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散文：社办林场岁月——邹维兴
《社办林场岁月》
一、奔向大巴山
1964年l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随即重庆也和全国各大、中城市一样，迅速掀起了动员热潮；党和政府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那时笔者（以下简称海风），还不到十五岁，正读初中二年级，学习成绩较好，也是学校的优秀学生。5月21日下午，听完在学校召开的下乡上山动员报告；一种与共和国同成长的幸福感，一种听从祖国召唤的使命感，使海风热血沸腾！当晚即跟平时耍得较好的同班同学阵能治、胡义明商量，不想他们俩人也很兴奋，于是我们三人当晚就写了要求下乡上山到农村去的申请。第二天上学时把申请书交给了学校领导，我们学校这次一共有十六名同学申请下乡。学校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对我们投笔从农，申请到农村去的行动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下乡申请当即得到批准。
1964年5月26日早上，天下着蒙蒙细雨，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办事处门前的公路边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头攒动。数十名响应政府号召到农村去的下乡知青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兴高采烈地登上扯着蓬布的大货车，欢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欢呼声、锣鼓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别了，親人们、老师们、同学们、下乡知青滿怀豪情，向着大巴山奔去。
学校欢送十六名下乡同学留影，前排右起第三人为海风
二、社办林场
社办林场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川省达县地区的一个特殊产物。它由人民公社将偏远山区原属集体的一些山林、土地集中起来，建立主要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的大队级集体单位；林场由公社直接领导，公社任命场长、指导员等管理人员。
宣汉县于1964年、65年接收重庆市动员的下乡知识青年1065人，其中沙坪坝区518人、九龙坡区484人、北碚区61人、其它2人。采取“多建场、多布点、小规模、易管理”的安置模式，在全县12个区、68个公社兴建起71个社办林、牧、茶场；大一点的场一般安置知青二十人左右，小一点的场安置知青不足十人。
海风所在的马家公社林场共有场员15人，其中重庆知青8人。他们是：海风、胡义明、李玉林、文小金、杨秀清、孔祥生、王昌友、杨文学，6男2女。杨文学年龄最大25岁（属特钢厂工人下乡），胡义明、李玉林15岁，其余5人只有14岁；文化程度：初中未毕业4人，小学文化4人。
本地场员7人，他们是场长、指导员、会计、出纳、治保主任、妇女主任、炊事员等；其中党员3人、小学文化2人、文盲5人。
场长叫谯思立，四十岁左右、身材魁梧、络腮胡子、他就是谯家山上土生土长的山民。他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立过功的老党员、就是沒什么文化，说话粗声大气、爱喝酒、急了要骂人；但他为人热情、直爽、办事公正，知青们既怕他，又喜欢他。
马家公社林场建在谯家山上，这里山高林密、松涛呼啸、连绵十里，蔚为壮观。滿山都是碗口柤以上的松树、柏树和一些不知名的杂树，走进林间踩着腐烂的树叶沉甸甸的。山上有九、十两个农村生产队，村民几乎清一色的姓谯，还有几户狩猎的猎户。听村民讲森林里时常有豹子、獾子、麂子（野山羊）、野猪、野鸡、松鼠、刺猬等动物出没。
我们住在半山腰一个山凹凹处，一长排陈旧的木板房。人住在楼上，踩上去嘎吱嘎吱直响，还不住的往下掉灰尘；楼下是放粮食和农具的地方。一边是厨房、一边是猪圈和牛棚，整天烟熏火燎的，且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多不说了，最讨厌的是没几天就惹上了虱子、跳蚤、臭虫；三个坏家伙咬人不啇量，神出鬼没的，咬得你周身发痒、红包连发、寝食难安。最不适应的就是上厕所：猪圈里又臭，猪在叫、蚊子咬、搞不好还溅你一屁股糞水；没有手纸、擦屁股用竹片或瓦片，猪圈旁一般都堆放着。外出劳动或赶场，还得时刻提防着毒蛇和野兽、野狗的伤害。
