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祖师爷：中国的“洛克菲勒”荣氏家族
佰年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的洛克菲勒”，这样的王牌称号一直围绕着荣氏家族，他们在商场上纵横驰骋、独领风骚。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更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百年中，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荣氏家族经历过多次常人难以想象的戏剧变幻，几番动荡，浮沉不已，但最终都能化险为夷。
为什么说现在是进入涂料行业最佳的时机呢？
看到这个题目，一堆涂料厂的老板都要开始激动了，说我们现在连生存都感到困难了，你还鼓动别人来投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呢？这样的反驳不无道理。
过去的20年，中国的涂料行业可以用“高速发展”几个字来形容，关键是全行业基本上保持了40%-50%的毛利润，超好并且稳定的利润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产业群。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中国的涂料厂总数超过14000家，你信不？而其他的行业经过血腥的价格厮杀，很多由以前的上万家、几千家变成了现在的几百家、几十家，甚至十几家，在中国、下面的数字特别能反应涂料行业的现状：
第一， 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领域，所有的企业都在进行公平的竞争；
第二， 这是一个由外企和民企主导的行业，全世界排名前十的涂料巨头，都在中国市场并且干得热火朝天；
第三， 中国排名前十的涂料企业竟然有八家是外企，并且是一至八名；
第四， 面对超过5000亿的涂料市场需求，最大的涂料集团销售额也不到140亿元（是人民币），从另一方面反应没有真正的垄断企业在涂料行业；
第五， 这是一个在国民经济领域渗透性极强的领域，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要用到涂料，从飞机、大炮、桥梁、高铁，到所有的家用电器，如冰箱、洗衣机，甚至我们所用的手机都离不开涂料；
第六， 相对于被涂装的物件，涂料所占的成本相当低，你如你在北上广深买一套房子价值超过了500万，而将房子漂漂亮的刷一遍仅需约二万元，记得这是包工包料的价格，并且是高端的乳胶漆品牌；
第七，一万多家涂料厂对应着数千万的客户群，相对弱势的客户群体（尤其是民用装饰漆领域）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我想象不出有谁去百安居买几桶涂料还可以赊账，强势的品牌和大的涂料企业都拥有良好的现金流，我记得有一世界著名的涂料集团竟然多年来没有银行贷款；
这么好的行业和领域，竟然找不出几家像样的上市公司，绝对令人费解。
为什么说现在是进入涂料行业最佳的时机呢：
第一， 整个中国涂料行业正面临一场革命性的巨变！从环保的角度，政府正要求尽可能不生产、使用溶剂型涂料，因为这是产生VOC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之一，可目前整个市场溶剂型涂料的占比仍然高达55%，并且非常的“偏科”！目前水性涂料主要集中在内外墙装饰涂料（就是我们所说的乳胶漆）；占市场10%的粉末涂料主要集中在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领域；其余应用更为广泛的领域，例如飞机漆、船舶漆、汽车漆，还有形形色色的防腐领域都是溶剂型涂料的天下，而这一格局在今后五年内政府要求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扭转。这就是机会！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的中小涂料企业都不具备开发替代溶剂型涂料产品的能力和实力，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一波由政府刮起的革命中淹没掉；
第二， 尽管涂料生产制造是一个物理加工的过程，但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是化学品，所以涂料厂绝对会“列入化工厂的战斗序列”，既然是化工企业，他所生产和使用的化工原料或者有毒、或者易燃或者易爆，所以会被政府“赶进”化工园！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中国超过90%的涂料生产企业都没有在化工园区内。而现在进园条件十分的苛刻，像沿海地区你投资额如果没有2亿，销售额达不到5亿现在“想混进化工园”难度非常非常的大。既然上万家中小型涂料生产企业都没有可能“体面”的进园，等待他们的前途就是关门或者被人收购（收购一般不靠谱，很多人会选择挖你的团队）；
第三， 涂料是绝对刚性需求，如果上面两条成立，今后的三年中国的涂料市场会面临严重的供需不平衡，供求关系的失衡对任何企业家来说就面临着机会，作为有抱负的你不可能视而不见吧；
第四， 纵观全球的涂料市场，美国不到100家，欧盟也就是100多家，可以很负责任的说中国以外全世界的涂料生产企业加起来的数量可能还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尽管中国占了全世界涂料生产和需求的35%左右）！面对未来的涂料企业应该是有规模的企业，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有开发新产品和开拓市场的能力的企业，靠一味的模仿和抄袭在将来的涂料市场是混不下去的，尽管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小型涂料企业在模仿抄袭的同时还异常的勤奋，可未来中国的涂料市场认的不是低质量的勤奋，而是高质量的结果和实力！
第五，我曾接触过一些超大型的涂料使用客户，例如三一重工、例如南车集团，我曾经服务的世界级的涂料集团也拥有大量的巨型客户，几乎没有人对涂料的性能和品质是满足的，因为他们的产品在发展，他们对于产品所穿的这件“衣服”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工业领域，产业和行业的集中度在迅速的提升，例如你现在已经看不到有小企业在生产洗衣机、彩电和手机了，30年前你会发现中国遍布拖拉机厂，而现在的拖拉机厂也就是几十家，不会超过100家，而这些产业集中度迅速提升的下游不会对中小涂料企业产生兴趣！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不具备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你无法对他们遍布全国甚至全球的企业提供有效的售后服务，甚至你也没有能力对所做的业务进行赊账。
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化工集团，动不动就上马100万吨的乙烯、100万吨煤制乙二醇，上游这些基础化工品领域基本属于资本驱动型，技术门槛不高，因为上游所需要的技术你是可以买到的，标准化的作业、标准化的技术和标准化的设备造就了谁都可以有效的规模化、一体化！谁都可以有效的将生产制造成本降下来，例如一体化装置生产苯乙烯就比外购原料生产苯乙烯制造成本低10%以上。三年以后，中国基础化工原料市场会面临令人恐惧的产业过剩，尽管需求在增长，但现在的增幅远低于扩张速度，不要看到现在的乙烯、丙烯、环氧丙烷赚钱，三年以后你再看看？
