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李元卿

在京山的文学圈，很多人习惯称李元卿为老师，不管是客气或尊重，而于我，他却是实打实的嫡亲的老师，是曾经教过我，指引过我，关爱过我的恩师！1986年，我在位于孙桥镇梭罗河畔的县职业高中文秘班读过近两年的书（那大概是京山职业教育中最早的一届文秘班吧），我们的班主任、语文和写作课都是李元卿老师。

老师长我们十岁左右，对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印象中，每天清晨老师都和我们一道起床，然后带我们一起跑步，从学校大门口一直跑到梭罗河桥头；住的是和我们同一层楼的一样大的房间。班上每个同学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他都知根知底，在学生中人缘很好，威信也很高。这些年来，同学们虽然天各一方，但只要有老师的邀约，都会相互转告，欣然赴会。在老师面前，大家都不拘礼节，想说就说，该骂就骂，老师就像是我们共同的家长和朋友。平时不好酒的老师，只要有学生作陪，特别是有耐酒的女学生，老师的酒量就上来了，久而久之，坊间就有这样的笑话：“李元卿不是不喝酒，是没有女学生。”其实，彼时彼刻，我们都知道老师的心情，我们的酒杯中盛满的不仅是酒，更盛着我们纯真年代共有的那段青春，我们是在与岁月和往事干杯！

可惜那时我只读了一年多就辍学了。记得回家后老师给我来过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逆境虽然难处，却能磨炼意志，造就人才，这一点我深信，你也应该深信。……你是有很好的写作基础的，对于你的辍学，我曾经惋惜过，这倒不是说你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倒是我失去了一个有着共同追求的知己……而你小小年纪就对人生和社会有如此的见地，我感到惊叹”等等。这是二十六年前一个老师对一个迷惘的十六岁乡村少年的理解、叮嘱和信任，应该说这份叮嘱和激励是我整个学生时代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以后的日子，无论我的生活怎样逼仄辗转，对文字和文学的热爱、追求和梦想我始终没有消停，直到今天，我不知道这份痴迷于我的人生是对还是错？是幸还是不幸？但文学无时无刻不在滋养我的心性和心灵并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师凭文学创作而声名鹊起，随后也顺利调到县文化馆工作。直到1992年的某天，我与老师几年不见后才第一次走进他在文化馆三楼走廊临时的家，得知我工作安定下来且还爱着文学，老师很快就拿出他的一本歌词集《心灵的名片》送给我，我才始知老师作为词坛黑马在《词刊》上发过作品并被《长虹》词刊重点推介过，而他的小说创作也开始井喷，处女作中篇小说《情人眼里》在《长江》丛刊发表，这应该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不久，他的中篇小说集《人狼》和《大脚女人》也相继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1年，我和老师合计创办了《京山文学》。从那时起，在文学之路上我就不断得到老师的指点和帮助。而不管以后是当县文化馆馆长还是县文联专职副主席，老师对《京山文学》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常想，如果老师不调到文化馆工作，不当馆长，甚至我们也不办刊物，凭自己的努力，在文学创作上老师一定能走得更远。老师的小说集《人狼》出版后，我在《回望乡土，回望心灵》一文中写道：“我们都是有局限的人”，这样的话，我是对老师误入官场所受到的误解、猜忌和排挤感到不平和痛心。“我的思念停驻在家乡的黑土地上，就像家乡的呼唤萦绕在脑际。”这是老师《怀念故乡》里的句子，是他的心曲也是我的心结。私下里，我多么希望老师能抛开人世的繁杂，静下心来，多写点关于乡土的文字。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从2000年开始，老师的创作就出现了某种停滞，他更多地出现在会议和活动桌上，出现在为别人歌功颂德、调配文字的无意义中（虽然我理解的意义是那样狭隘），这自然有太多体制内的无奈，但也和老师的为人和个性有关。在《京山文学》的办刊过程中，在县作协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我总是呼应并支持老师，虽然我有时并不是一个喜欢奉迎喜欢随众的人。在我心中，我所理解的文学和我们办的刊物是对立又统一的，我们都不会因为个人的趣味和偏好而去刻意破坏某种难得的秩序和和谐。我想，这也是我们能把一份民间的纯文学刊物办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京山大多数业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来说，《京山文学》对他们的帮助还是不小的，不管文学在今天显得多么破落不堪，但文学的力量依然存在，文学对世道人心的击打和提醒永不过时。

作为连续两届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县文学界的领军人物，老师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0年出版的长篇武侠小说《仗剑走绿林》标志着老师的小说结构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我并不太爱好传统的纯武侠的小说，但我依然为老师异乎寻常的想像力所叹服。在紧接着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省、市作协、文联、文艺理论家协会的领导、专家、学者亲自莅临，对老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人民网、网易、新浪、《湖北日报》等多家媒体刊发了消息。去年12月，《湖北日报》又以《乐当草根歌者的李元卿》为题，对老师的作品及创造历程作过专题报道。

老师是一个谨小且谦卑的人。曾经有好多年他都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大街上穿梭；一部老式的小灵通用得不能再用时才舍得更换；近年买了一辆小型摩托车，总是车不离身，很远的路都不愿坐别人的小车，而是骑上摩托车独来独往。有时候夜深人静，我就坐着老师的摩托车一同回家，当夜风冷冷地吹在脸上，我的心里却有别样的温暖……我和老师在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其实有着很多的一致！老师很少说粗话和大话，就是受了委屈和别人争吵也是点到为止。做领导的时候，也不习惯指使别人，抹桌打水这些单位里的小事都是自己动手解决，时间久了，在别人眼里就没有一点官架子或派头。

老师是一个善良的“老好人”。“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老师的人生中有太多甘当人梯，甘作嫁衣，甘为人后的经历。平时受人之托写点小文章得了点小报酬，在心里都要过意不去很久；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奉献，手中的笔，胸中的才气，一点点在经年累月中慢慢耗损，这正是大多数体制内写作者的悲哀！所以，有时我常常暗自庆幸，在死亡到来之前，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自由的写作安顿自己。在圈子内，文友们有事第一个就是去找“老好人”李元卿，有的老年人甚至拿着自己的文稿找到他的办公室和家里，求他帮忙修改润色帮忙在刊物上发表，对这些，老师从不会推诿，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忙了其心愿，让别人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虽然我们事后能理解，但事前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做到。

老师是个“杂家”。除开文学，在围棋、乐器（包括二胡、小提琴、笛子等）、书法等诸多领域他都有研习，尤其是打麻将，总是输少赢多，一桌四人战下来，往往是三人向他上贡，人送外号“朝三方”。学生时代，老师的粉笔字就让我很是崇拜，笔似龙蛇，极尽柔婉，几可自成一家，我称之为“太极体”，可惜他没有在这方面发展，我曾经揣摩多年也仅习得皮毛。

老师唯一的女儿已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安家定居，他的人生应该是圆满无憾的。可他每天似乎还有忙不完的事，总是行色匆匆，或许有事做，忙活，也是他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快乐吧！

从文学的角度看，发表在1992年《当代作家》上的中篇小说《岁月》应该是老师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如果有可能，我希望看到老师在文学的岁月里再往前，往更深远更辽阔的地方走一走。

二十多年来，在老师面前我从不敢冒昧。之所以大大咧咧地说了这些，是因为我把他当作良师更把他当作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