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西诺西：被病毒改变的人生
1984年，艾滋病病毒被发现后不久，西诺西受邀前往美国旧金山总医院举行讲座。旧金山，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危机的中心，一时间，病毒发现者即将到来的消息不胫而走。
讲座结束后，一位医生找到她：“弗朗索瓦丝，您愿意去重症监护室看看吗？有一位艾滋病人想要见您。他的情况很不好，估计最多也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了。”
在重症监护室，西诺西见到了垂死的病人：皮包骨头，瘦得不成样子；30岁不到的小伙子看上去就像个70多岁的老头。“病人当时连呼吸都很困难，听他说话相当费劲。”西诺西回忆，“但通过微微张合的嘴唇，我看到他对我说了声‘谢谢’。”
西诺西有些吃惊：“你为什么要谢我？”
病人已经气若游丝，艰难地吐出了六个词：“Not for me, for the others.”（不是为我，是为其他人）。
几小时后，病人离开了人世。
那天的景象震惊了前去探望的西诺西，也永远地烙在了她的脑中。之后的岁月里，每当西诺西闭上眼，那时的画面仍然频频出现在她脑海中：临终前，病人握着她的手，真挚的感谢，透过彼此的手心，相互传递。
那一年，西诺西38岁。这幅画面，激励着她此后的全部人生。
“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感觉他在握着我的手。”她悄悄拭了拭眼角，声音有些颤抖，“那一刻，我对自己说，作为科学家，我要对这些病人负责。”
HIV的诞生
“对病人负责。”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科研之路时，西诺西或许并没想这么多。日后所有的故事，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
1982年末，还是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的西诺西接到了临床医生、传染病专家威利·罗森鲍姆（Willy Rozenbaum）的电话：“弗朗索瓦丝，你能帮我找出导致一种奇怪疾病的病毒吗？”这是一种此前西诺西从没听说过的疾病。
这并不奇怪。这种日后被称作 “艾滋病”的神秘疾病1981年刚在美国被发现，1982年的法国仅有50个已知病例。作为最早在法国发现艾滋病的医生，罗森鲍姆与他的美国同行们一样， 正面临着研究止步不前的烦恼。在巴斯德研究所下属医院的一次午间讲座中，罗森鲍姆向医生们描述了这种疾病——患病者大多是身处壮年的男性同性恋，他们出现了包括寄生虫病、多种病毒性感染在内的免疫缺陷问题。讲座快结束时，罗森鲍姆问：“在座的有研究逆转录病毒的吗？”台下一片沉默。
回到诊所，罗森鲍姆向好友弗朗索瓦丝·布伦-韦齐内特（Françoise Brun-Vézinet）抱怨，连巴斯德研究所这种全球微生物学的顶尖机构里都没人能帮得上自己。
“不不不，罗森鲍姆，我在巴斯德研究所接受过病毒学方面的培训，我清楚地记得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教授、吉恩-克劳恩·赫尔曼（Jean-Claude Cherman）教授和一位年轻的女士给我们上过有关逆转录病毒的课程。”韦齐内特说，“如果你愿意，可以打电话请他们帮忙。”
韦齐内特所说的女士就是西诺西。年末的时候，罗森鲍姆找到了西诺西。当时，她正在蒙塔尼耶的团队研究逆转录病毒序列对肿瘤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
“你们觉得HTLV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吗？”罗森鲍姆问。
HTLV，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1977年人类发现的第一种逆转录病毒。作为逆转录病毒的代表，HTLV能明显地摧毁人类免疫系统，因此罗森鲍姆推测，逆转录病毒应当是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但西诺西在心中产生疑问——由HTLV所导致的T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其特征是刺激淋巴细胞不受控制的增生并产生癌变，最终导致患者发生严重的免疫缺陷和多系统并发症而死亡。而在罗森鲍姆的描述中，恰恰相反，患者的淋巴细胞数量在不断减少。