海风15岁在宣汉留影
三、艰苦生活
林场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们这里地多田少。天天都是红薯、土豆、包谷子和南瓜打主力，一年都难得吃上一顿白米饭；天天都是没有油水的酸菜汤、南瓜汤。开饭时每人一个大土碗，由炊事员掌勺分配或根据红薯、土豆个头大小搭配。几个月才能吃上一回肉，也沒有几片；几个月都没法洗澡。还有衣服破了要学会自己补，被子脏了要自己拆、自己缝，那时的被子不像现在的被套，拆、洗、缝很麻烦的等等，困难不少。这些事都要年少的我们自己学、自己干、尽快适应。
至于文化生活更谈不上，没有像样的路，全是山间小道或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沟路，进出山十分艰险，离最近的场镇也有二十多里地。
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收音机等，为节省灯油、天一黑就只好上床睡觉。
没有钟、没有表，不知日子、时间；全靠原始的方法，闻鸡起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没有书、没有报，不知山外的事情。只能隔一场派个人到公社去取大家的信件，有时找一份报纸回来互相传看，但内容至少已是半个月前的旧闻了。
那时又沒有打牌、打麻将什么的活动，我们只有自行寻乐、消遣。知青们都喜欢啍唱以前在学校时的歌曲，胡义明同学喜欢吹笛子、口琴，我就拉拉二胡。
当然有时也有比较好玩的时候，那就是悄悄地跟着看山上的猎户打猎。山上那几户猎人一般都是集体行动，他们事先勘察地形、观看脚印，确定这匹山可能有猎物，就埋伏在野兽可能出逃的各个路口，然后放出几只凶猛的猎犬在森林里四处搜寻。猎犬发现野兽后，会发出急促的叫声把野兽撵出来，野兽顺着路口出逃，猎人就开抢把它打倒。除了野鸡野兔等小动物外，有时还可能打到野猪、麂子等较大动物。当地山民都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叫“围山打猎、见者有份”。知青都爱凑热闹，有好几次我们还分得了野猪肉、麂子肉拿回来吃。
我们是社办林场，一年到头、一天到黑（除天气原因或生病外）都要出工劳动。我们没有工资、没有福利、没有报酬、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探親假；劳动也不记工分，也没有年终分红，什么都没有。开始时每人每月还发2元钱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半年后就没有了，完全靠自己解决，靠家里父母接济。这在现今的人们看来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可那时就是这样，国家穷啊！林场只管出工劳动、讲奉献。足见下乡知青们那时是多么的艰苦，为国分忧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的高尚。
四、巡山、开荒种粮
我们林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粮。因为国家只供应知青们一年的口粮，一年后停止供应、生活自理（本地场员不供应口粮，他们都是自己从家里背红薯、土豆、包谷子等来）。公社那时划拨给林场的山林倒是不少，起码有好几千亩，但熟田熟土只有十来亩。要想一年后自给自足，不大力开荒种粮是不行的。因此林场每天除派两人个人巡山外，大多数人都投入到开荒战斗中。
先说巡山，我们是每天两人一组轮换（还好林场喂得有一条猎犬陪着）。早上要先把林场喂的几头牛赶到某一林区去放，牛脖子上都挂着响铃，晚上收工时又把牛找到赶回来（有时牛走散了，找牛也很麻烦）。巡山主要是防止山火，防止有人偷砍树木等；但把几千亩森林都走一圈下来也不轻松。
说起开荒，那更是十分辛苦、很累。首先要把荒坡上较大的树木砍掉，再用火、把荆棘杂草一烧；然后挖树疙篼、搬大石头、把地面清理干净。新开的荒地很不好挖，土质特别硬，地面下还隐藏着不少树根和石头；不一会儿手上就打起好几个血泡，痛得很，但只能忍着继续挖。开荒有时路程较远中午都不回去，就在野外吃几个烤红薯或烧包谷什么的，喝点山沟水就算一顿了。
我们林场前后大约开垦了近百亩土地，加上公社划拨的田地，分季节种上了包谷、红薯、土豆、胡豆、黄豆、小麦、水稻等各种粮食作物和蔬菜，还喂养了两头猪四头牛等家畜家禽。知青们战风雨、斗酷暑，早出晚归、辛勤耕耘；不知出了多少汗、流了多少泪，手上的老茧都一层一层的。知青们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1965年底我们林埸粮食完全做到了自给自足，但还是没有钱用。
