0。
……
明眼人马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排序法比起《太玄》的“方州部家”要简单规律得多了。因为它是极为标准的二进制，最后得到的排列结果是：
从0到63,依次是《坤》、《剥》、《比》、《观》……《乾》
这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邵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卦序！这个卦序中，六十四卦组成的方图和圆图都呈现出最完美的对称性和最强的规律性。
这正是扬雄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秘密！
十八、二进制和轮子
先天六十四卦序的秘密并不是扬雄发现的，它一直都在那里。扬雄出生前很多年，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关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早在先秦就已经存在的秘密，鄙人已经在多个贴子中论述过，此不赘述）
然而直到扬雄死后一千年，人们才从邵雍那儿第一次得知了这个卦序。
并且直到邵雍死后一千年，人们还津津乐道说，莱布尼茨是如何受到了邵雍卦序图的启发而悟出了二进制。
论者或曰：先天图再牛逼，二进制发现得再早，没有造出计算机来，亦是枉然。
这就好比埋怨那个发明了轮子的人说：“你这蠢货，为什么没有发明汽车！”
估计扬雄看到先天六十四卦图中的二进制居然还可以用来造计算机，也会感到很意外，然后很不好意思地纠正说：“那个莱布啊什么尼茨的，先天图不是酱紫用滴！”
那么，扬雄觉得先天图应该怎么用？
扬雄是一个道家门徒，所以先天图当然有道家的用法，很玄乎的用法。（也正因为这些用法很玄乎，所以它才一直秘密地流传了几千年，倘若邵雍没有冒着“必遭天谴”的危险曝光这张图，莱布尼茨之流也就看不到它，我们今天也就用不上电脑了，呜呼！）
这张图的第一个用途，是推知过去未来之事。
邵雍把这个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史》说他“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对此也不谦虚，作诗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其实邵雍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心虚明”，主要还是依据了先天图的数理。《二程外书。传闻杂记》记载说：“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程颢对邵雍的易数甚是佩服，有天闲来无事，就照着邵雍教的办法推算一番，居然奇准无比，当下忽然大悟，跑去跟邵雍说：“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邵雍听了，“惊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
程颢大哥确实是个聪明人，他居然看出了先天图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加一倍法”（二进制），同时还看出了扬雄的《太玄》是“加三倍法”（三进制）。他这么一戳破，朱熹也发现这个秘密了，他说：“《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为之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十八、二进制和轮子
先天六十四卦序的秘密并不是扬雄发现的，它一直都在那里。扬雄出生前很多年，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关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早在先秦就已经存在的秘密，鄙人已经在多个贴子中论述过，此不赘述）
然而直到扬雄死后一千年，人们才从邵雍那儿第一次得知了这个卦序。
并且直到邵雍死后一千年，人们还津津乐道说，莱布尼茨是如何受到了邵雍卦序图的启发而悟出了二进制。
论者或曰：先天图再牛逼，二进制发现得再早，没有造出计算机来，亦是枉然。
这就好比埋怨那个发明了轮子的人说：“你这蠢货，为什么没有发明汽车！”
估计扬雄看到先天六十四卦图中的二进制居然还可以用来造计算机，也会感到很意外，然后很不好意思地纠正说：“那个莱布啊什么尼茨的，先天图不是酱紫用滴！”
那么，扬雄觉得先天图应该怎么用？
扬雄是一个道家门徒，所以先天图当然有道家的用法，很玄乎的用法。（也正因为这些用法很玄乎，所以它才一直秘密地流传了几千年，倘若邵雍没有冒着“必遭天谴”的危险曝光这张图，莱布尼茨之流也就看不到它，我们今天也就用不上电脑了，呜呼！）
这张图的第一个用途，是推知过去未来之事。
邵雍把这个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史》说他“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对此也不谦虚，作诗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其实邵雍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心虚明”，主要还是依据了先天图的数理。《二程外书。传闻杂记》记载说：“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程颢对邵雍的易数甚是佩服，有天闲来无事，就照着邵雍教的办法推算一番，居然奇准无比，当下忽然大悟，跑去跟邵雍说：“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邵雍听了，“惊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