“你的假设可能不正确。”西诺西告诉对方，“不过没关系，我们研究过动物的逆转录病毒，也知道如何培养淋巴细胞。我们可以利用现有技术来看看HTLV和这种疾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西诺西看来，在疾病后期，大量的细胞已经死亡，免疫系统也已崩溃，此时病毒 赖以存活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要分离出活病毒是很困难的；只有在疾病的早期、在病毒处于复制活跃期时才有可能分离并鉴定出病毒。因此，她决定把研究的重点放 在疾病初期的患者身上。此后的实践表明，这一想法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年12月，罗森鲍姆发现了一名艾滋病无症状感染期的年轻同性恋者，他的颈根部出现了肿大的淋巴结。在征得患者的同意后，淋巴结被取下，并切割成四块，其中一块送给西诺西进行活检。
1983年1月，淋巴结培养在巴斯德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开始。由于逆转录病 毒的特征是能够产生逆转录酶，从而用病毒RNA逆转录为病毒DNA，再从DNA→RNA→蛋白质的表达过程，因此只要找到逆转录酶，就可以肯定逆转录病毒 的存在。逆转录酶大量出现在细胞分裂增殖的阶段，要找到它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细胞大量分裂增殖，而通过细胞培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巴斯德研究所这一寻找病毒的小组中，西诺西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细胞培养专 家。她并没有像研究HLTV病毒那样将培养物放置数周再做观察，而是每隔一两天就观察一次细胞生长情况。经过两周的努力后，她果然在培养基中发现了逆转录 酶的踪迹。看来，艾滋病的“元凶”很快就要现身了。
然而，情况却出现了异常——培养基中的细胞开始大量死亡。这是难以解释的。假如这种病毒是HTLV“亲戚”的话，它应当会引起细胞大量异常增生，而不是相反。
究竟发生了什么？细胞还在死亡，时间正一点点流逝。西诺西说“那真是让人焦虑的几天”。培养基被微生物污染了？培养环境不合适？一系列可能引起细胞死亡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可T淋巴细胞仍在大量死亡。
“我们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根本不同于HTLV的全新病毒，它可能正是通过导致淋巴细胞大量死亡来引发艾滋病的。”西诺西说。
为了证实这一想法，一位同事飞奔到巴斯德研究所对面的血库，索取了健康献血者的血液。西诺西从血液中分离出淋巴细胞，将其放入了含有病毒的培养基中。回忆起那一刻的场景，她的眼里全是光芒与兴致，“病毒‘获救了’，他们获得了新的‘工厂’，培养基中逆转录酶的含量急剧上升，随后又是细胞的死亡。奇迹出现了！”
1983年2月3日，在巴斯德研究所显微镜室的电子显微镜下，人类第一次与HIV狭路相逢。从此，我们与敌人正面相对了。
我根本没想到，艾滋病会成为一场全球灾难
在周遭迅速发酵的狂喜中，西诺西却相当淡然，“病毒发现后，我们根本没时间去兴奋，团队人数不多，还有很多后续工作需要完成。”
他们首先需要从其他艾滋病患者身上提取样本检测，重现这个新的病毒，“要知道，科学发现的可重复性非常重要”；他们还要确认这种新病毒就是艾滋病的致病元凶，并且要区分新病毒与HTLV-1之间的差异。这一系列工作就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的时间。
1983年5月20日，西诺西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将发现正式发表在了《科学》杂志上，称他们已经分离出一种新病毒，很可能正是这种病毒导致了艾滋病。
西诺西说，自己曾经想到过这或许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但她没有想到，日后的人生会和病毒有着怎样的牵绊纠葛。她更没有想到，艾滋病会成为20世纪全球最大的灾难，并延续至今。
没错，病毒被发现后，乐观的口号不时从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嘴中冒出。时任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海克勒说：我们预计可以在两年内研制出艾滋病疫苗。