据宣汉县安置办公室有关资料纪载：1965年全县71个社办林牧场共经营土地七万五千多亩、造林800多亩、育树苗23O多亩、看管森林4万多亩、开垦荒地1507亩。1965年全县林牧场共生产粮食663378斤，平均每人生产粮食369斤，饲养各种牲畜1215头，农副业总产值189800元，平均每人102元。
1966年计划生产粮食1787000斤，平均每人962斤；农副业总产值425500元，平均每人229元；饲养各种牲畜2754头，其中生猪1679头、牛651头、羊424只。造林2032亩，抚育幼林10492亩，采集树种25000多斤。
由于海风在林场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带头，不怕苦、不怕累的突出表现，很快加入了共青团。不久公社团委让海风担任了林场团支部书记，1965年公社又推荐海风参加了宣汉县首届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先代会和共青团宣汉县五届一次团代会。海风的父亲，一个普通工人还应邀参加1965年底重庆市赴达县专区慰问团，来到宣汉县赴各个社办林、牧、茶场慰问下乡上山知识青年。1966年初，海风还出席了达县专区首届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先代会。海风心想，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起好带头作用，团结大家把我们林场建设得更好。
参加宣汉县首届知青先代会，共青团宣汉县五届一次团代会的代表证
出席四川省达县专区知识青年先代会宣汉县代表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海风
五、林场卫生员
1965年8月，为缓解知青社办场和附近村民缺医少药的困难，宣汉县安置办公室决定为每个社办场培训一名卫生员（赤脚医生），我们林场经过讨论决定派海风参加。
卫生员培训班大约60人左右，吃、住、学习培训在宣汉县委党校，由县人民医院医师负责讲课；上岗实习在县人民医院。培训班主要开设有：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外科一般外伤的急救和治疗，常见中草药的识别和应用，以及人工呼吸抢救、重要穴位和针灸的操作、妇产科知识等等。什么都学一点，什么都速成。
记得第一次在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实习时，值班医生安排海风给一个病人肌肉注射，这是海风第一次真正给别人打针。走进病房一看，病人是我们区政府的王区长，海风紧张得手都有点抖。王区长见状亲切的对我说：“小鬼、我也认识你，是马家林场的吧，别怕、放心打”。事后、海风问王区长痛不痛，他乐呵呵的说：“不痛，打得好”。这句话给了海风很大的鼓励。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培训，卫训班结业了。县医院为我们每个卫生员配备了一些常用的药品和简单的医疗器具，有体温计、注射器、手术刀、银针等；并告诉说你们回去后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公社卫生院，药品用完了可以到卫生院去领。海风回到林场后，场长安排木匠做了一个肩挎的红十字小药箱，马上开始了卫生员的工作。
我们林场在谯家山上，紧挨着野猪山、明月山，附近有五、六个农村生产队、好几百号人，周围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林场知青和当地社员生了病或受了伤（因交通不方便，离最近的场镇也有二十多里），能拖则拖、或靠土办法自救，既不卫生也不安全。海风从卫训班回来后，一有机会就给大家宣传卫生防病知识，说服村民克服一些不科学、不卫生的所谓土办法。在平时劳动中还注意观察采集一些中草药，也收集当地村民介绍的实用偏方，还时常熬些采集的中草药给大家解暑防病。只要哪儿有人不舒服了、生病了、受伤了、海风都会马上去看看，尽自己所能，尽量减轻病人痛苦。
记得有一天晩上很晩了，大家都在床上睡觉了，怱然有两个村民打着火把、急匆匆的跑到林场来，说他们队长病了、人事不醒，请林场的先生到他们生产队去看一看。海风立即翻身下床，背上药箱子赶到七、八里地外的樟垭沟生产队。进了屋看见队长约有五十岁左右，躺在床上昏睡。海风一摸病人额头很烫，先考体温、不好40c度，立即给他打了退烧针、又服了药，还采取冷敷额头和擦身等物理降温方法，一直忙到体温降下来了才走。第二天海风又去看了一下，队长已经退烧了、人也清醒多了，又给他服了药。告诉他你这是受了风寒、急性重感冒，今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受凉。他们一家人对海风很是感激，还煮了荷包蛋一定要海风吃了才许走。