程颢大哥确实是个聪明人，他居然看出了先天图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加一倍法”（二进制），同时还看出了扬雄的《太玄》是“加三倍法”（三进制）。他这么一戳破，朱熹也发现这个秘密了，他说：“《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为之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程颢是个聪明的学生，《宋元学案》载，邵雍曾经想把这门易数传给他和程颐两兄弟，没想这哥俩丝毫不给面子。程颐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对术数小道避之唯恐不及；程颢则说：“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其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须如此。”言下之意是：“俺们兄弟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手下粉丝众多，忽然拜你为师，教俺们颜面何存哪！再说了，这问学问很可能二十年都毕不了业，毕了业又只能当个算命先生，学它有何用处？”
邵雍估计没有料到会这样一个结果，徒弟没有收成，收成的徒弟又死得早，他的易数居然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十九、先天图的又一个用法
司马光认为，扬雄是一个儒者，而且是很“醇”的大儒。这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但这个说法似乎忽视了扬雄的道家师承——严君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家人士。
只有朱熹看到了扬雄的道家本质。他说：“扬雄全是黄、老。”又说：“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藏心于渊，神不外也。’乃老子说话。”
请注意“藏心于渊，美厥灵根”这句话。这句话是《太玄》的最后一卦的第一句卦辞。
它后来被历代修炼内丹的人士频繁引用。（兹不一一列举，网上搜索此句即可见众多结果。）
问题1、扬雄怎么会跟内丹扯上了关系？他也是一个食气炼丹的道士吗？
问题2、先天图又跟修炼内丹什么关系？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扬雄在《太玄》中以如此隐晦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先天六十四卦图，其实就已经说明，他对内丹家们的那一套理论了如指掌，因为先天图最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用来指导内丹修炼的。
扬雄想跟内丹术撇清关系是不可能的。就算他没练，基本的理论他肯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为什么捏？因为前面说过，他是一个辞赋达人嘛！
或曰：辞赋达人跟这个内丹术有什么关系捏？
关系大了去了。因为扬雄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老乡司马相如。虽然他后来觉得辞赋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了，但是年轻的时候，对司马相如的辞赋可是下了一番大苦功的，整个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中，就有一篇《大人赋》
那么，内丹术又是怎么与先天图扯上关系的呢？
还要从《远游》说起。
王船山曾对《远游》中的内丹术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篇中“所述游仙之说，已尽学元者之奥，后世魏伯阳、张平叔所稳秘密传以诧妙解者，皆已宣泄无余。”
王船山在此提到了两个人，魏伯阳和张平叔，内丹历史上两个极度牛叉的人物。
先说说张平叔。张平叔大名张伯端，道号“紫阳真人”，北宋著名内丹家，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内丹派经典著作《悟真篇》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悟真篇》的评价是：“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
魏伯阳的身世比张伯端要迷离得多，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到他的时候，也只说：“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谜一样的《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是内丹史上划时代的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明确揭示出先天图在内丹修炼上的微妙运用的作品——当然，在邵雍把先天图曝光前，谁也没有想到《参同契》的底下还隐藏着这样一张牛叉的图。