然而，研究并没有在这看似的光明下乘胜前进。西诺西说，现在看来，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科学家太“天真”了——那时艾滋病被称为“4H”病，因为疾病被认为只在四类特定的人群中传播——同性恋者（Homosexual）、血友病患者（Hemophiliac）、注射海洛因者（Heroine Human）和海地人（Haitian）。“直到1985年，通过在非洲的调查，我们才发现忽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途径——异性传播（Heterosexual Infection）。”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艾滋病人慕名来到巴黎，他们守在巴斯德研究所门口，仅仅是为了见一眼研究者——离巴斯德研究所近一点，说不定就会多一丝治疗的希望。他们中的很多人身无分文，所有的行李只是一只小小的手提箱。有病人问西诺西：“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研制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压力、纠结、沉重、无助……内心的五味杂陈交织在一起。而这时，她又陷入了一场“谁才是艾滋病病毒的真正发现者”的风波。
这是西诺西从37岁到41岁的几年时光——药物研究迟迟不见进展，病人高期望值带来的压力，旷日持久的发明权纠纷，一触即发的焦虑感……她身心俱疲。作为一名病毒学家，她深知科学发现和研究需要时间，不应带给病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病人离世所激起的伤感让她告诉自己：快一点，再快一点。
“For the others”，她始终没法忘记“旧金山病人”握着她的手离开人世的那一幕。漫长的几年里，她摸索、推敲，她放下科学家高居象牙塔的身段，走出实验室，来到艾滋病患者中间。“我和很多艾滋病患者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正是这份常人不及的关切，给了艾滋病患者不离不弃的温情和护佑。
这是“我们”的诺贝尔奖
1996年，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问世。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该疗法阻止了病毒在人体内的繁殖，使病情得到控制。艾滋病成为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
这释放了西诺西积聚多年的压力，而减压后的日子却一下子变得无比落寞，她抑郁 了。“这么多年，我们始终处在巨大的压力下，经历了太多的悲伤，目睹了无数人的离开。突然间，你得知这些病人有救了，一切看上去都不那么糟糕了。一瞬间， 压力全没了，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西诺西没有避讳什么，“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罹患抑郁。当时得抑郁症的不光我一个，好几个研究者都 是这样。”
她不得不寻求医生的帮助，在服用了一年的抗抑郁药物后，终于恢复健康。
2008年10月6日，惊喜从天而降。这天下午，一位法国记者、也是西诺西的朋友拨通了她的手机：“弗朗索瓦丝，我有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你在说什么呢？”此时的西诺西正在柬埔寨参加一个与艾滋病相关的会议。
“你得了诺贝尔奖！”
“我在开会，我没时间听这种玩笑。”她没多想便挂断了电话。
但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电话源源不断地打进来。身边人跟她开起了玩笑：“弗朗索瓦丝，我们有种预感，有好事将在这里发生。赶紧把你的手机给我们。”
根据传统，每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都会向获奖者打电话告知喜讯。这一次，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压根找不到西诺西。经过一番周折，柬埔寨当地时间的晚上，西诺西终于接到了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话。
“那边的第一句话是，你也许已经知道这个好消息了吧。”回忆起那一刻，西诺西开心地笑了。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一份公报中说，西诺西和蒙塔尼耶的研究成果让研究人员能 观察艾滋病病毒如何复制，以及如何与受感染者的体细胞相互作用。这又进一步让研究人员开发出验血等确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办法，延缓了病毒的传播。公报 说，西诺西和蒙塔尼耶的研究成果“是我们从生物学上理解艾滋病与利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对抗它的先决条件”。
这注定是让西诺西难忘的一个夜晚。前来道贺的不光有柬埔寨当地的科研人员，很 多艾滋病人也手捧鲜花表示祝贺。而西诺西却谦逊地说，艾滋病毒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而是逐步被发现的，病毒的发现是科研工作者与临床医生紧密合作，从临床到 实验室再到临床的过程。她说，诺贝尔奖不光是对自己的肯定，更是世界所有与艾滋病斗争的人，包括科学家、临床医生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共同荣誉。“这不光 是我的诺贝尔奖，更是‘我们’的诺贝尔奖。”
