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上杭县通贤镇障云村的红色印迹
云烟深处起波涛
———寻访上杭县通贤镇障云村的红色印迹
□特约记者王 坚
2018年，记者慕名前往闽西腹地的上杭县通贤镇障云村，这里是开国将军邱国光和张力雄的故乡。障云村包括燕子塔、白石坑、障云、桂坑、竹子寨等5个自然村。站在田埂上远眺，海拔近千米的障云岭云雾缥缈如虚幻的美妙仙境。然而，障云岭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堡垒”，红军长征后新汀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临时驻地等史实却鲜为人知。
热心家乡红色文化的通贤镇政府工作人员邱永宝热情为我们当向导。驱车登山，沿着盘旋弯曲的崎岖山道到达障云村，眼前豁然开朗。天风浩荡，峰峦如聚。雨后的障云村山林如洗青翠欲滴，连绵山谷之间的云雾在强劲气流的作用下，翻卷升腾，缠绕飘移在大山之巅的丛林、梯田、人家之间。我们翻山越岭而来的仓促脚步，似乎惊动了山村宁静从容的生活节奏。时光如水难以漂洗血色记忆，悲情的目光、含泪的诉说，重新掀起沉睡隐秘的乡村红史。
新修建的邱国光将军旧居
新修建的张力雄将军旧居
土地革命的“红色堡垒”
年过半百的障云村党支部书记邱亮书是一位退伍老兵，对家乡的红色历史一直有着浓厚的情结：“障云村的红色历史不应该被后人淡忘。早在1928年冬，张赤男、罗化成、李天富等人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委派，到障云岭一带发动群众，成立秘密农会，由邱义庭任农会主席。1929年6月15日，邱义庭、张立泉、邱南光（开国将军邱国光之兄）三人闻讯从障云岭下山，到才溪与暴动队接头，并带回暴动队员20多人。6月19日，障云岭的革命积极分子聚集在墩子岗‘吃血酒’盟誓，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翻身。随后，发展张桂雄等7名共产党员，成立了党支部。7月21日，才溪暴动成功，障云岭宣布成立党支部、团支部、农民协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每人分到了四担半谷田。1930年，上杭县第二乡苏维埃政府在障云岭茅坪成立，管辖5个自然村，110多户380余人。邱玉山任乡苏主席，张立泉任特派员。后来，障云岭还创办了列宁小学，校址在张全昌家中，教师是通贤文坑的张长兴，学生是儿童团的全部成员。
“苏区时期的障云岭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1931年，上杭官庄刘雨苍和武平钟绍葵的反动民团先后两次攻打障云岭，放火烧毁了乡苏设在茅坪的办公民房。1932年，武平钟绍葵的保安团200余人又一次进攻障云岭，在红军部队的支援和当地赤卫队的顽强阻击下，反动民团仓皇败退。
“障云岭隶属于上杭通贤乡，苏区时期通贤乡归才溪区管辖。才溪区在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拥军优属等各个方面成绩突出，是福建苏区的‘第一个模范区’，其中就有障云岭的一份功劳。1930年，障云岭成立工农互助会，由张荣昌任主任。针对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互助会号召群众人人参加，每人捐献一个铜板，支持革命活动，村里的老辈人把它叫做‘一拉子’运动。在历次扩大红军运动中，障云人民更是奋勇争先。障云岭18岁至45岁的青壮年男性有87人，除一人因残疾外，全部参加了红军或游击队。邱义庭一家共有6人参加红军，邱银庆、邱银球、邱银仁等3家各有3个儿子参加红军，黄时荣一家祖孙三代都参加红军，张桂雄、李满玉等5对夫妻双双参军。