还有一次有个社员在山上砍柴时，被别人不小心把脚杆砍伤了，海风听到后赶去时见伤口有几公分长，流了很多血、伤口上面糊着一些土灰灰用来止血。海风给他仔细清洗伤口，敷上消炎粉、服了药、包扎好。告诉他不能沾水，再也不能用土灰灰了，紧急情况下可用干净点的布条条包扎止血。以后海风又去给他换了几次药，后来他伤口干了疤、好了。
在林场当卫生员是兼职的，每天照样出工、开荒、挖沟、种地。那时海风才16岁多点，真是单纯、胆子也大、不知疲倦；给别人看病不分时间、不管远近、随喊随到；没有任何报酬，也不收一分钱。一心只想着减轻病人痛苦、救死扶伤；一心只想着为大家服务、做好事、做善事。
参加宣汉县卫训班（赤脚医生）团支部委员合影，前排左一为县安置办负责人，第二排右一为县团委书记，后排左一为海风。
慢慢地找海风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附近很多村民都知道了林场有一位会看病的小先生，在当地也算有了一点小名气。以至于1969年社办林场撤销，老知青们要从新分配插队时，附近很多村民都争着要海风到他们生产队去落户呢。
六、赴京上访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刮到了宣汉，县城的红卫兵到处活动。一时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震天响；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夺权风盛行。很快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被打倒了，被夺权了；公社领导也被夺权了；不久又听说要砸烂社办林场，彻底闹革命。
这下可惨了，一切都乱套了，林场迅速瘫痪：规章制度不起作用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猪、牛、羊被别人拉出去卖了；有的知青跑出去搞文化大革命、搞串联去了；有的趁机跑回重庆探亲去了；本地场员都跑回各自原来的生产队挣工分去了。沒人出工了、山也不巡了、到后来连饭也没人愿煮了（林场原专职炊事员半年后就放回去了，此后都是我们每天留一个人轮流煮饭）。
当时正是春耕时节，社办林场不象其它单位和企业，现在不抓春耕、不种庄稼、秋后吃什么？眼看着库存的粮食越来越少，知青们生活无依无靠，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林场明明办得很好，怎么要砸烂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海风感到很茫然、很困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个稚嫩的想法出现在脑海，党中央知不知道下面的情况？知青们怎么办？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我们下乡知青的困难状况和想法。于是海风想尽办法于1967年7月初回到了离别三年的家乡重庆。
回到家后，发现家已变了大样，母亲年初溺水死亡后父亲再婚了。除小妹外，继母还带来一个小弟，肚子里又怀上了，家庭关系复杂、生活依然贫困。为了到北京去，海风找到了原来还在读书的同学，参加了他们北上串联的队伍，历尽艰辛最后爬火车到了北京。
海风独自一人，人生地不熟的好不容易才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办公室，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知识青年和社办林场现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办公室向宣汉县委出了一个介绍公函，叫海风带回去向当地县委反映情况，就地闹革命。海风在北京只待了三天，因身上没有钱、没有粮票，也没心思到处去耍，就凭这个介绍公函去办理了火车票，一个人坐火车回到了重庆。
不想回到重庆没几天，武斗骤然升级、交通中断、一时回不了宣汉。考虑到家里的特殊情况，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海风就每天到大河沟渣场去捡厂里生产后倾倒的炭渣，拿回家烧火做饭，给家里节省点开支。一直等到九月底，交通恢复了才回到宣汉。