往下游延伸，现在真的是进入涂料产业链、涂料行业最佳的时机了。因为涂料这个行业非常奇妙，拼的是产品的差异化、拼的是服务、拼的是你对市场、对产品的理解力、拼的是产品的美誉度（品牌），而这些是无法被标准化的，也无法轻易被别人剽窃走的。今天的涂料中国市场规模大约在5000亿元，我们的直接出口占比应该连2%都不到；相对而言，整个亚洲能跟中国在技术上一争高下的涂料企业可能只有日本，但产业的发展拼的不完全是技术，更多的拼的是对新事物的感知速度，而老态龙钟的日本企业更多的是按部就班做事，在速度上面早已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这也是很多老牌的赫赫有名的日本企业在迅速的衰落的根源。
至于涂料生产的技术，有可能替代溶剂型涂料的一定是水性化、辐射固化和粉末化！如果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用纯天然材料生产制造的涂料将来一定会大放异彩，例如现在市场开始火起来的所谓矿物无机涂料，还有曾经辉煌过的用棉花制成的涂料一定会被人们重新唤醒，当然这个唤醒的过程也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至少你制成的硝基漆所采用的溶剂体系不可以含VOCs吧（目前来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今天你所使用的很多的产品放到20年前你也认为不可思议，像做得非常薄的电视机，又例如触摸屏的手机，等等。
出身贫寒十几岁便开始做学徒
荣氏兄弟出身贫寒，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锡遭遇战乱，其父荣熙泰的三个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个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杀。荣氏一门几乎灭绝，荣熙泰因为在上海铁铺当学徒才幸免于难，后安定下来相继生下荣宗敬、荣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于家境贫寒，在兄弟俩十多岁时，父亲就让他们去广州、上海等地做学徒谋生。
创办广生钱庄
后来，荣熙泰投到广东厘金局总办朱仲甫手下帮忙理账。1895年荣熙泰因病离职回乡时，已有几千块银洋的积蓄，1896年，他与人合资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经理与会计。荣熙泰一生勤恳踏实，他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做生意切忌投机，要坚守踏实、稳健的行事作风。两兄弟一直遵守父亲遗训，稳妥经营钱庄，从不投机倒把，几年后便掘得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这也成为后来两兄弟创业的基础。
进军面粉行业
荣德生南下广州时，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创办了保兴面粉厂，有保证兴旺的意思，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就已经是面粉厂的全部家当。
陷入风水官司风波
荣氏兄弟的工厂创办并不顺利，当时无锡乡绅联名告保兴面粉厂“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而且在古城边竖立烟囱，必将“破坏风水，有伤文风”，知县谕令责成面粉厂饬迁移。消息一出，纷纷传言荣氏兄弟建面粉厂触怒了乡绅办不下去了；股东们也来询问，有的甚至萌生退缩之意。最终一场风水官司风波直接打到了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刘坤一是个洋务派，把讼书给驳了回去，这样一场历时10个月的风水官司风波才算了结。
面粉滞销险些关张
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很差，当地谣传“机制面粉看着白，却没有营养，吃了会不消化”；加上江南人以大米为主食，面粉主要销路在北方，而荣氏兄弟从来就没有跨过江，北方市场完全没打开。保兴苦撑一年后，大股东朱仲甫见实业无利，决定撤股，但兄弟俩人却决定增资，并四处筹钱，并将面粉厂名字改为茂新。
初露经营天赋
在改名之后，荣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营销上的能人，专门去打开北方市场。他们在销售上还动了很多脑筋，比如在面粉包里随机放进一块铜元，作为“彩头”，给消费者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促销花样在很多年后仍然有效。1904年，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面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来。两兄弟还十分重视对新技术的投入。1905年，他们得知英国的制面设备比法国的要好，马上决定购进六部英制钢磨机器，生产能力顿时翻了一番。不久后，他们得悉美国研制出了新的面粉机，性能更加优良，于是又下决心举债采购。
成为面粉大王
从1912年到1917年，无锡的荣家兄弟一口气开出了九家工厂。茂新面粉厂办了八年之后，终于站稳脚跟，到1910年，工厂产量比初建时大了十倍，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厂。这时候，两兄弟兵分两路，老二荣德生留守无锡，老大荣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荣宗敬在上海新闸桥开出第二家面粉厂，起名福新。他在股东会上提出，为了扩大再生产，三年内不提红利，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滚雪球”。为了加快“雪球”的滚动速度，以冒险为乐事的荣宗敬采取了新建、租办和收购等多种手段。在上海滩上，他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兴面粉厂（两年后全资收买，改名为福新四厂），到了冬天，在中兴厂东面，新建福新二厂。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厂的旁边吃进土地，建起福新三厂。1916年，荣宗敬又远赴汉口，建福新五厂，第二年，租办上海老牌的华资面粉厂华兴，改名为福新六厂。从此，无锡荣氏兄弟的名声轰响于中国商界。
建立棉纱帝国
创办于1905年的振新纱厂到1912年的时候已经很赚钱了，每年可得利润20余万元。1915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机36台，第二年投产开工，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赢利更是惊人，从开办当年的2.06万元增加到22.2万元，3年增长10余倍。
中国期货“祖师爷”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
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风潮，荣宗敬借机联合其他实业家和商人，于1920年3月1日，同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