“仅燕子塔一个自然村，参加红军的就有张连清、张连旺、张福良、张立泉、张连豪、张福珍、张连炳、张桂雄、张福康、张开琳、张力雄、张连彬、张宜时、赖金祥、赖集祥、赖云祥、李满玉、张连进、张福科、张福亮、张连珠等20多人。其中张连清、张连银、张连杰五个兄弟三个参军，张连辉（立泉）、张连豪四个兄弟两个参军。张洪昌的两个儿子张连珠、张连球参加红军或游击队。张桂雄、李满玉夫妇参加红军后牺牲。
“土地革命斗争中，障云岭涌现出一批优秀骨干。张立泉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并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后来担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红2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杭武游击大队政委等职。张国英曾经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科长，张连海曾任障云乡苏主席，张福朋曾任障云乡合作社主任，张连珠曾任红军游击队政委。
“在拥军支前运动中，障云岭的妇女姐妹人人不甘落后。参加红军洗衣队、卫生队、慰劳队的有林福金、林四连、罗才哩、邱宝娣、林宝莲、林炳莲、阙发姑、林金莲、黄玉秀、李满玉等人。慰劳队每人每月要上交一双布草鞋，罗才哩因为家中没有破布，其中一双草鞋用的是硬纸壳，后来被乡苏政府处以游街示众的严厉惩罚。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障云岭群众的所有壮劳力都参加过运输队，为红军输送粮食、弹药。漳州战役胜利后，障云岭的运输队步行数百公里到漳州挑战利品回苏区。
“1982年3月，当时的通贤公社组织干部下来调查，这些历史史实才被记录下来。如今当年的亲历者几乎都过世了，没有人再提起旧事。村里的后辈们忙于生计，渐渐淡忘了。我们有责任把障云岭的革命历史梳理出来，让后人永远铭记。”
不为人知的新汀杭县
据闽西党史记载，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东线国民党部队十余万之众进入闽西。1935年1月，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洞察时势，在新泉、上杭、长汀交界的障云岭成立新汀杭县，由长汀濯田露潭村的刘祥文任县委书记，连城朋口鱼潭村的杨松辉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并统一武装力量，由雷桂林任游击纵队司令，钟奕辉任政委。障云岭再次成为白色恐怖之中的“红色堡垒”。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苏区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所在地，今天的障云村民几乎无人知道“新汀杭县”这个名词。
所幸，记者在一份珍贵的采访记录中找到了证据。1961年7月17日，连城新泉老红军陈水林、冯松保在接受福建省党史部门调查采访中陈述：“1935年3月份，成立了新汀杭县，没有行政工作，开展游击战争活动。行政上有工作团，军事上有独立营。新泉方向有独立一营，长汀方向有独立二营，上杭方向有独立三营。每个营为一个游击队，到白区工作，由福建军区指挥。”“新汀杭县包括三县边界地区，游击队搬到叶坪山，后被敌人包围，又搬到长汀濯田。在濯田一个月，被敌人冲散了，有的被俘，有的走散，有的牺牲。”同年7月21日，时任连城县莒溪公社石灰厂厂长的原新汀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杨松辉陈述：“红军北上后，新泉县组织人员（包括游击队）共二、三百人，国民党中央军到南阳，新泉县失守，我们退到南阳的茶溪、通贤。敌到南阳，我们退到上杭才溪。敌人到才溪，我们退到叶坪山、礤子角，最后退到障云岭，在此三、四个月。”“这时上杭、长汀失守，新汀杭县1935年1月在障云岭成立，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当时有人员100多人，陆续有人因为各种原因离队。我们在汉溪住了很久，我任县苏主席，县委书记黄崇安任职不久调走。没有具体工作，原有计划开展军事行动，到1935年我被国民党俘去，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综合两份亲历者口述记录，新汀杭县成立的时间略有不同（应以杨松辉说的时间为准），成立的地点都是在障云岭。担任县委书记的先后有黄崇安、刘祥文等人。新汀杭县在障云岭驻扎时间约为5个月之久。