由于对邵雍的易学极为推崇，所以朱熹对先天图的来历进行了一番考察，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方士技术用以修炼”的，就是先天图。
二十、不能说的秘密
先天图可以用来修炼的秘密，在它诞生之时便已经被少数人严密地保守着，时间甚至远在《周易》诞生之前。
数千年来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不少，但却从来无人说破它。
老聃知道这个秘密，却拿“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谜语来蒙人；
庄周知道这个秘密，却拿《逍遥游》中“鲲”和“鹏”的寓言逗你玩；
（说见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66/15110.shtml）
孔子知道这个秘密，却也玩“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类的花招（说见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647/9670.shtml）
扬雄知道这个秘密，也没有说破——他把图悄悄藏在了《太玄》的“方州部家”里；
魏伯阳也没有说破——他将六十四卦的先天图，简化成了只有八个卦的月相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是在先天八卦的基础上重叠而来，而魏伯阳的月相纳甲图，则与先天八卦图如出一辙。图已略）
关朗也没有说破——他搬出了河图洛书跟祖传的《洞极真经》唬弄人；
陈抟也没有说破——他把先天八卦方位图进一步简化，抛出了阴阳鱼的太极图。（图已略。）
邵雍也没有说破，他领会了“环中之秘”的心法，却搬出了《皇极经世》来遮人眼目；
倒是一个名气不甚响亮的人说出了真相。宋代的郑东卿研究了先天图后，作了《先天图注》，在自序中称：“东卿自学易以来，读易家文字百有余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图、扬雄《太玄经》、关子明《洞极经》、魏伯阳《参同契》、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而已……四家之学，皆兆于先天图。先天图，其《易》之源乎？复无文字解注，而世亦以为无用之物也。”
郑东卿以为，扬雄之前，就已经有一幅“古先天图”存在，而全部易学的根源，正在于这张简简单单，“无文字解注，而世亦以为无用之物也”的图中。
《易 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图即太极八卦图，始自易经。以图解易是道家和道教研习易经的一大特色。但是，宋代以前，人们对易图并不重视。宋人郑东卿在《先天图注》自序中说，他所见到的“先天图”，“无文字解注，而亦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相生图，为先天图注脚。”郑东卿将世人视为无用之物的易图当做宝物，为之作注，可谓独具慧眼。南宋时，这种“无用之物”，居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赵宋天子的金銮宝殿。绍兴四年（1134），朱震为皇帝讲解《周易》，向宋高宗进呈了周敦颐的太极图；干道二年（1166），又有张行成向孝宗皇帝进呈易学七书，书中载有《易先天图》三种，从而兴起了经久不息的易图之风。
宋代易图之风发端于司马光为扬雄平反。西汉思想家扬雄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著《太玄》，被汉代以班固为首的群儒定为“诛绝之罪”，称“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蓋诛绝之罪也。”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以大无畏之勇气，注《太玄》，作《读玄》、《说玄》，把扬雄从千古罪人“推崇为孔子之后第一人”（《太玄集注 前言》）的极高地位。
扬雄被定为“诛绝之罪”的历史悲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基因考虑，古蜀人的思维模式与中原思维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冲突。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奇才辈出，动辄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为中原易学所不能容，毁誉悬绝。除了扬雄之外，汉代易学家赵宾又是一例。
赵宾运用历数解易，发现了孔子易经中“明夷卦”的错误，予以纠正，惹出大祸。据《汉书》记载：“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意思是说，赵宾对明夷卦的解释，受到群儒的围攻，以致连他的老师孟喜也不敢承认他是他的学生了。这桩冤案，直到北宋末年王观国著《学林》才得以澄清。王观国对赵宾之说作了全面考察，得出结论说：“文王重爻之时，于明夷六五之辞，不应豫言箕子之明夷，此学者素以为疑也。赵宾训易，欲避此疑，故谓箕子者，阴阳之气，万物方荄兹，非商纣之箕子也者。”清人惠栋进一步指出：“明夷体坤，坤终亥出子，故云'其子之明夷’。班固不通易，反以宾言为非。”赵宾精通象数，效扬雄之法，独辟蹊径，持论巧慧，为他人所不能驳倒，表现出巴蜀易学强烈的创新意识。孔子作《易传》，对于传承周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不懂天文，将“其子”改为“箕子”；又因班固不懂周易，固守传统，以赵宾之是为非，反铸千古冤案。扬雄对赵宾遭受诸儒围攻，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以科学的态度，采其说以为己用。
