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怎样看中国未来：从短期到中长期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10月10日在人大重阳“讲好中国故事，看好中国未来”研讨会上的发言 ）
谢谢王文教授。大家好！我抓紧时间尽量简短说说这一单元的题目，就是怎么看中国未来。
我想谈两层基本看法。第一是在看待中国未来的时候，首先要有个“全面与中肯”这方面的追求。讲全面，对应的“不全面”是什么？2000年前后的时候，章家敦说“中国崩溃”，后来人们把他那一轮的预测看作是笑柄，这两年他又重新活跃起来，说我上次只是说早了，这次一定说准了，中国马上要崩溃。在他说了以后，跟着比较有冲击力的是沈大伟，这个过去被认为发言还比较客观的美国学者，说中国在短期之内就要崩溃了，并说是由于经济和社会、政治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崩溃——我记得中国学者与他有过这方面的观点交锋，看到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说如果再过个15年、20年，中国没有崩溃的话，我愿意修改自己的论点——这里他已经偷换了命题，因为原来说的就是短期崩溃，现在转移到了“长期以后再看”。这些就是属于不全面、不中肯的极端化认识，是不可取的。
另外一边，我们是不是也得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种我也不同意的不够全面、不够中肯的认识，有的学者，至少从他的结论来说，我觉得是出现偏差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已经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我们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美国，而且还给人印象深刻地说，在科技创新力这方面中国也已经超越美国了。在我看来这也是不全面不中肯的。作为研究者，我们还是要力求务实地争取接近实际运行的那个基本模样，形成认识和预测。这是第一层意思，不能展开讲了。
第二层看法，是我们看待中国未来还应该追求“深刻与远见”。在认识上，只是作一般而言的评论，大家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启发，但意义有限，我们研究者在这方面还应追求从现象形态到更有深度的认识，这个深度我认为就是一定要把每一个短期的预测及相关的政策含义和建设性意见，尽量衔接到中期和长期，放到中国现代化所必须完成的经济社会转轨整个过程中。光讲短期肯定深刻程度是不够的，一定要把短期和中期、长期尽可能放在一个历史潮流中来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简单展开说一下自己的基本观点。
短期来看，近一年时间我已经多次讲到这样一个预测，就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自2015年第四季度在6.7%以上这个速度报出来以后，延续现在已经连续多个季度6.7%以上的平台状态，我们要力求把这个平台在它中期化特征出来以后，去对接中长期，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经济在2011年以后的下行，有可能迎来一个探底之后对接企稳的这样一个“由新入常”，就是我们认识、适应还要引领的新常态，要努力争取由“新”（就是阶段转换、速度下降这个已经非常明显的新特征），对接到“常”，即常态的在结构优化支撑下的升级版——增长质量提高状态之下，在中高速的平台上去实现中长期的运行。这就将是由“新”到“常”了。这是从短期来看，我所坚持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顺便说一下，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关于是不是展开了“新周期”的讨论。非常简单地说，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新周期的定义对应到就是阶段转换、经济一路下行以后的软着陆有望探底企稳，我觉得这个论断是成立的，但如果说的是发展方式转变、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在改革概念下取得决定性成果、结构优化走过它那个最艰难的瓶颈期、确立“升级版”的转换已经基本大功告成，那么这个新周期显然是谈论得为时过早了。
再往下就要讲中期了。中期一般是三年左右、三年以上，这个特征之下实际对应着2020年的目标。中国在2020年我认为实现全面小康基本没有悬念了，我们的保证速度是“十三五”开始的时候测算的年均增长速度在6.52%以上，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比如使七千万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无论从保证速度来看，还是从精准扶贫等等努力之下的推进速度来看，全面小康在2020年应该说它的实现是有大概率事件的把握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因为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紧跟着的第二个全面是2020年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三中全会“60条”所规定的改革时间表，现在于推进中明显已经滞后。比如那时候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三大领域的任务，认为相对完成得比较好的是预算改革，第二大领域的税制，六大重点任务现在也就完成了一半。中央说财税改革重点和基本的事情2016年的时候要做出来，现在已经接近2017年年底了，进度明显已经在时间表上滞后了，更不用说第三大领域，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体制关系现在还刚刚在怎样理清事权方面努力寻求可操作方案。至于全面配套改革，更是有步履维艰的种种表现不可忽视。所以，2020年全面小康旁边的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方面，我们有可能和中央原来的战略部署出现时间表上的偏差，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我也深信，十九大会在怎么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方面，给出非常权威的重要指导。