根据原通贤公社1982年采访资料，中央主力红军北上后，先后有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在障云岭活动：1934年10月上旬，新杭游击队新老独立营约有200多人来到燕子塔，旧县邱松林的父亲邱XX任政委，李震南任司务长。邱才娣任排长，后被俘牺牲；同年农历十月初十前后 ，上杭官庄区苏政府和区游击队100余人到燕子塔住了很长时间，在此过了一个年关。1934年农历十月底，新杭独立营100余人来到障云岭，营长是湖南人，姓名不详。特派员为邱祥生（障云岭白石坑老屋里人），独立营四处游击与敌周旋，以障云岭、燕子塔为活动据点，在此先后活动半年之久； 1934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间，新杭县政治保卫局20多人来到燕子塔，局长张新才，文书张新柱、阙瑞珍，特派员林攀阶；1934年农历十月十六，新汀杭县苏主席杨松辉带领30余人的游击队（其中20多支枪），在障云岭来来去去住了一个多月。游击队在才溪打土豪，没收了地主家的一头牛，送给燕子塔的张荣昌、张连生家，两农户向红军游击队上交了红军纸币50元；1934年农历十一月中旬，原福建省苏主席张鼎丞和省苏土地部长范乐春等10余人途经障云岭，范乐春行军中脚摔伤，燕子塔的张荣昌、涂来金（张连勋妻）等人上山采草药为其治疗。
张鼎丞一行在此驻扎了10来天，后由新杭独立营50多人、3支机枪护送至岩下山；1934年农历十一月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70余人来到燕子塔，带队领导为廖祖清，湖南人。廖祖清与上杭白砂大拳头的曾莲妹在燕子塔结为夫妻，曾莲妹后在白叶塅终老。
1934年冬，敌后游击斗争形势日益严酷，先后有上杭回龙游击队20多人（队长黄五石头，汉溪村人）、红24师数百人、才溪游击队80多人来到燕子塔。还有许多来自老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如茶地区苏干部钟时钦，白砂大乾头村的高辉群、郑进宜夫妇等人。附近官庄、回龙、才溪、通贤等地的红军家属数百人都曾在障云岭、燕子塔一带避难。1935年农历正月，长汀县赤男区苏政府和长汀来的红军游击队80余人来到障云岭，期间四处出击，时间不长，但坚持到最后，领导人不详。他们在障云岭时吃过火烤的地瓜。
军民同心，生死与共，共渡难关。铁的事实证明，山高路险的障云岭曾经是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庇护所”，处在革命低潮的障云人民始终信念坚贞、团结齐心，倾出所有支援革命队伍。苏区各级党政军队伍一批批到来，数百、上千人的后勤保障全部落在障云群众的身上。他们让出自己的住房给部队住，自己上山搭草寮。每天吃两顿粗粮，省下口粮留给红军。为了支援红军，障云岭群众的稻谷五、六成熟就割下给红军吃。甚至连续几年不吃笋，宁愿吃野菜野果，把笋让给红军游击队吃。
知情人邱亮玉指认原新汀杭县委、县苏遗址（今茅坪）
位于白石坑新屋哩的原福建军区红军医院旧址全景
视死如归的游击队长
为了红色政权和红军游击队的安全，障云岭人民日夜站岗放哨，从1934年底至1935年初，障云岭的出入路口都设立了“放风哨”，村里的赤竹子埂如今已更名为“守路埂”。凡是14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性都要轮流放哨。放哨人员每3天一换，每岗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搭配，一旦发现敌情就敲铜钟、放三联铳传递信号报警。村民还在各个隘口开挖了军事防御工事，布设竹箍钉阵，砍下大树当擂木，截断路桥、垒石堆阻止敌人的进攻。
