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的民间书法社团是哪个？有多牛？
中国最大最牛的书法团体当然是中书协，但中书协有官方背景，而最牛的民间书法团体是沧浪书社。孙晓云当选中书协主席后，网络上曝光了她1994年申请加入沧浪书社的申请书，让沧浪书社又回到人们的视线内。
孙晓云申请书沧浪书社很牛，有多牛呢？首先看看沧浪书社的成员：周持、白煦、刘恒、白谦慎、王镛、刘石开（石开）、朱大霖、王歌之、潘振元、张少怡、卫知立、张士东、陆家衡、包伟东、华人德、王建平、周玛和、储云、胡伦光、穆棣、卞雪松、陈浩金、余国松、曹宝麟、郑必宽、恽建新、薛龙春、吴振立、黄惇、言恭达、孙晓云、马士达、沈培方、乐心龙、潘良桢、沃兴华（已退社）、马奉信、王冰石、郭子绪、徐本一、于明泉（于明诠）、王乃钦、许雄志沧浪书社是怎样成立的？1987年以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以及各省、市分会是书法活动的主要组组织者，但是有人觉得单一的体制内的组织，不能完全满足书法发展的多元需求。民间组织更有利于推进横向联系，倡导自由探讨、平等民主的风气。作为书法活动、交流、研究和提高的有益组织形式，民间书法社团应该与体制内的组织多元并存。1987年，为了恢复结社雅集的传统，沧浪书社成立。书法在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从事书法，不应再将它作为业余消遣的小技，而应将它作为一种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这是沧浪书社社员结社之初的共识。在书社成立伊始，就有社员向总执事华人德提出建议，书法、书社不是某一阶层、某一组织的附庸，沧浪应是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要无所依傍，不受左右，才能在书坛发挥其功能。并建议要扫除将一个民间社团的理事、主席看成官的陋习，因此书社只设执事与干事负责日常工作，且这些职务不对外宣传。在书社章程中，还明确规定社员之间一律平等，社员可以对书社的工作提出建议与批评，在社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有退社自由。书社的成员可能有着不同的知名度、不同的领域成就，但都应该放平身段，平等民主地交往。华人德在书社成立会上的发言中特地强调了集体观念，要求社员能经常联系，交流信息，要做到资料共享、知识共享。各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专长、技术为大家服务，有些难得的资料要翻印后转交各位社员。社员有一己之得，也常常会公诸同人，白谦慎在一封写给书社的信中，提出大家应有意识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他特地介绍了由郑丽芸所翻译的《日本现代书法》一书，建议书社同人阅读。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书法热潮空前高涨的时期。要在鱼龙并下的情势下立定脚跟，获得社会的注意，举办展览和编辑出版物几乎是所有书法社团与个人努力的目标。沧浪书社当时的活动方式也不例外。他们除了集会、品评作品、观摩古代书法遗迹之外，也在寻求一切机会创造条件办展览、出集子。在书社早期的社员通信中，这是一个十分醒目的主题。他们对于先办展览还是先出集子，办什么样的展览，展览作品如何装裱，各场馆的费用信息等等，各抒己见，各献其才。王镛在写给华人德的一封信中，建议书社最好办主题展，这样易于为出版部门接受；或者办小品展，可以省去装裱费。如此细致的考虑今天已经不多见了。书社社员一切都从大局考虑，而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书社成立后，无论是日常开销、开年会、编通讯，还是联系展览、装裱、拍照、印刷，都要花力气，都要花钱。苏州社员潘振元、朱大霖、卫知立、张士东等人承担了许多琐碎的工作，毫无怨言。八十年代后期，艺术品市场化未成风气，因此筹措书社的活动经费难上加难。书社的经费除了社费之外，主要靠社会捐赠与销售作品、图书。1989年6月21日，言恭达在写给华人德的信中说到社员要为集体多作牺牲，多作贡献，自己正在到处托关系觅寻资金。而白谦慎除了帮助书社在台湾的艺术杂志进行宣传，联系在台、在美展览之外，还要为筹集赞助费奔波。在1988年12月8日写给华人德的信中，他提出将书社的作品集运到美国销售的打算，同时表示募款和联系到美办展是他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时，一位社员好不容易联系到了赞助单位，所有社员都会分担书写作品的义务。从书社召开几次年会的情况看，除了社员在笔会上书写的作品之外，承办地的社员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贡献更多的作品。但是为了书社的集体利益，没有人计较这些。
1987年12月21日，沧浪书社在苏州沧浪亭畔成立，社员们在沧浪亭合影留念书社的集体观念与民主意识还体现在制度的建立上。比如他们要求社员注意介绍优秀的新社员，新社员必须品行端正，并有相当的书法创作与理论水平；要经过两位社员的介绍，由三分之二以上社员通过才准予入社。后来加入书社的新社员，无论名气大小，都经历过这样的民主程序。在1998年书社的第五次年会上，已担任两届总执事的华人德，提出自己将不再担任新一届总执事。他认为民间社团尤其不应该搞终身制，一个人做的时间长了，书社就会变得暮气沉沉。培养、建立一种制度，其影响力要比某个人的影响力大得多。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新的社务机构，书社才会更有活力。他的这一要求得到社员们的赞同，在此次年会上，言恭达当选为总执事。沧浪书社不讲求做大，而立足做强。因为发展过速，摊子过大，容易流于形式。时间一长，书社就成了空架子，成了可有可无的聚会。因此书社一直将提高大家的的创作水平与学术水平放在首位，在书社内部倡导民主平等的交流与批评，以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研究精神来开风气。