顺便说一下回到宣汉后，县委早已不存在，县革委会造反派掌权。我到县革委去，人家听说是关于知青来上访，直叫你赶快走，根本不管你知青的事情。所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办公室开出的，盖有大印的介绍公函得以保存下来，留在海风手里。如今也算是文革时期难得的一件特殊文物了。
海风1967年7月赴京上访在天安门前留影
海风1967年7月赴京上访留存的介绍信
七、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1967年国庆节前夕，海风回到了宣汉。此时林场虽然名义上还存在，但没有一点生气，大多数人都没有回来，本地场员也不回来。因上半年闹文革造反，基本上没人种庄稼，田、地大多荒废，有点收成也不好。国家早已不供应知青口粮，靠自食其力。林场原来收成的粮食也吃光了，没有吃的、人心就散了，大家各自找出路。林场有两个知青学了点木匠手艺的就跟着他们农村的师傅出外混吃的去了，还剩下三个家庭困难、沒有任何办法的知青就去挖别人地里没挖干净的地方，捡点红苕、包谷什么的粮食回来，饥一顿、饱一顿的在林场苦熬着。
海风回到林场后见此困难情境，心里非常着急，马上跑到公社革委会反映情况；要求解决点粮食，不然要饿死人、要出人命了。公社老领导听说知青确实困难，告诉革委会、万一饿死了知青，上面追究起来也不好交待。革委会才想法给林场知青调剂了几百斤红薯、老包谷和一些小春作物的种子，告诉千万不能把种子吃了。
海风又去把林场指导员请回来，和指导员商量还是要把林场撑起来。我们提出不靠天、不靠地、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口号，带领剩下的几名知青，每天坚持出工。因正是小春作物播种时期，农时不等人；在肚子都没法吃饱的情况下，坚持尽量把小春作物胡豆、豌豆、小麦等播种下去。我们还上山砍柴，为过冬准备了很多柴禾。
寒冷的冬天来了，路上结冰、大雪封山。我们这里冬天几个月基本上都做不了什么事，整天坐在火坑边烤火，直烤得脚杆上都起大块大块的火斑。饿了就在火坑边吃两个烤红薯、烤洋芋什么的充饥。
临近大年三十，人们都忙着准备年货、赶着回家过年。知青也想过年，但仓库里没有一粒米、几个人身上摸不出一分钱，怎么过年？就在我们愁眉苦脸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附近有个村民主动来林场找我们，他说他早就看上我们林场那两株高大的枫香树了，开春后他想修房子。我们就跟他讲条件，让他把他家养的那条大黄狗牵来换。他同意了，第二天他把狗牵来，还背来一筐萝卜。知青们几棒就把大黄狗打死了，连皮都舍不得剐，只把毛刮了，炖了很大一鼎锅狗肉萝卜汤。
三十晚上，沒有除夕的灯笼、鞭炮。在这深山里，外面风雪漫漫、屋内坑火熊熊；几个留守知青围在火坑边，吃着烤红薯、喝着狗肉汤、谈着天下大事，太舒服了！这样的除夕、这样的年夜饭，很多人是享受不到的，也是终身难忘的。
渡过春荒，一直坚持到小春作物出来才有点改善。天气暖和后，在外面逗留的知青也陆续返回林场来了，我们又找公社解决了部份种子投入大春作物的生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整个1967年、1968年就在这混乱、饥饿中挣扎，总算熬过来了。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预示着我国上山下乡政策进入了新阶段，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热潮席卷全国，大量的新知青要步我们的后尘而来了。
1969年初、公社革委会根据上级的指示，宣佈正式撤销社办林场。所有的森林、土地划归附近生产队，本地场员返回原生产队，知识青年可自由选择生产队插队落户。
近五年的社办林场生活结束了，但漫长的知青生涯还远没有结束；新的考验、新的磨难等待着老知青们……
作者简介：邹维兴，笔名、海风，1949年7月生，中共党员。1964年5月由重庆沙坪坝区下乡到四川省宣汉县马家公社务农近八年，其间还作过赤脚医生、代课教师、生产队基层干部。后在矿山当井下矿工七年，改革开放后曾重新走进课堂；随后当过建筑工人、机械工程师，长期在企业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也曾下海经商多年。退休后热爱为知青服务，喜欢业余写作，也曾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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