1934年农历十月廿一，国民党李延年第83师和地方反动民团进占通贤后，多次进攻障云岭、燕子塔。1935年农历二月初四，反动武装6000余人利用黑夜掩护，从四面八方进攻障云岭。据守障云岭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奋力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下午四点多，打退了优势之敌的17次进攻，最后因兵力装备对比悬殊，弹尽粮绝，被迫退守马坑大山中。东里楼子下的阙桥书（即阙金魁、原东里乡支部书记），为了防止敌人搜山发现隐藏的红军游击队员，含悲忍痛把啼哭的三岁女儿活活捂死。第二天，阙桥书转移到汉溪黄屋后也不幸被俘牺牲。
年过七旬的村民阙炳芳是原新汀杭游击队队长阙扬和烈士的亲侄儿（也是继子），说起大伯的牺牲经过，阙炳芳双眼含泪，几度哽咽：“大伯原名叫阙占义，和我父亲阙占秋是亲兄弟。1929年下半年，大伯和杨成武等人一起参加红军，曾任红军某部的连长，后来因为战伤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担任地方游击队队长。1934年农历十二廿一，受组织委派，大伯和另一个游击队负责人卓石水生一起回到障云岭。当时各地转移到障云岭的部队人数众多，粮食极度紧张，大伯自告奋勇带队到才溪的梁坑搞粮食。返回途中遭到反动民团武装的伏击，大伯腿部中弹，滚下百米深的悬崖。在等待亲人援救的过程中，一个反动分子假装给大伯地瓜片吃，趁其不备，突然抱住重伤的大伯，抢走了他随身的驳壳枪。埋伏在四周的反动团丁十几个人围上来，把大伯抓走了。敌人要大伯交待游击队的驻扎地点、人数装备等情况，大伯宁死不屈。残暴的敌人竟然用刀把大伯身上砍得鲜血淋淋，最后把大伯的头颅砍下，送到上杭县城‘示众’，邀功请赏。”
已96岁高龄的阙扬和的妹妹阙发金老人老泪纵横：“扬和哥的遗体由家人亲戚用木梯抬回家中，从桃坪埂到障云村6华里山路，一路上淌着血。我母亲李梅莲看到哥哥没有头的尸身，用头撞墙不想活了。我当时才十来岁，跟着母亲哭得昏天黑地，哥哥身材高大壮实，打仗很勇敢，在上杭县城的战友看到哥哥的头颅后，一个个捶胸顿足，失声痛哭。后来，游击队把出卖哥哥的反动分子抓到处决了，为哥哥报了仇。哥哥原来葬在障云凹上，后来移葬在牛泳湖路坎下。我都怕去扫墓，去一次哭一次，心肝哥啊！爹娘花了20块花边（大洋）给哥哥讲了亲，他还没有成亲就走了……”
回忆沉痛的往事，阙发金老人浑身颤抖不能自已，我们含泪安慰老人，遥望烈士安葬的山头默默祈祷，唯愿英烈忠魂九泉安息，护佑子孙后世太平安康。
密林里的兵工厂和医院
今年64岁的邱亮玉老人，其父邱祥煌是新汀杭县游击大队成员。老人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四兄弟都参加了红军。大伯邱祥进参加长征后流落他乡，后来有子孙回障云岭认亲。二伯邱祥甲、三伯邱祥生参加红军先后牺牲。我父亲10来岁就开始给红军当交通员传递情报，经常到上杭的才溪、蛟洋、双髻山、筠竹园等地送军事信。听父亲生前说，当时的地下交通线有好几条线，障云岭、燕子塔是交通线的一个枢纽。从障云岭经培材可到通贤；经桃坪到才溪；经蕉坑可以通回龙、官庄；经汉溪、园坑可往长汀的宣成；经竹子寨、礤头、叶坪山可通南阳。这些地下交通线是生命通道，情报、物资、人员都是经过这些线路走。村里的地下交通员张连彬、张连生负责从燕子塔送情报到礤头、大斜里等地；张连养曾经带汀杭独立营等部队下山到汉溪、坑口（今黄屋）；张连达、张连勋、张连如等人曾经为新汀杭游击队带路到汉溪一带活动。还有张荣昌、张全昌、张连永等接头户或交通员，随时准备执行任务，接应来往的革命队伍和工作人员。”
