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大肠癌，这三点很重要
李琦教授，临床中常采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突破传统观念，降低了肿瘤术后复发转移，提高了中晚期肿瘤的疗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以下是他关于大肠癌的论治特点。
具体体现为：其一，寒温并用，升降同调。
大肠癌患者初起多为湿热蕴结，湿热瘀滞肠腑，令肠道传导失司，肠络受损，气血搏结，而出现里急后重、大便黏滞、便血等症。随着病程发展，进一步表现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的证候，此类对立矛盾的病机出现，往往增加了辨治的难度。
湿热之邪滞留肝胆胃肠，阻碍三焦气机升降出入，出现腹部胀满、咽干口苦、嗳腐吞酸、身热不扬等症。脾肾亏虚则运化、纳气与温煦功能低下，出现神疲乏力、纳谷不馨、畏寒肢冷、大便溏薄甚则一日十数行等虚冷表现。寒热错杂，下元虚冷则气化失司，湿邪更胶结难去，中焦升降不调则水谷精微吸收、敷布失常，脏腑精气得不到充养。
此种情形下，李教授常以寒温并用、升降同调为大法，以乌梅丸、理中汤、当归四逆汤、二仙汤等方糅合运用。
尤以乌梅丸为代表方，李教授以为，乌梅丸为厥阴病代表方。厥者，阴之极也，厥阴为病。阴阳转化，寒热错杂是其特点，阴阳气不相顺接是其病机，然其本质是阴寒证候。表现为下利、手足厥逆。
同时厥阴肝经本身藏有雷火，本经为病可见“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的热证，发病或见“其人躁，无暂安时”之脏厥，或见“静而复时烦”之脏寒，“久利”为主症。治当清上温下，升降同调，乌梅用量宜大，以其酸甘能养肝阴与收敛止泻之效。
炮附子、细辛、桂枝、蜀椒具有协同作用，共奏补火散寒之效以复其厥冷，黄连、黄柏苦寒清热燥湿以泻其雷火。人参甘温，补中益气，当归辛甘润以养肝血，诸药合用，对寒热错杂所致的腹泻、腹痛、消渴、烦躁、厥冷等症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其二，用药灵动，深中肯綮。李教授每遣方用药，必经深思熟虑。药味常常保持在十三四味，鲜有超大处方者，分析其缘由，因李教授擅用经方，辨证多从六经入手。经方特点是药味少而分量重，药味少则便于掌控疗效与病势转归。
大肠癌患者阳明、太阴、厥阴经证多见，诸多病机与临床表现与«伤寒论»所言相契合，如“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心下结硬”等等。
以六经辨证为指导，综合大肠癌本病特点，分经论治，疗效确切，在大肠癌临诊过程中，有颇多患者属多经合病。对此在组方上需执简驭繁，从经方中截取药对，组合化裁，以应对较为复杂的病机。如太阳阳明合病、太阴阳明合病、少阳阳明合病，包括三经合病，如少阳阳明太阴合病等。
第二则由于李琦教授针对患者每次就诊的病情变化，调整用药一般仅仅数味，而对用药剂量的调整幅度较大，这是根据患者虚实病势变化做出的针对性调整。凭借的是对疾病进程精确的判断与把控，在实际运用中，往往能达到增强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效果。
比如黄芪，传统医学认为其具有益气固表、升阳、利水、消肿托疮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其具有明确的抑瘤与提升免疫作用，在大肠癌治疗过程中运用比较多，李琦教授从患者症状变化、体质耐受程度、药物制约三方面结合考虑，黄芪用量在15～150g之间，却能规避黄芪甘温之性所致的中满与升阳太过之象。
再如附子、干姜、半夏、黄连之属，纵使药性峻猛，却能突破常规而不固守，得见桴鼓良效。
其三，病证结合、衷中参西。李琦教授认为，对于大肠癌的治疗，中医与西医在疗效上是相辅相成的。在大肠癌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医治疗都应当在西医规范化治疗的基础上予以发挥，经手术治疗患者应注重脾肾调补，以恢复气血为要，清除癌毒为辅。
放化疗患者当以提高免疫、降低不良反应为主，切忌大肆攻伐，勿轻犯虚虚之戒。带瘤生存患者则以抗癌扶正为原则，以缩小瘤体、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大肠癌的中医治疗，应在传统中医辨证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西医治疗后对人体产生的特殊变化，进而积极应对。
如化疗常导致患者气血生化能力低下，影响肾主骨生髓的功能，李教授擅长运用中药发挥补益气血、壮骨生髓的作用，并增强患者对化疗的耐受度，常用药物为人参、黄芪、党参、当归、熟地、菟丝子、鹿角霜、补骨脂等。
本文摘自《大肠癌经典方临证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