她似乎更愿意用“艾滋病共同体”（HIV-AIDS community）来形容所说的这个“我们”。她说，在艾滋病共同体中，专家和患者的努力缺一不可，“我记得艾滋病刚发现时，患者会自发组织自我教育的 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压根不起任何作用，直到成立了艾滋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专家和患者共享信息，组织学习，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艾滋病防控合作，需要中国的加入
获得诺贝尔奖后，西诺西曾说：“我能想象，在未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我可能要参加很多的社会活动，但我希望这一切最终都能归于平静，然后我将继续从事我的工作。像我们这样搞研究的人，已经习惯了寂寞的生活。”
但她还是无法阻止来自四面八方的热情和尊崇。她被爆满的行程牵着走，总在世界各地跑，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她刚从法国飞抵上海，参加中法建交50周年相关活动，采访结束后，她又立刻赶到北京，参加2014年度艾滋病学术交流大会，然后再飞回法国。别忘了，她已经68岁了，在中国，这已是做奶奶的年纪。
受国内高校、学术界之邀，西诺西已经好几次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举行讲座，但 她还未以个人的身份同国内相关机构进行过艾滋病防控方面的合作。在她看来，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设备、有资金、有能力在防控艾滋病方面取 得进展。“中国应当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控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中国的加入，一起帮助资源短缺国家的人民。”
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这项重要的社会工作，西诺西已经做了很久。
1985年，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艾滋病人痛苦地躺在病床上，药房是空的，医生人数很少，唯一能做的就是握着病人们的手，抚慰他们安静地、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她说：“见到这种场景，你就会明白，你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
同越南、柬埔寨、喀麦隆等亚非发展中国家合作二十余载，她深知“政府意愿”对 防治艾滋病多么重要。2009年3月，教皇本笃十六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避孕套不能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事实上，它反而会加剧艾滋病问题”。这让西 诺西异常愤怒，她公开去信本笃十六世，表达了对该言论的抗议。
她的性格里始终有着这样强硬执拗的一面——她曾亲眼目睹在一些政府不作为的地区，艾滋病是如何在人群中疯狂蔓延的。为此，她向很多国家的总统或第一夫人写过信，“比起以前，现在不少国家的首脑们已不难接触和对话，但要他们接纳意见，就要花上无穷的精力与耐心”。
她提起自己在柬埔寨的所见所闻——新 世纪初，各种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涌入柬埔寨参与艾滋病防治，起初他们非但帮不上忙，反倒把这个贫穷的国家搞得一团乱。柬埔寨负责艾滋病防治的领导试着协 调各方力量，“既然你们来到了我的国家，那就应该听我的分配。这个组织，你去柬埔寨北部地区；那个机构，你去南部的那家医院。瞧，这居然奏效了！”西诺西 说，“现在，柬埔寨青壮年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明显下降。”
对未来30年的艾滋病研究，西诺西持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她说，这两种观点“不取决于科学家，而是取决于政治家”——比较乐观的一种是，各国领导人继续加大在艾滋病研究和防治方面的投入，科学家迟早能研制出艾滋病疫苗，结束这场全球灾难；悲观的看法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政治家们减少拨款，艾滋病患者无法获得及时的治疗，疾病重新在全球范围大肆传播。“我不知道还能否看到灾难结束的那天。”西诺西说，“我只能呼吁政治家们，他们要对患者的死亡负责。”