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从此，夺回了面粉和纱布期货价格主导权。
收购日本人的纱厂
荣宗敬还干了一件让中国商界很长脸的事情。1917年，他出40万元买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经营的纱厂，改名为申新二厂。自1884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斗丝惨败后，上海棉纱业先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国企业竟有气魄和能力收购日本企业，一时成了埠上让人津津乐道的新闻。
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又一轮抵制日货风潮爆发，荣宗敬看准机会，上演了一场做空日元的好戏。荣宗敬先是一连几天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当收到日本几家大银行组成银行团来出面维持日元后，指示下属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迹地吃进200万日元。
当在日本银行团出面维持下日元出现回升时，荣宗敬又让下属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日元将下跌的舆论。一时间连上海各银行、钱庄、欧美商人及银行也开始大量抛出日元，外汇市场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汇价再次急剧下跌。此时荣宗敬杀了个回马枪，动用全部资本购进远期日汇(期限为6个月)，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半年后，日元汇价逐步上扬，荣宗敬按照新的比价兑回到期的日汇，几乎净赚400万日元，几大日本银团却损失惨重。
管理上“恩威并用”
荣德生认为，工厂办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与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生产。他自许“恩威并用”，推行严格的《工务规则》是“威”，施行惠工政策、劳工自治区无疑就是“恩”。严格的一面，比如规章规定职员要戒鸦片、戒赌博、戒酗酒、戒斗殴、戒调戏妇女，一旦违反立即解雇。
另一方面，1923年，他在申新三厂开始推行职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办“劳工自治区”，到1933年正式推行。教育方面，相继开办了不收费的职工子弟小学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参加过识字班。此外还办过多期工人养成所等。惠工政策包括发生活补贴，上班期间工人免费在厂就餐；垫支服装费用，统一为工人制作服装、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费医疗；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内放电影、演戏等；还有带薪年假制度，只要职工服务满一年，经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两星期。服务满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间照发工资。因公致死发抚恤费、安葬费50元，一般死亡发丧葬费6元。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荣氏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当时申新纱厂约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纱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占28%，茂新和福新的面粉厂规模占全国同行业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业总数达21家，赫然是当时国内规模第一的民营实业集团。荣宗敬曾很得意地对友人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岁大寿，在贺寿堂会上，他很兴奋地对济济一堂的宾客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吾今已届六十，纱锭数达到六十万，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纱锭要达到七十万、八十万……”
遭遇危机
1934年，荣氏家族迎来了最暗淡的一段时期：家族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国内通货紧缩，人心浮动，而日渐增多的民国政府赋税也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紧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疯狂的举债扩张和巨额投机
荣氏的危机，除了客观原因，和其长期执行的经营战略也有很大关系。荣宗敬大胆扩张，见到机会咬住就上，他的经营哲学是“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是一个典型的激进战略痴迷者。“多买一只锭子，就像多得一支枪。”早就成了荣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从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的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巨亏1000多万。当1934年陷入危机的时候，申新资产共值6898万银元，而负债达6375万银元，处在一个十分紧绷的状态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银行已无一家肯对荣家放款，连荣氏参股的16家钱庄也关上了大门，荣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杀。
兄弟分歧
荣德生节俭自奉，生活简朴，平日一袭长衫，布衣布鞋，一顶普通的瓜皮帽，饭食简单，不吸烟，不喝酒，不喜欢宴会，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烟壳写便笺。荣宗敬则认为“排场是公司经济实力的外场表现”，他的座车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轿车，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气派的办公大楼，他弟弟心里就有不满，觉得用人既多，耗费日增，而且从此多事。
荣宗敬买下英国人的一幢三层花园大洋房，门楣、窗沿都有美轮美奂的雕花，窗户全是当年进口的彩色拼花玻璃，装饰极其奢华。兄弟俩性格不同，经营作风上也有许多不同。荣宗敬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荣德生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荣宗敬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荣德生重土，比较保守些。荣宗敬着重上海，开工厂集中于上海，认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经济调度便利，电力没有问题；荣德生着重内陆，他计划向南京、徐州、连云港、郑州发展，买了一批地皮，认为内陆这一带出产原料，工人工钱便宜。