在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强调的中期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看全面小康我们当然欢欣鼓舞，但是看到全面改革有可能无法如愿地按时间表推进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应对这样一个攻坚克难的难度，要寻求怎么样往前冲破这个历史三峡，这是中国达成整个现代化关键的瓶颈期了。一旦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那我认为意味着接着讨论的长期问题视野上，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动力源支撑我们对冲下行因素后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已经从人均三千多美元GDP（对应到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三千美元以上）这个中等收入水平，走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即人均GDP八千美元以上（人均国民收入也和它差不了太多），而国际上的比较中，世界银行是差不多以每年二点几个点来调高那个临界点，我们现在看的一万二左右这个高收入经济体临界点，要有思想准备，再过个七八年要准备它再调高个两三千美元，如果更可靠的话，我觉得要看高到中国什么时候人均国民收入稳稳地在一万五千到一万六千美元这条线上面坐稳。
现在粗粗估略下来，要走完这个过程我们应该考虑的就是2025年到2030年之间。这样的一个演进之下，未来至少还有8-10年的努力奋斗，才能告别中等收入阶段。我理解前面所说的中期到2020年的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就是要给长期目标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如果没有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我们无法真正有后劲去支撑着以持续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前面有那么多的前车之鉴：晓求校长前面说到的阿根廷，100年前跟美国不相上下，现在还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全球的经验数据、统计现象，是90%的经济体到了这个阶段，最后不能如愿走上去。过去有的经济体还会在那个边缘上反复拉锯，而且已经冲过去的成功的先例里，绝大多数对中国毫无借鉴价值，比如赤道几内亚、毛里求斯，等等。近20年，没有一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了。所以，在这一中国面对的历史性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有长期概念的战略思维、战略意识，只有改革按照中央的要求取得决定性成果，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对冲下行因素形成足够的充沛的新动能，实现我们发展动力的转型升级，有后劲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还有什么任务呢？那就要相对更有把握地在提升我们的硬实力的同时，要提升中国的软实力，那篇大文章我们现在可以初步讨论，但是可能更多地先要聚焦我们怎么样真正意识到“行百里者半九十”，要接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历史性的考验。这是我关于从中期推到长期看未来中国的一个基本认识。
最后按照咱们讨论的风格，也谈一点儿现象形态的小故事。前两年在比利时，那个时候听到在欧洲的中国人有个对比：比利时那个环境下，城市中心的水面上有大群的水鸟，环境非常优美，很多出去的中国人说，我们在欧洲这么些年以后，这方面却感觉有新的烦恼，总结叫做“好山好水好寂寞”——比利时居然可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没有政府，社会生活照常，是因为有纠纷政府迟迟不能组成，老百姓却不受什么影响，照样是好山好水，但是他们感觉好寂寞。同时评论中国——不否定在中国发展的同时还有矛盾累积、隐患叠加，这是中央文件里正式表述的警醒我们的说法——说看到中国是“好脏好乱好热闹”，这个“热闹”后面跟着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语意了，即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吸引很多过去在海外寻求发展的精英现在调头回到中国来想一试身手。我想说的这两句话后面，还要注意到，直观的好脏好乱，在中国现在也已迅速在改变，比如北京市现在整顿市容的成果不能否定，另外我去过很多的中小城镇，包括过去说非常欠发达的贵州毕节那个地方，现在人家的中小城镇也非常干净，也越来越漂亮。那么这个直观的“好脏好乱”在改进的同时，我们的“好热闹”的这个后劲可是仍然存在的，中国的市场潜力、市场魅力，全球的投资者谁都否定不了，关键是怎么把中国的事情做好。这里面顺便说一句，形式主义地追求的“不脏不乱”，也可能带来误区。我看到统计数据，北京市已经拆掉了两万多家的临街店铺说是要整顿市容拆违建等等，还宣传了拆广告牌这些事，成绩要肯定的同时，是不是有可能走得有点儿过头的形式主义，我们还要总结和借鉴其他大都市早就总结的经验。有关部门想要规定以后北京城区的餐饮店一定要70平米以上才能开张，我觉得这就明显走偏了。而且这个拆违建之风，现在已经传染到了北京的郊区，有些地方大棚里弄得鸡飞狗跳，这方面是不是要有点务实的态度去注意掌握好火候。我们在另外一些具体的事情上也值得注意，比如环保非常正确，就是要整治脏乱，要可持续发展，但是环保搞成风暴，搞成运动，动不动弄得底层、草根层面生存都成了问题，那可能在度上和方式上就没有掌握好了。我认为环保这方面尽量不要搞运动式的风暴，要拧螺丝，要配套改革，要在这方面考虑到中国这个渐进过程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里面的理性程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要掌握好理性的供给管理这个实质。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