科学家应该依据数据和事实说话
2014年7月25日，第20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最后一天，西诺西在闭幕式上作了任职期间的最后一次演讲，这是她担任国际艾滋病协会（International AIDS Society）主席的最后一天。
此次大会上，“密西西比婴儿”（Mississippi Baby）成了热词——会议举行前不久，曾被认为已经得到“治愈”的“密西西比婴儿”在停药两年多后，体内再次检测出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到底能否被治愈？西诺西抛出了两个与之关系重大的词语：“Sterilizing Cure”（治愈）和“Remission”（抑制）。它们之间横亘着的不仅是截然不同的释义，还有值得玩味的业界关于艾滋病治愈理念的转变。
“Sterilizing Cure”是指通过治疗，所有的病毒全部被清除掉；“Remission”是指持续性治疗停止后，虽然没有清除掉病毒储存库，但病毒已经降低到一定水平， 并且完全被抑制，机体免疫功能正常，不再需要治疗，用常规方法在患者血液中检测不到病毒，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的传播风险。
2011年，被称为“柏林病人”的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 Ray Brown）体内的HIV完全不见了。他曾经是名白血病患者，同时也是HIV携带者。在接受了骨髓干细胞移植后，他体内的HIV病毒就杳无踪迹。给布朗捐 献干细胞的人体内有一种名为CCR5-∆32的遗传变异，能够对抗HIV。
“布朗非常具有奉献精神，配合研究人员接受了很多次取样和活检。”西诺西时常会在各类会议上与布朗见面，“从我们目前已有的检测技术和对他的检测结果来看，布朗已经被治愈了。”
2013年3月，法国医生也 确诊了14名HIV阳性患者，这些被称为“维斯孔蒂病人”（Visconti Patients）的病患同样可以在药物治疗结束后生存下来而不会恶化成艾滋病。西诺西表示：“这些患者在感染早期就开始接受治疗，早期治疗对抑制艾滋病 病毒在体内的蓄积很有帮助，并有助于保护人体免疫力，这些病患从停药到现在平均已有9年的时间，尽管他们体内的艾滋病病毒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但数量已经很少。”
在艾滋病大会上，西诺西提出取代“治愈”的观念，转而投入研究获取“长期抑制”效果的“功能性治愈”。但她强调，这并不表示她对治愈研究持悲观态度。
她又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科学家认为艾滋病疫苗很快就能研制出来，但时至今日，可用于临床的相关疫苗仍不见踪影。她坦率地表示，对于艾滋病而言，目前科学家们并不知晓怎样清除病毒，也不知道病毒藏匿何处，即便是发现了病毒潜伏之处，目前也无手段对其进行检测。
“科学家应该依据数据和事实说话，不应该让患者抱有错误的幻想。”她说。
2015年8月，西诺西就要正式退休了，届时其所在的实验室也将随之关闭。她 说，“疯狂”的生活起码将会持续到2017年。也许是自己都觉得太累了，她轻轻叹了口气，“之后可能还会与发展中国家展开艾滋病防控方面的合作，但不会再 从事具体的研究，尽量不对自己做太多的要求。”
没人会想到，西诺西能够在艾滋病研究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20世纪70年代，快要博士毕业的西诺西到巴斯德研究所谋求工作，实验室的负责人嘲笑她：“你们女人只会照顾家人和孩子，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作为？那是不可能的！”
男性世界的偏见刺激了西诺 西，给了她证明自己的决心。这并不容易。彼时，巴斯德研究所的女教授总共不超过5个，往往实验完成了，但男性科学家对结果依然不满意，只因为做实验的是女 性。西诺西在巴斯德研究所默默度过了最初的年月，潜心钻研，磨洗出了最烂熟的技术。其间的“传奇”故事也广为流传——婚礼当天的早晨她还在实验室，11点多，未婚夫打来电话：“你还来教堂吗？”
在科研生涯的末期，她说，要感谢这些人：“谢谢，谢谢你们让我坚持到最后。”
小小的病毒，让西诺西集万千荣耀，也让她背负了太多本不应属于她的责任。在知天命的年纪，她依然透支着自己。年华老去，不老的是那颗依旧牵挂的心。她的研究生涯，包括如今依然在这条道路上不知疲惫地狂奔，仿佛都在为“for the others”做注解。
一直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