根据其父亲生前叙述的事实线索，邱亮玉带领我们一路行走，察看了位于障云村茅坪的新汀杭县委、县苏旧址。这里原是村民黄开东的祖屋，如今房屋已经倒塌成了菜园。走到福坵坎下的老纸槽，邱亮玉告诉我们这里因为有山溪流过用水方便，当年是早期的红军兵工厂旧址。纸槽原为生土夯筑的泥墙木屋，面积约有300平方米，老房子和原有的土高炉已全部坍塌，只有荒草丛中隐约可见焙纸的石壁墙。邱亮玉年青时经常在这里砍柴种地，捡到过很多锈蚀的子弹壳，溪边有很多出炉的“铁屎”现在也被蒿草盖住了。
据亲历者张连养、张连豪、张连达、张福茂、张连炳等人1982年回忆证实，从1934年农历十一月至1935年农历二月初四，福建省苏的兵工厂迁至燕子塔的上塔自然村。设在上排，共有8间房，其中两家为楼房，楼下设兵工厂。全厂共有21人（其中7个妇女，一个妇女是长汀叉河陂人，叫金妹），主要任务是修枪、翻造子弹，楼上7个妇女负责制做布筋草鞋和子弹袋。兵工厂的负责人是个子矮小的湖南人，姓陈，名字不详。福建省苏的通信社设在燕子塔的张全昌家，负责人不详。物资由张全保管，存放的物资主要有布匹、药品、弹药、煤油（灯）等，护送物资的保卫队有70多人（枪）。他们日宿夜行，来往于永定岩下山、上杭才溪草子岽等地。由此看来，障云岭不仅是新汀杭县委、县苏所在地，主力红军北上后，这里还是福建省级领导机关的临时驻扎地。这又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史实。
位于白石坑的“新屋里”是一座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的客家古建筑。村支书邱亮书介绍：“这座祖屋是清末老祖宗邱桃宣、邱桂宣兄弟建的，当年是红军的正规医院，有十来个医生、护士，障云岭几次保卫战都是在白石坑周边的高山阵地上进行，红军游击队的伤员就在这里进行包扎、救治。我的叔婆张曲秀在祖屋做月子，看到大厅地下、走廊到处都是躺在门板上的红军伤员，哭着把自已喝的鸡汤和荷包蛋给红军伤员吃。叔婆说红军伤员太多了，祖屋住不下就在白石坑口风水林的大树下搭寮子住。障云岭的群众不管男女老少，一个个都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红军游击队撤退，带不走的很多重伤病员都被杀害，尸体堆满了浸竹麻的池塘，血水顺着山溪流到了五里外的蕉坑。”
“村里的很多老革命生前都讲过，红军还有一个简易医院设在燕子塔张连香的纸厂下，当时曾经有7个伤病员，其中一个双腿截肢，一个独脚。有一个伤病员是江西于都人，从礤子角由张荣昌、张连彬、张连勋三人抬到燕子塔，过了一晚就去世了。张荣昌把自己的棺材让给烈士用，由群众抬到燕子塔的大埂上安葬。障云岭承受的苦难太多太多了，敌人一次次骚扰进攻，所有红军游击队住过的房屋、红军家属的房屋几乎被烧光了。耕牛、生猪、谷米等家庭财产，家具、农具、炊具等被洗劫一空。许多红军的妻小被反动民团抓走卖掉，造成20多家‘绝户’，30多家外逃迁居。饱受摧残的障云岭群众，吃的是谷糠树叶，煮饭用的是瓦缸砵头，住的是草寮竹片床，盖的是簑衣稻草。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坚持了十多年，直到全国解放后外迁人员才陆续返乡。障云岭的苦难辉煌历史，我们这一代人听长辈讲过一知半解，年轻的后辈几乎都不知道了，遗忘历史是多么可怕呀！”
站在障云岭的高山之巅，四望云海苍茫，群山连绵。血色的伤痕在时间流水漫长的冲刷中似乎无迹可寻，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镌刻于历史的无字之书，时时处处提醒我们牢记昨天、珍惜今天、共筑明天。期待浴火重生的障云村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扬帆起航，以崭新的风貌、傲人的姿态，告慰昂首远去的伟岸先辈，告慰深情依偎的故土家园。□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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