司马光重新评价扬雄及其重要著作，成为宋代大兴易图之风的先导。卷入易图之风的学子，大都是历代重要人物，除北宋大臣、历史学家司马光之外，还有宋代理学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明代易学家赵撝谦、赵仲全、来知德，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炎、毛奇龄、朱彝尊等；主要著作有司马光的《太玄经集注并序》，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郑东卿的《先天图注》、张行成的《翼玄》（亦作《翼元》），赵撝谦的《六书本义》、来知德的《易经来注图解》、赵仲全的《道学正宗》，黄宗炎的《太极图说辨》、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朱彝尊的《太极图授受考》、胡渭的《易图明辨》等等。这些著作大都以图解易，力图探索易图之源，巴蜀因此而成为关注焦点。张行成在《易通变》中说：“先是（邵）康节之学有所传十四图者，世莫之传。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比张行成略晚的袁桷借薛季宣、袁溉之语评论说：“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士大夫要得到太极图，须“走后门”“阴购”，其风之盛，可见一斑。朱熹为了从蜀地得到太极图，于绍兴四年（1193）嘱其友蔡元定（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三图”（袁桷《谢仲直易三图序》）。据说此图出自蜀之隐者或青城山之隐者，亦说出自五代道士陈抟，或说出自后蜀彭晓注魏伯阳之参同契所作炼丹图等，不一而足。但是，迄今为止，从现存文献中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张先成所作先天图。南宋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行成隐居成都，“杜门十年”，著书七种，其中《翼玄》一书，对扬雄的《太玄》作了全面阐释，并以“玄图”为本，作“易先天图”三种，即：“先天方图”、“先天圆图”及“方圆合一图”。
二、“玄图”浑天
张行成认为易就是浑天象，并说：“盖易者，天用地数，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翼玄》卷一）“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他用“浑天象也”四字为先天图作注，精辟地揭示了扬雄《太玄》及其“玄图”与浑天说的内在联系。
今人郭彧认为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郭彧：《易先天图—浑天象非张行成之图》，周易研究，1995.4.）今人张其成对郭彧之说火冒三丈，提出了四条理由为张行成辨诬。其实，郭氏只是对先天图的著作权表示质疑，并未否认先天图同浑天象的内在联系，所以说，正反两方都持易为浑天象这一观点，与张行成之本意并无出入。不过双方都只谈出了各自的看法，并没讲出足以服人的事实。因此，有作补充之必要。
首先，张行成肯定扬雄是浑天派人物，还有更直接的论述。《翼玄》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话：“盖浑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而盖天家失其本原，故子云、（邵）康节皆非其说也。”这段话很值得玩味。“盖浑”指中国古代的盖天说与浑天说两大天文学派。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似盖，“以念苍穹”（《诗经·大雅·桑柔》），持此说者称做盖天家；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浑天仪注》）持此说者为浑天家。盖浑两说确有差异，所谓“无异”是指其学说来源都与易有关，盖天家“失其本原”是后来的事。僧一行是唐代浑天说的代表。子云（即扬雄）以盖天说为非，有史可证。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杨雄难盖天说八事以通浑天”，所提出的八个问题，都是以盖天说制定的历法在当时与实际不符的现象，持盖天说者面对扬雄提出的质问，无言以对，所以史称“八难”。张先成所说子云“非其说”不误。
其次，扬雄是张衡最崇拜的浑天学家。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持浑天说，改制浑天仪，用以观测天象，著有《灵宪》和《浑天仪注》，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张衡对比他早一百多年的扬雄十分崇拜。《后汉书·张衡传》说，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似，非徒传之属，使难论阴阳之事，汉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得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岁，《玄》其兴矣。”据说张衡所作的“悬图”即扬雄的“玄图”，并为《太玄》作过注。张衡传全文收录《思玄赋》，也与《太玄》有关，足见扬雄对张衡影响至深。
