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升卿之问”考
苏轼《与程正辅书》数札其一涉及“升卿之问”，据《西楼帖》为“蒙惠冠簪甚奇，即日服之，但衰朽不称尔。全面极佳，感怍之至。岑茶已领。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轼再拜”。毛本无“轼再拜”三字，然传世诸本诸帖皆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句。古今学者均将此札系于绍圣二年，苏轼书于惠州，然对其系年、地点均未深入探讨。
系于绍圣二年存在的诸般矛盾
将此札系于绍圣二年，苏轼书于惠州的理由有二。甲、《宋史·章惇传》:“惇意不惬,请编类元祐诸臣章疏,识者知祸之未弭也。遂治刘安世、范祖禹谏禁中雇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诬语书导蔡渭,使告刘挚、梁焘有逆谋,起同文馆狱,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穷治,欲覆诸人家。又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哲宗日:'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其释勿治。’然重得罪者千余人,或至三四谪徙,天下冤之”。升卿之问既指此事。乙、“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一句中“附顾君的信”即《与程正辅书》的另一札“宪掾顾君至，辱手书”，其札落款云“轼再拜正辅提刑大夫兄。十一月十日”。
实以上两论均未考明“升卿之问”发生的具体时间。关于“升卿之问”发的时间据史书主要有四种说法：一、《宋史纪事本末》云“（绍圣）四年……三月章惇议遣吕升卿董必察访岭南将尽杀流人”；二、《皇朝编年备要》云“绍圣四年……十一月梁焘卒……（以下原书小字注）诏以河北运副吕升卿、湖南提举常平董必并为广东西采访，时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要领，乃遣使岭外谋尽杀元祐人，会刘挚及焘已前死，朝廷未知也”；三、《宋宰辅编年録》“元符元年二月，诏差河北运副吕升卿、河南提举董必并为广南西路察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四、《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元符元年……三月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兹分论如下。
一、除《宋史纪事本末》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亦云“《言行录》云，绍圣议遣吕升卿察访广西”，然《宋宰辅编年録》、《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编年备要》皆云吕升卿以“河北路转运副使”的身份去岭南察访的，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云“（绍圣四年）十一月……乙丑，京东路转运副使吕升卿徙河北路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又云“吕升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自京东运判改河北”。又，《宋史》、《宋宰辅编年録》、《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均言因“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而《皇朝编年备要》云“绍圣四年……八月治同文馆狱”。可见“升卿之问”断不会如《宋史纪事本末》所云发生在绍圣四年三月。而《宋史纪事本末》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仍宋史之旧舛，譌疎漏未及订正者亦所不免”。然此处所谓“三月章惇议遣”误出何处？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元符元年三月……诏吕升卿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云“元符元年……三月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可知《宋史纪事本末》当以“元符元年”之事误入“绍圣四年”也。
二、《皇朝编年备要》被誉为“其书取日历、实录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删繁撮要，勒成一帙，兼采司马光、徐度、赵汝愚等十数家之书，博考互订。……特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耳”，其所云“绍圣四年……十一月梁焘卒……（以下原书小字注）诏以河北运副吕升卿、湖南提举常平董必并为广东西采访，时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要领，乃遣使岭外谋尽杀元祐人，会刘挚及焘已前死，朝廷未知也”，且《皇朝编年备要》在上段后云“曾布言'窃闻欲遣升卿按问梁焘之所言，证佐已具，想必不虚，若更遣升卿辈按问，岂免有鍜鍊之嫌？若万一焘不肯承，必须置狱。若置狱，而后承，则天下后世以为鍜鍊无疑矣。何以释此谤况？祖宗以来未尝诛杀大臣，纵焘更有罪恶，亦不过徙海外。’上曰'祖宗未尝诛杀大臣，今岂有此？’布曰'然则何必遣使也，况升卿兄弟与苏轼兄弟切骨仇雠，天下所知，万一轼、辙闻其来望风引决，岂不伤仁政？兼升卿声熖可畏，又济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尢惊骇也。’上改容曰'甚好’……有旨升卿察访指挥更不施行而必亦自东路改西路（以上原书小字注）”，论之甚详则将“升卿之问”定于绍圣四年十一月似颇有理。实则不然，《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其后又云“十二月刘挚卒”，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前段所谓的“诏以河北运副吕升卿、湖南提举常平董必并为广东西采访，时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要领，乃遣使岭外谋尽杀元祐人，会刘挚及焘已前死”必在绍圣四年“十二月刘挚卒”以后。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又云“梁焘先卒于化州，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明年二月朝廷乃闻挚死”，且化州、新州皆属今广东省，可推知曾布所言当在绍圣四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元符元年二月）。