沧浪书社
沧浪书社活动社员在在集会或通讯时，总会直陈社友作品的种种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社员余国松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参加书社，深感“高层次”的压力，自己的字不顶上去是不行的。1987年开完苏州年会回到安徽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所受到的冲击，觉得自己过去只是在胡闹，而现在的作品却有了突破。在当时书坛杂志的评论中，谀词颂歌不绝于耳，既无益于世，亦无益于被捧之人。华人德希望同人能扭转这样的风气，相互间展开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使被批评者能接受、思考，并有所改进。他将自己首先推到了被批评席，“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苟能儆世，此余之愿望，万勿有所留情。以通讯为月旦，请自人德始！”《沧浪书社通讯》至今保留着书社社员之间互相批评的文本：余国松批评华人德讲求静而忽略动，批评曹宝麟点画过于清晰；华人德批评余国松框结构的折角太过；白谦慎批评华人德追求含蓄，反不如过去开张；潘良桢批评沃兴华变形过度，而储云擅长短线，长线略显逊色；华人德批评沃兴华支离破残，显得不自然。在1989年的徐州年会上，批评言恭达与沃兴华的作品甚至成为会议日程中的重要一项。并没有人去计较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大家明白，所有的批评都是真话，都饱含着社友间的情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道理总是不错的。沧浪书社有很多社员在全国的重大书法篆刻展览中获奖，有些还成了全国展览的评委。相信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书社整体环境与社友间不顾情面的批评，对于创作水平的提高也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今天的书坛，吹捧之风有增无减，当年的那些真诚批评显得弥足珍贵！
社员间除了书法作品的批评切磋之外，学术上的争论也时掀波澜。潘良桢在撰写《汉学与今隶》一文时，曾请华人德提意见，华人德讲了一些看法，其中一部分为潘良桢的论文所吸取，但是对于汉代隶书的成熟时间问题，他仍有保留意见；潘良桢还与余国松就书法“丑”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余国松将“丑”等同于“自然”有欠准确，余国松在《与良桢论书》中称赞潘良桢的批评绝非敷衍塞责；白谦慎在准备一个会议发言时，曾写信给潘良桢，谈到八大山人书法与碑学的关系，潘良桢在一次常熟聚会上与华人德谈起这件事，华人德认为白谦慎的观点有误，于是驰书辨之。随后白谦慎在致华人德的信中，表示对于碑学要有宽泛的理解，碑学追求古朴稚拙，清初八大山人与郑簠都有这样的审美倾向。其后，潘良桢作《书白谦慎答华人德书后》，亦承认郑簠、邓石如等人都是碑学的早期实践者。碑学形成非一朝一夕，酝酿已久。沧浪书社成立后，不定期编印一份《通讯》，共出了20期，每期并不很厚，后来装成了5册合订本。除了书社新闻、社员动态、通信、诗词题咏、书社经费之外，时常会拿出很多版面刊登社员的学术论文与书法批评文章，如穆棣《怀素〈自叙帖〉中“武□之记”考》、《米芾“参政帖”帖文考》，张士东《隶书源头辨析》，潘振元《王宠的生平与书法艺术》，余国松《书“书肇于自然”辩》，陆家衡《关于当代隶书创作的思考》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书社对学术的重视。事实上，书社不仅集中了一批书法创作的好手，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史专家。一些社员参加了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华人德、曹宝麟、黄惇、刘恒等人还分担了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四卷的撰写工作，该书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正是由于学术与艺术并重，书社社员在两方面都取得累累硕果。真诚地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并带动一种良好的风气，这是沧浪书社结社的目的所在。坚持了二十年，并且在书法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的社员当年意气风发，如今已是两鬓成霜。回首书社的历史，他们可以对所有的付出感到慰藉。沧浪下一个二十年会是怎样？再下一个二十年又会是怎样？爱惜书社的声誉，坚持书社的宗旨，切实提高创作与学术水平，我们期盼走得更远、做得更强。