最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扬雄所著《太玄》集浑天说之大成，是现存浑天说的开山之作。《太玄》开宗明义，在《玄首序》中说：“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宋注：“驯，顺也。”陆注：“浑然象天周运。”司马光注：“扬子云叹玄道之顺，浑沦而行，终则复始，如天之动无穷也。”又《玄测序》说：“初一 昆仑旁薄，幽。测曰：昆仑旁薄，思之贞也。”范注：“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数也。”浑天思想是《太玄》一书的主旨，他所说的太玄，顺应天道，永不停止地圆转绕行，表现出“昆仑天地”的浑天宇宙观。对此，司马光在“说玄”中也说得明白：“图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参分阳气以为三重，极为九营，是为同本离生，天之经营也。’本传曰：'雄覃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者，谓玄首也。” 襄陵许翰注《玄首都序》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玄象浑天，一阴一阳相比而参三之也。”
扬雄的浑天思想，通过“玄图”更集中更形象地表现出来。他在《太玄》中对“玄图”作了全面地描绘：“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载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阴质北斗，日月畛营，阴阳沈交，四时潜处，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轸转，驯幽历微，六甲内驯，九九实有，律吕孔幽，历数匿纪，图象玄形，赞载成功。”这里所说的“图象”即“浑天”，包含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五行、六合、六甲、二十八宿。玄与易的最大区别在于：易取八，共六十四卦，玄用九，共八十一首，由此奠定了“太玄历”的历法基础。
三、日月为易
巴蜀易学与中原易学的矛盾性，不仅是流的表现，更重要的是源的表现。也就是说，从易的源头开始，就存在着质的差异。《说文》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一语道破易的本质。《易·系辞》曰：“县象莫大乎日月”，“阴阳之义配日月”，离为火，为日，在南；坎为水，为月，在北。“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则岁成焉。”说明日月阴阳乃易的核心。
但是，从中原金文和甲骨文中“易”字的表现，“皆荒诞不足辩”（见《说文·易部》）。今人王风经过详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在周人称筮法为易的时候，易字字形里还没有明显的'日’字结构，更没有'月’字结构。因此，'日月为易，象阴阳也’非但不是造字之本谊，而且也不是古人以易名筮的最初依据。由于这样的缘故，我们在探寻《周易》字的原初意义时，不得不放弃'日月为易’之说。”（王风：《易为溢策》)此论甚当。不过，这种放弃只能限于中原易学文化圈，巴蜀易学文化不能包括在内。因为巴蜀易学主“日月为易象阴阳”之说，其代表人物，不仅有扬雄的理论，而且还有落下闳的实践。
扬雄《太玄》关于“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非常鲜明，《玄测序》辟头就说：“盛哉日乎，炳明离章，五色淳光。夜则测阴，昼则测阳。昼夜之测，或否或臧。”此外如说：“日幽嫔之，月冥随之”，“日嫔月随，臣应基也”，“日月往来，一寒一暑”，“日一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日不南不北，则无冬无夏；月不往不来，则望晦不成。”充分体现出“日月为易象阴阳”的主题思想。
扬雄《太玄》以日月阴阳为根本，创建了一个包括玄数、玄象、玄测、玄术、玄图、玄都在内的浑天学说体系。扬雄创建这个体系的目的在于纠正《易传》的错误，“律则成物，历则编时”（《太玄·玄测序》），“为后人立纪律，以垂法后嗣”（《汉书》本传）。《易经》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的早期形态，主要是干支纪日，以一年360日为基数。这种历法有一个缺陷，因为一年的实际天数是365.25天，用干支纪日很不准确。孔子作《易传》，起点近于寅正，即所谓夏时，基本上沿用干支纪日法。西汉孟喜创立卦气说，除去坎、离、震、兑四正卦，将一年365.25天分散到其余60卦之中，形成“六日七分说”，本质上仍是干支纪日法。扬雄制定的《太玄历》，没有采用孔子的寅正为起点，而是采用赵宾“阴阳气绝，未有萌兆”之说，用子正作起点。西汉年间，孟喜的“六日七分说”轰动一时，扬雄也没有采用，而是仿太初历，采用“81分法”，即以一、二、三错布于方、州、部、家四重，共81首，每首9赞，每两赞为一昼夜，一年364.5日，从太初上元正月甲朔旦冬至无余分起，后1539岁甲辰朔旦无余分，与易经、易传的历法相比，具有相当高的准确度，是当时最科学的历法。
扬雄的浑天说体系，不是凭空架构，而是有坚实的天文科学实践基础。据《桓谭新论》记载：“扬子云好天文，问之于黄门作浑天老工....
