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臭一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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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北宋庆历五年（1045）秋，三十九岁的欧阳修在惊讶中得知，自己竟卷入了一起通奸案。被指通奸的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和男仆在旅途中暗生情愫直至私通。东窗事发后，被夫家扭送到了开封府。张氏的婚姻也是欧阳修一手安排的。张氏是欧阳修胞妹的继女，由于和欧阳家族没有血缘关系，欧阳修待张氏成年后，便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谁料这桩“亲上加亲”的婚姻竟出了这样的丑闻。01本来这也就是一桩家族丑闻，但更让欧阳修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成为了丑闻的男主角。张氏在刑讯逼供之下，各种慌不择言，供词中竟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未嫁之时与舅舅有染，所谓“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肖像（图/网络）根据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的梳理，宋代文献对张氏的爆料有两个解释：一说是“张惧罪，且图自解免”，也就是张氏为了脱罪，故意把舅舅牵扯进来，把水搅浑；一说是张氏遭到了官府的诱供，有一种说法是，开封府尹杨日严因被欧阳修弹劾过而怀恨在心，指使牢狱吏教唆张氏，以达成栽赃欧阳修之目的。光一个开封府本来也掀不起大风浪。但欧阳修在朝廷中枢的政敌们听说后如获至宝，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说他图谋侵占外甥女嫁妆，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最能彰显钱明逸捕风捉影能力的是，他找出了欧阳修的一首词：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钱明逸断定，欧阳修这首“艳词”就是写给外甥女的。但在后世看来，这首诗不仅很可能不是欧阳修写给外甥女的，更有可能干脆是托名的伪作，但退一万步说，即使这首诗是欧阳修动了“绮念”所作，引申到“有染”又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如此一层层的小概率引申，正是典型的深文周纳。 钱明逸的弹劾令朝野一时哗然，毕竟，欧阳修的政治形象此前是如此的方正严肃，而“真面目”竟是如此的不堪与下流，连乱伦这种事都做得出。闻讯后，宋仁宗震怒，遣重臣苏安世严审欧阳修，还派了一名亲信宦官王昭明为监勘官。按照宋人笔记的说法，曾与欧阳修有过节的王昭明是宰相贾昌朝刻意安排的，指望王昭公报私仇，从而借刀杀人。经过反复勘问，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案并无实据。但苏安世在宰相的压力下，本有意强行给欧阳修定罪，关键时刻，还是那位宦官不计前嫌，顶住了政治压力，判定欧阳修通奸乱伦一说查无实据。但或许确有其事，或许是作为一个“政治妥协”，欧阳修侵占外甥女嫁妆一事被定罪。尘埃落定，朝廷宣布了对欧阳修的处分结果：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斥为滁州知州。欧阳修被贬这一年，也就是1045年，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折戟之年，在欧阳修之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旗手在这一年纷纷被逐出朝廷中枢。作为新政的重要参与者，欧阳修是最后一个被贬斥的，由此，乱伦事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诡异地带有了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标志性意义。欧阳修可能早已做好了被贬斥的心理准备，自陈“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但他只是万万没想到，政治迫害竟是以这样一种从私德下手毁人清誉的龌龊方式展开。在王水照先生和学生崔铭合著的《欧阳修传》中，这部分的章节名是，“一场政治迫害在意料之中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了”。在文学史上，欧阳修乱伦事件的最大影响是，成就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正是在滁州，“环滁皆山”间，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02治平四年（1067）正月八日，在位五年的宋英宗驾崩。同日，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没多久，一个叫蒋之奇的新任御史向新皇帝弹劾六十一岁的欧阳修，理由是“帷薄不修”。什么叫“帷薄不修”，说白了，还是乱伦。欧阳修被指控和大儿媳妇私通。蒋之奇声称，朝廷必须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蒋之奇不仅不是欧阳修的政敌，还算是欧阳修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他为何会与欧阳修反目成仇，主要原因是他发现欧阳修在朝廷内四面受敌，连带他自己都被欧阳修政敌所仇视，因此他想以弹劾作为投名状，和欧阳修划清界线以自保。相比22年前的那次乱伦案，这次的长媳乱伦谣言更为恶毒，不仅是污名化，更是禽兽化欧阳修。如欧阳修所说，这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但是，这次乱伦事件也更为离谱，上次好歹还是个真实的案子，这次干脆就是风闻言事。面对如此严重的弹劾，宋神宗郑重其事地问蒋之奇证据何在，谁料蒋之奇的回答竟然是：没有实据，听说的。查到最后，谣言的最初始传播者竟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在新皇的大赦天下中，戴罪的薛宗孺本有机会脱罪，但欧阳修却公事公办，没给小舅子这个机会。薛宗孺传播了“扒灰”的谣言作为报复，由此又一次被欧阳修的政敌所利用。这样子虚乌有的弹劾到最后自然找不到任何证据，很快给欧阳修洗刷了清白。但是，谣言，特别是私德类谣言的最大杀伤力正在于，你即使在法律上洗刷了一切罪名，名声还是无可挽回地受损了，有恶意的舆论会天然认为“没有查到证据，不代表真的没有”。对此，数度被诬的欧阳修显然了然于胸。因此，当宋神宗派内使前往欧阳修府上，赐手诏劝杜门在家的他重回中枢供职。“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欧阳修的答复是去意已决，“臣恐冤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欧阳修不仅是心灰意冷，更是心有余悸，唯恐自己再在中枢呆下去，将遭受新一轮的恶毒攻击，以之前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简直是一定会发生的。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只是理想主义式的臆想，欧阳修很可能真的是怕了，唯恐再被罗织出新的罪名。毕竟，在宋代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时代语境中，对一名文人最严重的打击，可能就是在私德上被污名化了。其后果可能类似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词：社死。
▲欧阳修书信真迹（图/网络）王水照先生和崔铭在《欧阳修传》中写到：“争论'事之有无’或许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最值得反省的是党派之争、政见之争中所应该遵守的原则与规范。以捕风捉影的方式对一个人的私生活进行攻击，是政治斗争中最恶劣、最卑劣手段。”一代文宗如欧阳修，都逃不掉私德流言的包围侵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偶然赢得一些小名声的所谓名人，遇见似是而非的流言时，又怎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呢？人非圣贤，谁又经得起深文周纳的放大镜检视呢？欧阳修在受谤之后尚有滁州醉翁亭和颖州西湖退守，其他人呢？“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 （欧阳修《憎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