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全部书法史都是“薄古厚今”，甚至“是古非今”，我认为并不如此。古代有古代的优点，后世有后世的优点。
近代考据学家有“前修未密，后世转精”的话，书法，从某一角度看，也有后人胜过前人的事实。王羲之生在东晋时代，真、行、草书突过前人，号为“新体”。
颜真卿崛起中唐时代，承接北齐、隋代雄伟一派的书风，开辟新路。清代邓石如“以隶笔为篆”（康有为语），也是新创造，给予后人不少便捷。不过，王羲之、颜真卿、邓石如的成功，都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讲书法史，这点不要忘记。
学习书法，我赞成米芾的做法。《海岳名言》有一条说：……庄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集古字”是学书的好方法。熟习各家，吸收众长，久而久之，融会贯通，成为自己面目，便有自己风格，也便是创新。当米芾前段时间致力临摹某一家或某一种碑帖有一定功夫的时候，如果就此为止，满足于这一点成绩，不再学习另一家或另一体，当然也允许这样做，这样做也不失为一个书法家，但他的成就就没有像后来的卓越，可以断言。再举一个例子：唐代怀素《论书帖》自己说:“藏真（怀素的字）自风废，近来已四岁，近蒙薄减，今所为其颠逸全胜往年。所颠形诡异，不知从何而来，常不自知耳。”怀素草书，从张旭出来，他的“颠逸”，比较张旭有不少发展和创造的地方。还有近代书法家吴昌硕，写《石鼓文》最出名。他有一次自题《石鼓》临本后面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说明天天临写，熟能生巧，每天有新的境界出来。社会上有人批评吴昌硕临《石鼓》不像，我看到过他早年临本，临得极像，后来逐渐有所发展，逐渐变了样，最后面貌大大不同，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来。怀素、吴昌硕两人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他们自述学书经验，完全一样。他们何尝为创新而创新，只是功夫到家，自然而然，神明变化，幻出新的风格来。怀素自己也说:“不知从何而来，常不自知耳。”
前面曾说起古代书法家因看到自然界事物而体会到书法技巧的：例如唐朝人常说的“锥画沙”、“折钗股”、“屋漏痕”，以及“担夫争道”、“公孙大娘舞剑器”……。自然界现象，本来与书法不相干。有心人默察体会，触及灵感，就会对书法有启发，产生一定的新意。这也可说是一种创新方法。不过，那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并对传统书法艺术下过苦功的人方能体会得到。以上说的都是各个人的风格。推而大之，唐朝人离不开唐朝的风格，宋朝人离不开宋朝的风格，这是时代风格。中国人离不开中国的风格，日本人离不开日本的风格，这是民族风格。今天，大家都注意创新风格问题。个人看法，新风格是在接受传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集体努力，自由发展，齐头并进，约定俗成，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丢开传统，是不可能从空中掉下一个新风格来的。以上各问题，是我平日学习的体会，不敢自信，希望并世学者给我批评指正。（原题：《传统与创新问题》，文/沙孟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