三、今对于三、四两种说法合而论之。《宋宰辅编年録》云“元符元年二月，诏差河北运副吕升卿、河南提举董必并为广南西路察访，蔡京等究治同文馆狱，卒不得其要领，乃更遣升卿及必使岭外，谋尽杀元祐党人”。又，《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元符元年三月……诏吕升卿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原书小字注：二月十七日又三月四日）后三日董必自东路改使西路（原书小字注：事在初七日今并书。罢吕升卿察访广西或因曾布有言，或王巩所见得之，不因布言也，更须考详）”。此两种论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二十日内一人两派同一职务显不合情理，且遍观各史均未云两次派升卿出任此职者，所注“二月十七日又三月四日”，当为“二月十七日”“诏吕升卿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与《宋宰辅编年録》一致，而“三月四日” “更不施行”，之前曾布所论当在二月十七日至二月“朝廷乃闻挚死”之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曾布此言系于元符元年三月辛亥，则误矣，其亦疑曰“又按，挚等去年死距今九十余日矣朝廷那得不知！”孔凡礼先生等皆从三月辛亥说，均误。曾布所论或未全动哲宗，而“已而梁焘先卒于化州，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衆皆疑两人不得其死”，（见《皇朝编年备要》，《大事记讲义》、《宋宰辅编年録》亦载）应确实了触动哲宗。
他如《宋元学案·元祐党案》云“元符元年……三月同文舘狱起，蔡京与安惇同讯，极意罗织远锢，（此段当抄自《弘简録》）……遣吕升卿、董必使尽杀元祐流人。……四月，梁祝之焘卒于化州（此两段当抄自《宋史全文》或亦参考了《太平治迹統類》）”之类以谬传谬遝匝纠缦之言，皆无待庸述指陈，滋不再论。
另，据“十一月梁焘卒”，“十二月刘挚卒”，“梁焘先卒于化州，后七日挚亦卒于新州……明年二月朝廷乃闻挚死”亦可推知宋时今之广东省到达开封的奏报约需八十日左右。亦可證“挚等去年死距今九十余日矣朝廷那得不知！”之問。
又，《苏文忠公全集》云“绍圣四年七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㢘州”；《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云“（绍圣四年闰二月）甲辰诏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蘓轼，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载《昌化军谢表》云“臣轼言，今年（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可见若传世诸本诸帖为确，此札当在苏轼已离惠州至儋州昌化军的第二年。
一个新版本的新啟示
又见《东坡先生石墨》拓本一册，中无“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轼再拜”一句。若依本帖则“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轼再拜”一句为羼入，观其与程正辅诸札，以此结尾亦无不妥，则本帖给我们的启示是，若传世诸本诸帖为确，则打破了过去学界认为绍圣三年后苏、程二人遂无联系的观点。因此札前后无有瓜连，亦无其他史料影证二人于绍圣三年后或有往来，若本帖更可采信，则可系于绍圣二年，苏轼书于惠州与致程正辅诸札于时间地点一致。
又，札云“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众所周知《表忠观碑》毁于“元祐党禁”，如《梅磵诗话》云“元祐党禁苏文忠文辞字画存者悉毁之”，则《表忠观碑》之存毁亦为推断之线索。又，梁章钜云“钱梅溪曰'苏文忠公《表忠观碑》有四：一刻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即《宣和书谱》所称有张有篆额者，今不存矣。一刻，绍兴二十九年岁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曾孙婿左朝散大夫、权书工部侍郎杨契重刊。一刻，行书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学，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陈柯重摹，今立在涌金门外重建表忠观御书堂前右庑,两面刻者是也。……’按此述表忠观碑之源流,无有简而该似此者。”则此处“杭人送到《表忠观碑》”当为“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者，然此碑具体毁于何时古今学者均无论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云“（宣和五年）《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诏毁苏轼司马光文集板，已后举人习元祐学术以违诏论，明年又申禁之。’【案】宋史无此，李埴《十朝纲要》系七月甲子，《九朝编年备要》曰'中书省言，福建印造苏轼司马光文集，诏令毁板，今后举人传习元祐学术者，以违制论。明年又申严之，冬又诏曰'朕自初服废元祐学术，比岁至复尊事苏轼、黄庭坚，轼、庭坚获罪宗庙义不戴天，片纸只字并令焚毁勿存，违者以大不恭论。’ ’靖康初罢之。盖诏毁元祐之学，崇甯初卽有此禁，此时因刻板故复申令也，费衮《梁溪漫志》曰'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周煇《淸波杂志》曰'崇甯三年，淮西宪臣霍汉英奏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又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诸路所刻碑。从之。’ ”《六研齋二筆》亦云“然公（苏轼）之薨未㡬，词翰皆为世大禁，而狗䑕之徒如霍汉英辈，犹鸣吠不已，磨剗焚炳无所不用其极而。”可知“有赵清献官阶九十余字”者当毁于崇甯三年或四年。则《表忠观碑》之存毁未可为判断提供支撑。
浩按：昨日公众号推发的《<汉语俗字研究>疏误一（论“掉”与“丢”）》一文，颇有对于“丟”的解释疑惑的，此处顺便说两句，早期“丟”字皆是“一去不还”的意思是，比如唐代《成唯识述记》、《大唐开元礼》、《仙苑编珠》的“丟”。而且要注意“丟”字就是“一去不还”的“一去”构成的，后来撇起的“丢”字乃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