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臭一个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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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北宋庆历五年(1045)秋,三十九岁的欧阳修在惊讶中得知,自己竟卷入了一起通奸案。被指通奸的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和男仆在旅途中暗生情愫直至私通。东窗事发后,被夫家扭送到了开封府。张氏的婚姻也是欧阳修一手安排的。张氏是欧阳修胞妹的继女,由于和欧阳家族没有血缘关系,欧阳修待张氏成年后,便做主将她嫁给了远房堂侄欧阳晟。谁料这桩“亲上加亲”的婚姻竟出了这样的丑闻。01本来这也就是一桩家族丑闻,但更让欧阳修没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成为了丑闻的男主角。张氏在刑讯逼供之下,各种慌不择言,供词中竟将舅舅欧阳修牵扯进来,声称自己在未嫁之时与舅舅有染,所谓“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肖像(图/网络)根据吴钩在《宋仁宗:共治时代》一书中的梳理,宋代文献对张氏的爆料有两个解释:一说是“张惧罪,且图自解免”,也就是张氏为了脱罪,故意把舅舅牵扯进来,把水搅浑;一说是张氏遭到了官府的诱供,有一种说法是,开封府尹杨日严因被欧阳修弹劾过而怀恨在心,指使牢狱吏教唆张氏,以达成栽赃欧阳修之目的。光一个开封府本来也掀不起大风浪。但欧阳修在朝廷中枢的政敌们听说后如获至宝,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不仅指控他与外甥女通奸,还说他图谋侵占外甥女嫁妆,所谓“私于张氏,且欺其财”。最能彰显钱明逸捕风捉影能力的是,他找出了欧阳修的一首词: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钱明逸断定,欧阳修这首“艳词”就是写给外甥女的。但在后世看来,这首诗不仅很可能不是欧阳修写给外甥女的,更有可能干脆是托名的伪作,但退一万步说,即使这首诗是欧阳修动了“绮念”所作,引申到“有染”又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如此一层层的小概率引申,正是典型的深文周纳。 钱明逸的弹劾令朝野一时哗然,毕竟,欧阳修的政治形象此前是如此的方正严肃,而“真面目”竟是如此的不堪与下流,连乱伦这种事都做得出。闻讯后,宋仁宗震怒,遣重臣苏安世严审欧阳修,还派了一名亲信宦官王昭明为监勘官。按照宋人笔记的说法,曾与欧阳修有过节的王昭明是宰相贾昌朝刻意安排的,指望王昭公报私仇,从而借刀杀人。经过反复勘问,欧阳修与外甥女通奸一案并无实据。但苏安世在宰相的压力下,本有意强行给欧阳修定罪,关键时刻,还是那位宦官不计前嫌,顶住了政治压力,判定欧阳修通奸乱伦一说查无实据。但或许确有其事,或许是作为一个“政治妥协”,欧阳修侵占外甥女嫁妆一事被定罪。尘埃落定,朝廷宣布了对欧阳修的处分结果: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斥为滁州知州。欧阳修被贬这一年,也就是1045年,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折戟之年,在欧阳修之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等新政旗手在这一年纷纷被逐出朝廷中枢。作为新政的重要参与者,欧阳修是最后一个被贬斥的,由此,乱伦事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诡异地带有了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标志性意义。欧阳修可能早已做好了被贬斥的心理准备,自陈“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但他只是万万没想到,政治迫害竟是以这样一种从私德下手毁人清誉的龌龊方式展开。在王水照先生和学生崔铭合著的《欧阳修传》中,这部分的章节名是,“一场政治迫害在意料之中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了”。在文学史上,欧阳修乱伦事件的最大影响是,成就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正是在滁州,“环滁皆山”间,欧阳修写下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02治平四年(1067)正月八日,在位五年的宋英宗驾崩。同日,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没多久,一个叫蒋之奇的新任御史向新皇帝弹劾六十一岁的欧阳修,理由是“帷薄不修”。什么叫“帷薄不修”,说白了,还是乱伦。欧阳修被指控和大儿媳妇私通。蒋之奇声称,朝廷必须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蒋之奇不仅不是欧阳修的政敌,还算是欧阳修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他为何会与欧阳修反目成仇,主要原因是他发现欧阳修在朝廷内四面受敌,连带他自己都被欧阳修政敌所仇视,因此他想以弹劾作为投名状,和欧阳修划清界线以自保。相比22年前的那次乱伦案,这次的长媳乱伦谣言更为恶毒,不仅是污名化,更是禽兽化欧阳修。如欧阳修所说,这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但是,这次乱伦事件也更为离谱,上次好歹还是个真实的案子,这次干脆就是风闻言事。面对如此严重的弹劾,宋神宗郑重其事地问蒋之奇证据何在,谁料蒋之奇的回答竟然是:没有实据,听说的。查到最后,谣言的最初始传播者竟然是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在新皇的大赦天下中,戴罪的薛宗孺本有机会脱罪,但欧阳修却公事公办,没给小舅子这个机会。薛宗孺传播了“扒灰”的谣言作为报复,由此又一次被欧阳修的政敌所利用。这样子虚乌有的弹劾到最后自然找不到任何证据,很快给欧阳修洗刷了清白。但是,谣言,特别是私德类谣言的最大杀伤力正在于,你即使在法律上洗刷了一切罪名,名声还是无可挽回地受损了,有恶意的舆论会天然认为“没有查到证据,不代表真的没有”。对此,数度被诬的欧阳修显然了然于胸。因此,当宋神宗派内使前往欧阳修府上,赐手诏劝杜门在家的他重回中枢供职。“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欧阳修的答复是去意已决,“臣恐冤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欧阳修不仅是心灰意冷,更是心有余悸,唯恐自己再在中枢呆下去,将遭受新一轮的恶毒攻击,以之前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简直是一定会发生的。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只是理想主义式的臆想,欧阳修很可能真的是怕了,唯恐再被罗织出新的罪名。毕竟,在宋代所谓“不杀士大夫”的时代语境中,对一名文人最严重的打击,可能就是在私德上被污名化了。其后果可能类似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词:社死。

▲欧阳修书信真迹(图/网络)王水照先生和崔铭在《欧阳修传》中写到:“争论'事之有无’或许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最值得反省的是党派之争、政见之争中所应该遵守的原则与规范。以捕风捉影的方式对一个人的私生活进行攻击,是政治斗争中最恶劣、最卑劣手段。”一代文宗如欧阳修,都逃不掉私德流言的包围侵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偶然赢得一些小名声的所谓名人,遇见似是而非的流言时,又怎能保证自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呢?人非圣贤,谁又经得起深文周纳的放大镜检视呢?欧阳修在受谤之后尚有滁州醉翁亭和颖州西湖退守,其他人呢?“虽微无奈众,惟小难防毒。尝闻高邮间,猛虎死凌辱。” (欧阳修《憎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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