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中国西汉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年间应征到长安，与邓平、唐都等合作创制历法，负责研制浑天仪，进行天文实测，验证推算，转天度以应历法，采用“81分法”，创制出我国古代第一部有完整文字和数字的科学历法《太初历》（即《三统历》）。《太初历》自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施行达两千年之久，中外学者对其评价甚高，成为我国历法史上划时代性标志。落下闳改历成功，是与前人积累的科研成果分不开的。已故四川大学教授吕子方先生指出，落下闳制《太初历》，接受了“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发展”，“初具规模，成为整套的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上）。
落下闳参与改历，采用了古代巴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甘露二年（前52）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圆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晋书·；天文志》也说：“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圆仪以考历度。”由此可见，唐都分天部，配合落下闳转天度，不是采用圭表测影观测法，而是应用浑天圆仪测量日月行度。这种浑天圆仪，落下闳作为民间天文家，深谙其法；扬雄年少时亲手做过，黄门考工懂此技术；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的张子信还使用过浑天圆仪。事实说明，浑天圆仪在汉代以前的巴蜀之地相当流行。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为探索原始浑天圆仪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特别是金沙遗址简直就是一个天象观测仪各种配件和相应祭祀用品的加工工场，规模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
金沙遗址出土的圆形金箔，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是最为珍贵的国宝，也是我们探索古蜀浑天圆仪的关键。这件采用纯金锤揲的圆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重20克，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一空心圆，周围有等距离分布的12道象牙状旋转芒纹，外层是四只逆向飞行的鸟。一看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圆形金箔，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扬雄的“玄图”和张先成的“先天图”。整个圆形金箔为一太极，外层为实，为阴，四鸟镂空，为虚，为阳，即实中有虚，阴中有阳；阳光从镂空部分透出，显示光亮，为阳；实体部分显示出阴影，为阴。实体上部接受光亮，为阳，下部不受光，为阴。这一阳一阴，阴阳相含，是为两仪，外层四鸟象征四象，四鸟的头和腿脚前后延伸，可解为四象生八卦。如果说考古发现的伏牺“双龙古太极图”、商周“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以及“龙凤太极图”、“双鱼纹样图形”、“双凤纹样图形”等可以称做太极图的话，那么，金沙金箔的“日月为易象阴阳”，与阴阳鱼太极图更为贴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金沙金箔视为“先天太极图”的实物资料。
更为有趣的是，内层十二道象牙形芒纹，严格说不只十二道，而是二十四道，一半为虚，一半为实。为虚者，象飞旋的齿轮，从左向右旋转，为实者，与外层连同四鸟，从右向左旋转。此种形制与张先成的先天圆图不谋而合。《翼玄》卷一说：“先天图合为一天也，右行者，逆生气以变时也；左行者，顺布气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顺境所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先天图的左行、右行，玄图的左行、右行，阴阳鱼太极图的左行、右行，都是一脉相承的。而扬雄的“玄图”，更是这种左旋右旋而中空的真实写照。“玄图”以罔、直、蒙、酋、冥代表五方，罔为北、直为东、蒙为南、酋为西、冥为中。《玄文》曰：“罔蒙相极，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所谓“冥”，《说玄》解释为：“冥者未有形也。”金沙金箔尽管被定名为“太阳神鸟金箔饰”，但考古学界仍有不同看法，如黄剑华著《金沙遗址》一书就认为圆形金箔的中空部分：“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这种“漩涡”“云气”，就是“玄图”的所谓“冥”。从字面上看，玄通悬，也可解为幽深之水。因此，可以断定，“玄图”是金沙金箔的图象表现，金沙金箔是“玄图”的实物原型。
《周易》、《易传》和《太玄》都是同观象授时和编制历法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二十四节气的确立。二十四节气全部名称出现在汉代成书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在《尚书·；尧典》中只有“四仲”（即：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没有冬至、夏至之分。金沙金箔的四鸟象征四象，四象没有定位，与《尚书》时代吻合。因此，二十四道阴阳芒纹，早先是通过对望朔的观测，以推算天度，计算一年的十二个月，形象地体现出“日月为易象阴阳”的易理。这比《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年为八个月已前进了一大步。到金沙遗址青铜立人像头顶出现十三道回形芒纹时，已懂得了19年7闰的道理，开始实行闰年为13个月。这种计算法是以阳虚部分漏光的直射定夏至，明显区别于圭表观测法。落下闳制作浑天圆仪，转天度以应历法，很有可能就是在这种相当普遍的天象观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把金沙金箔同金喇叭、青铜立人像等众多出土文物组合在一起，按《易经》实行“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配以八卦，再按扬雄的浑天说理论和“81分法”，可以进行科学的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
古蜀人通过天象观测，计算出农耕和渔猎季节，并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发布政令，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箭穿鱼、鸟图案，应视为古蜀统治者发布渔、猎生产命令的符号表现，亦即权力的象征。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羊子山，秦时建张仪楼，以后又建散花楼，都是古蜀进行天象观测的场所。成都是天象观测之都，亦即扬雄所说的“玄都”。主张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组合成的天象观测仪，定名为“古蜀太极浑天仪”，加以制作和推广，同现代天文观测和天气预报结合起来，开展寓教于乐的天文科学活动，重现昔日天象观测之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