人生污点
1937年12月初，日军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21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等。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协会”的第一次准备会议召开，会后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虽然荣宗敬表示“吾人必须勇往直前，做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需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但此举仍被视为汉奸行为，上海市商会、总工会等20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几天后陆伯鸿则被国民党特工暗杀，顾馨一家中被投掷手榴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并与1938年病逝于香港。
为抗日做出重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荣家兄弟把茂新四厂库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担小麦，以记账方式给第三集团军做军粮。“八?一三”事件后，他们第一批捐出5万袋面粉及大量慰劳品。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荣德生以“乐农氏”之名首先捐助面粉一万包，后来又捐出两万包，其中一万包用来救济难民。
“孤岛”再现辉煌
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陆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在这段时间，荣家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天元计划”和“大农计划”
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产业遭受重创，但荣德生在古稀之年还有着雄心勃勃的“天元计划”，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领域，想由面粉而扩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纱布扩大到印染、丝绸、麻葛等，机器从翻砂、铁工扩大到重工业，能自造各种母机，办学从小学到大学，筑路则环太湖接通，要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元实业公司”系统。他说自己不是资本家，而是事业家。1942年他还替国家拟订“大农计划”，主张在甘肃、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广，工、农、牧、学并举。但由于内战的爆发，这些计划最终都流产了。
荣德生遭绑架
1946年4月25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轰动一时。绑匪们向荣家勒索50万美元。当时荣家的资金大都用在恢复企业和扩建新厂上，要拿出50万美金绝非易事，但又怕延误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33天之后，终于筹齐50万美金，荣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下令查办。案件最终侦破，追回了赎金，但负责查案的人却向荣家索要破案费，荣德生为了酬谢军警当局和有关方面，先后付出60万美元，仅军统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万美金，外加一栋小洋楼。
荣德生选择了留在大陆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荣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营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荣智健和中信帝国
1978年，荣毅仁受国家之命，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国际融资。几乎就在同期，荣智健放弃了清华的研究职位和家人，独自去香港闯荡。1986年，荣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总经理。此时，荣智健已来港多年，早已不是那个初入商界的名门之后，他的一番资本运作成绩，似乎是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不仅仅只是荣毅仁的儿子。2002年开始，荣智健登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这与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作为一个大型国企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能够敢于冒出头来做首富的，荣智健应是第一人，他由此频频进入公众视野，张扬其个性。作为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与李嘉诚等富豪的勤俭不同，生活较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风，虽令香港人士对中资企业的观感改变，但仍引来不少“挥金如土纨绔富豪”的议论。荣智健对此很不以为然。2009年因投资外汇巨亏而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2014年9月香港证监会起诉中信荣智健，为“炒汇案”4500股民讨赔偿。
荣宗敬后代“衰落”
相比荣德生的后代，大哥荣宗敬的后人显得有些“没落”了。荣宗敬逝世后，其儿子继承了他张扬、奢华的生活理念，然而却没有了他在事业上指点江山的能力。1949年前，荣宗敬儿子荣鸿元等过生极其奢华的生活。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目睹荣鸿元、鸿三兄弟当时的奢靡生活，荣公馆里整天都是赌钱、跳舞，大开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说，现在淮海路上的美国总领事、日本总领事官邸分别是荣鸿元、荣鸿三的住宅。1948年9月4日，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篮桥的特种刑事法庭上当庭放声大哭。荣家虽然请了章士钊等三位名律师，但荣鸿元还是被关押了77天，幕后交易进行了70多个晚上。到11月18日开庭宣判6个月监禁，缓期2年。荣鸿元元气大伤，出来不久就携带着大部分的资金撤离大陆，去了香港。荣宗敬的孙辈目前则分散在香港、巴西、德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